我们知道，要理解人类的文明，当然需要理解人类的认知，但同时，也需要理解人类的行为——因为人类的行为是在认知指引下而展开的，但这个认知指引，会产生二个基础的方向，即合作体的利益方向，与个的利益方向，这二个利益方向，在个体展开其行为时，其实在大部分是并不重叠的——即合作体的利益方向与个体的利益方向，在很多时候并不保持一致，而利益作为人类行为展开的一个主要的激励机制，将在大部分的时候，决定个体行为的选择方向，并且最终也隐形地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对人类行为展开的利益存在的深度理解……
即什么是个体行为展开的利益存在？在对人类利益存在建立理解以前，我们先来谈一谈，人类文明成就的取得——人类文明成就的取得，固然依赖人类的认知指引。但人类的认知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如果没有化为实践的行为，就不可能取得任何的文明成果。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即坐而论道，永远是空的，不可能会有实质性的成果。一切人类实质性成果的取得，都依赖人类行为的展开。如果没有起而行之，那些坐而论道，就永远是无用功。所以行为的展开对人类而言，是实现其文明成果的主要的手段，当然，也是个体目标得以实现的必须的步骤。如果一个个体，没有实际的行为展开，他的目标就永远停留在空想状态。所以人类行为的展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人类行为展开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呢？为什么人类会展开其行为？尤其是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什么因素促使人类去展开他们的经济行为？其实如果我们对利益有深度理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生活行为、政治行为、学习行为、交流行为，本身都含有深度的利益动机。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如果一个自然环境下的生命，其为什么会展开其行为？是因为它受到其内在欲望的激励与驱动。即动物的行为驱动机制是欲望。人类固然有欲望的驱动机制，因为人本身是一个生命体。但人类的社会行为与自然环境下的生命所展开的行为，在绝大部分的情形下是有差别的。当然也保存了一部分自然行为的方式，如欲望的驱动机制，人类在欲望的驱动下，也会展开一系列的行为，这些行为，在人类社会里，基本被限定在人类生活行为的类别里。人类在其它方面的行为的展开，如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学习行为以及大部分的交流行为，本身都是基于另外一个驱动机制而展开的，这另外一个驱动机制，就是人类的利益激励……
要真正对人类的行为建立理性的理解，我们就需要正视人类行为的利益存在，这是构成人类行为展开的核心激励，是人类社会的第一驱动力。这一点，其实中国古典时代的先哲们对此就有着深刻的理解，司马迁在其传世的名著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明确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一个和尚，当他看着秦淮河里来来去去的无数的船只往来，人们问他，这些船只为什么往来？和尚简单地说，无非为二，一者为名，二者为利。其实为名的行为的展开，如果进一步考察，依然是为最终实现其利益——即利益事实上构成人们在社会行为展开的第一激励。我们可以把不同社会利益分配方式，视为一个社会的核心激励。即一个社会主要的激励机制，就是利益分配的机制。只有真正理解了人类行为展开的利益激励，我们才能理性地介入对社会的深刻理解……
但究竟什么是人类的利益存在？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更多的，人类相信，在社会互动中，个体对其利益存在的把握，其实是一种常识。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容易地把握他自己的利益存在，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他需要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如果你对复杂的社会文化、价值、伦理与规则体系，缺失常识的认知，你可能还真认识不到自己的利益存在。
利益是一个社会观念——在自然的状态下，人类不需要使用利益的观念来表征他们需要与之互动的事物及其相应的目标。利益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或者存在于人类追求事物变化所实现的目标之中。人类的利益分为二类：已经实现的利益，与未曾实现、但将在变化过程中渐渐地得到实现的利益，已经实现的利益，通常会有归属。而未曾实现的利益，会有一个人类与变化互动的实践过程，并通过这个实践过程而有效实现相应的利益存在，而一旦这些利益得到有效的实现，就会在参与合作的社会成员之间实现有效的分配——这些利益的分配机制，通常已经在与变化互动的实践过程展开以前，就得到事先的约定。如果没有这种事先的约定，当一个实践促使利益实现的变化过程完成之后，人们就会发现，这些被实现的利益的相互的分配，就会成为一个难题——这会导致争执。所以当那些广泛的未被实现的利益，还处在未实现的时候，人们就需要通过事先的约定，来对那些参与变化过程的社会成员的未来的利益分配方式，进行约定。一旦这个实践过程结束，一个合作体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了整个的利益，大家就根据预先约定的利益分配方式，而分享相应的利益，从而构成一个有效的社会利益格局，这就会让人们有效减少在合作过程中的利益争夺，从而使得社会合作进行高效和有序……
我们前面说过，人类有二种利益存在——第一种是已经实现的利益，第二种是即将实现的利益。但是，我们会发现，人类已经实现的利益，其实是从即将实现的利益转化而来的，即一切已经实现的人类利益存在，本质上都是人类实践过程中所追求的那种即将实现的利益的兑现——所以已经实现的利益与即将实现的利益，其实只是其在变化过程中所存在的位置不同而已。已经实现的利益，是一个完成的变化过程的结果，而即将实现的利益，是一个变化过程中，尚未呈现变化结果的预期可能存在的利益。一旦这个变化结果最终呈现，则预期可能的利益，就变为了已经实现的利益。所以这二种利益存在的合理性考察，我们只需要转向对人类预期利益实现的合作过程进行考察，理解那个变化过程，以及人们参与变化的实践的相应的关系，就可以完成对人类所有利益的合理性考察——即对人类实践中所展开的逐利行为，是我们对人类利益进行深度合理性考察的主要和关键的方向……
我们需要给人类最重要的利益存在，下一个适当的定义。
什么是人类的利益——人类的个体参与社会合作，其所获得的能够满足自己生命目标实现的物质存在，谓之人类的利益。
我在这里，只把利益界定在人类狭隘的物质存在层面，为的是不让人类纷繁复杂的行为目标的方向被淆乱。我们知道，人类有大量的行为，其展开的目标并不为了追逐物质存在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足以改变其他的社会成员，其行为展开是为了追逐物质利益的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只是，那些不去追逐物质利益的人类行为，其构成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少——但这些行为，需要不涉及到社会文化与规则合理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会导致整个社会现实利益格局的改变，这些行为，即使没有明显牟利的目的，也可能会在社会合作体内遭到强烈的抵制——这个涉及到人类对政治机制的调整，我们暂不深入。我们只是说，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展开，如果不指向对利益的追逐，他就可能减少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这些行为，并不会构成一种显性激励，让社会的其他成员改变其逐利的行为动机。所以与其主张人类的社会行为的非逐利的高尚性，不如努力去探索人类逐利行为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对这些行为的规则限制的效率，以及文化合理性的理解，这构成我们对人类社会合作利益调整的制度机制的不同的理解……
人类所追求的利益，在绝大部分的情形下是物质层面的——我们将其限定在物质层面上，其实并不会影响对人类社会普遍行为的一般合理性的理解。所以，我们将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以及如何让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在人类文化合理性所认可以限度内得到体现，并使得人类的规则与制度的约束，努力朝向这样一个文化所期待实现的目标而努力，这构成我们对整个社会合作体利益格局的理性理解。这是一个极端艰难的头脑风暴——我们会在人类的文化与政治存在中，对这样的利益格局展开相应的探索……
人类的每一个生命目标的有效实现，其实都需要不同的物质。如当人们感到饥饿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物质是粮食，当人们感到渴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物质是水。当人们想去祈祷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可以祈祷的教堂。当人们想打麻将娱乐的时候，他需要相应的麻将这样的娱乐工具。当人们想去旅游的时候，他需要交通工具、以及旅游过程中所需要的那些日用物质……本质上，人类任何生活目标的追求与实现，都无法离开那些物质存在，离开了物质存在，人类几乎所有的生活目标，都很难实现——可能有人会说，冥想，是不需要任何物质存在的。人类确实也有很多的人，他们经常会陷入冥想之中，并且把冥想作为他们生活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仅仅是冥想本身，是不需要物质存在，但冥想的地点是需要物质的，你总不能在一个旷野冥想。即使在旷野冥想也是一种现实，如佛祖的冥想，就是在一颗菩提树下，那可以说是在旷里，不需要通过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达摩，他的冥想是在少林寺的一座石壁前面，也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存在，而是大自然本身的一种存在。但是，如果我们反思，其实即使这些看似不需要人类创造的物质支持的行为，同样有着人类物质的隐形支撑。如佛祖是需要穿衣的，需要吃饭的。达摩祖师也是。即任何人类行为对物质的追求，即使努力降到最低，他们依然需要吃饭和穿衣——而这些，同样需要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存在……
我们会发现，人类目标的有效实现，其实离不开物质对这些目标实现的支持。如果没有物质的存在，人类就无法实现他们的任何目标，哪怕是最简单的目标——并且，人类的生存和繁衍，都需要物质的支持，这是作为生命的最低存在所必须的支持，而这些支持，又都离不开物质存在。人类在自然的环境下，其实只追求生存和繁衍，而除此二个生命的最低的目标之外，人类其他的目标，就很少展开。目前这个星球上的普通生命，也是主要只追求生存与繁衍这二个基础的生命目标的实现。人类从他们自然的状态，进化到文明的状态，他们进步的一个方向，其实是拓展了他们更多的生活目标，这些被拓展的生活目标，是不同于生存与繁衍的，我们将其归类为人类的精神目标——前面我们对人类精神目标的存在，作了一个扼要的阐述。人类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个星球上普通生命无法追求和实现的精神目标，是因为人类的能力得到了拓展，人类能够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他们不断拓展的新的生活目标的实现……
人类追求其生活目标的有效实现，还体现在他们对物质追求的丰富性，但人类社会是通过合作而有效地拓展他们的能力的，他们的合作有二种基本的形式——直接合作与间接合作。直接合作，是通过认知指导人们从事生产实践活动，从而使得他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能够成为满足人们生活目标的一种有用的财富——可能这种物质能够直接满足人们的生活目标，也可能这种物质能够间接满足人们的生活目标，如通过把这种物质在一个新的物质创造过程中作为工具或者原料而间接地满足人类的生活目标。这是人类的直接合作，人类的间接合作，当然是不同的人创造不同的物质，然后通过交换的方式而实现合作。这些间接合作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也存在上述满足人类生活目标的不同形式，直接满足人类生活目标，或者间接满足人类生活目标。这样，人类事实上创造了大量的、几乎是无数的物质，这些物质，都不围绕着人类生活目标的满足而展开的——如果人类的物质创造行为，不是最终围绕着人类生活目标的有效实现，我们就会怀疑这种物质创造行为的理性。所以人类的一切物质创造行为，本质上都是最终实现社会成员的生活目标的。但这些物质创造行为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的社会成员所创造的不同的物质的丰富性，这些都会使人们产生一个困境——选择的困境。即人们如何创造他们满足生活目标的物质？人们如何选择这些物质？这构成人类社会合作的首先的困境。人类的智慧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个困境——即人们将这些能够实现人类生活目标的物质统称为财富，并且发明了一种工具，来方便地量化这些财富，这个方便量化人类一切物质财富的工具，就是货币。而一旦人类所有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通过货币进行了方便的量化，人类就获得了他们日常行为展开的一个最重要的效率方向——货币数量的多少。即人们展开其行为时，如果他获得的货币数量越多，那说明他的行为是有效率的，如果货币数量越少，那说明他的行为的效率还有拓展的空间……
我们需要考察人类行为的效率机制问题——其实在这里，我将人类行为的效率机制，简化为一个货币量化的机制，即对货币数量的一个简单判断， 就可以让个体对其行为的效率完成一个清晰的判断，从而有力地引导个体在社会行为的展开。我们会发现，效率机制的判断，其实是二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收益，一个方向是成本。我们会发现，人类如果判断其收益时，他们就以获得货币数量的增多为效率的方向，以获得货币数量的减少为非效率的方向。同样，当人类判断一个行为的成本的时候，他们就以付出货币的多的方向，视为非效率方向，而以付出货币更少的方向，为他们行为展开的效率方向——这二个基础的判断方向，将在绝大部分时候，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合作行为，是人类行为展开的普遍的认知指引……
我们知道，人类任何行为的展开，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如果没有相应的收益，人类就会倾向于不作为——即不展开他们的行为，因为一旦他们的行为没有展开，他们就自然不会为这行为的展开而付出成本。但一旦行为展开了，成本就自然意味着已经付出。所以人类日常行为的展开，都存在对行为展开的收益的判断问题。即这个收益，可不可以支付他行为展开的成本，并且还获得多出的利益，这个多出的利益，就构成他认为的行为展开的收益。一旦某个行为的展开，存在高于成本的多出的利益，他就有激励展开其行为。但一旦这一行为展开的收益，将不能让他行为展开所付出的利益得到弥补，或者会让他的付出多于回报，这样，他就会产生得不偿失的判断，从而倾向于不展开该行为——即人类在社会行为自动展开的机制，在于其收益能够高出其付出——只有在收益高出支出的情形下，人们才会在社会动态的运行机制中，自动展开他们的创造行为，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所以，对人类行为的效率的评估，是与行为展开的收益与成本进行综合判断而获得的结果，由这个综合判断而获得的结果，构成一个社会成员行为展开的利益存在，也构成一个社会成员对其行为展开的效率评估——没有这样一个有效的个体效率评估机制，人类对其社会行为展开的合理性，就无法得到显现，人类可能就会在一种混沌状态下展开其行为。而在混沌状态下展开的人类行为，其实是人类所自然抗拒的——人类的行为展开，已经形成了由认知指引的某种固有的形态，一旦没有对自身行为的效率的有效评估，人们对其行为的展开就会存在疑虑，他们可能会徘徊不前，而努力展开对他们在这一行为展开过程中的效率情况进行更仔细的评估，从而获得行为展开的利益方向，然后他们才能渐渐地产生对行为展开的那种积极性。人类一旦获得某种行为的效率方向，他们就会努力朝着这个效率方向而前进，从而构成人类在社会合作体里行为展开的核心和关键的激励——人类文明的一切成就，其实都是在这一激励的机制下所展开的——当然，我们还需要对人类行为的文化合理性与规则及制度合理性的深度理解，这也构成人类文明合作成就效率高低的核心考察方向——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效率考察的认知范式，将是我们对社会合作理性建立理解的前提条件——我们会在对人类政治行为进行解构时尝试回答这样一个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
在我们展开对人类社会复杂的逐利行为的核心理解之前，我们确定需要将人类的利益存在进行适当的简化，当然，这种简化，并不是说对一些人类的逐利行为采取忽略的态度，而是将人类普遍的逐利行为，在一个行为框架内建立统一和一致的理解，这种简单，才构成对人类逐利行为的真正核心的理解——但这种逐利行为，一定要与人类的利益挂钩，也要与人类的行为挂钩——因为人类合作体的内生冲突，一定体现为一种特定的行为，而这些特定的行为，一定是呈现出利益分配的争议的，或者进一步体现在权利的争议上，最终，我们会发现，为了简化对这种冲突的理解，人类解决冲突的时候，就将利益的争夺归结到权利层面——即谁是对某一利益的归属或者行为的展开是拥有权利的，拥有权利者就优先拥有某行为的展开与利益的支配，不拥有权利者，就视为一种侵权行为，从而被社会合作力量所强力阻止——这构成人类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的一般形式，而在对权利建立理解以前，其实，本质上是对人类逐利行为的一般合理性的理解的建立……
当然，在展开对逐利行为的一般合理性理解以前，我们需要简化对人类利益存在的社会理解，而在这里，我将人类对利益的追逐简化到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并进一步将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上升为一种认知的指引，从而将人类对物质的那种货币化，视察为人类社会逐利行为的效率追求的最重要的认知指引，没有这种对财富货币化的工具，人类无法对其社会行为展开的效率方向，产生明确的认知，从而使得人类行为展开的效率方向，就处于认知上的混沌态——所以对货币简化人类行为的选择方向，为人类社会行为展开的那种扼要的效率方向的指引，对人类合作的重要性，我们会在对货币展开相应理解的时候，再深度阐述——总之，货币机制在人类合作体的产生，构成人类合作的最核心和最重要的行为指引工具，其重要性，与人类的语言和文字以及数序与数学，是一样的，是人类合作的三大核心工具之一……你无法分清，货币、语言与文字、数学在人类合作体里，究竟谁更重要！
人类行为的效率追求很重要。因为效率的提升，能够使得人类合作实现很多的生命目标，本质上是提升了人类的自由——人类合作效率的提高，就是人类自由的提高，这一点，我们需要建立理性的理解。但人类究竟如何才能理解自己行为的效率呢？因为面对杂多的物质存在、以及自身行为选择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怎样让人理解自己什么样的行为选择是有效率的？这就是对物与人的行为的价格量化，这种人类物与行为的价格量化行为，能够让人们简单和清晰地明白自己行为的价值，从而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效率方向的指引——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即当存在一个二取一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其实会面临一个取舍的困境，即什么样的取舍是最优的？对物的价格的量化机制，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取舍——即什么物品的价格最高，就可以选择什么物品。在鱼与熊掌之间进行取舍，非常简单，就是选择熊掌——不是因为某个人特别偏爱熊掌，而是熊掌在人类世界里的价格高于鱼，这样，在鱼与熊掌之间就能够非常方便地进行二取一的选择。
在对物进行的价格量化里，我们会在人类的价值机制里进行进一步的阐述。人类的利益存在，在广泛的合作过程中，通过广泛的价值共识，而达成了社会合作的价格量化机制，从而使得人们行为的展开，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效率指引。这就让人们在他们社会行为的所有展开层面，都产生了相应的效率展开的认知方向，为整个合作体的合作效率提供了一个明确而清晰的方向，从而有效地提升了人类离散行为的合作效率，这是人类价格行为对效率的根本的指导作用——我们会在对效率和货币这二个观念进行阐述的时候，再回头来理解人类价格量化机制的深度理性……
考察人类的利益激励，我们会发现，在人们所展开的一切社会行为中，均离不开利益因素的激励。我们先考察人们的生活行为，一个人在社会展开其生活行为，其实是将其已经获得的财富，通过有计划的花费，而有序地实现自己的生命和精神目标。因为，人类的所有生命与精神目标的实现，固然与人类的文化追求有关，但同时，却也需要相应的物质才能实现——没有物质财富的帮助，人们的任何目标可能都无法实现。如食物，人们就需要通过购买才能获得。如果你喜欢足球，你会发现，你需要购买球票，或者需要购买与足球有关的纪念品，或者通过电视来观看实况转播——电视就是一种物质财富，你需要使用货币来购买。电视转播权，可能需要你额外付费。这些都构成你追求某一个精神目标实现的财富支持——人类社会里，个体是通过工作来参与创造合作，获得货币，然后再使用货币来购买你所需要的任何物品，再通过这些物品来有效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你就会发现，有二个效率的方向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你参与社会合作的工作时，你尽可能获得更多的货币。但当你使用这些属于你的货币来购买物品与社会服务，以追求自己的目标的实现的时候，你会努力减少这些货币的支出，以使每一个目标的有效实现，其所付出的货币是最少的，从而使得有限的货币，能够实现更多与更丰富的目标，这就构成你生活行为的效率——即努力追求更优质与较低价格的物品，来实现自己的生命目标——当然，这个机制体现在对同一物品的追求上，人们趋向于以最少的价格来获得该物品。但当人们希望追求不同的目标的时候，就需要看这不同的目标在社会成员里的价值排序，如果他更看重一个目标，即使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付出更高的货币或者财富，而另一个目标的实现只需要付出很少的货币或者财富，但当在他支付能力足以承担的时候，他可能会宁愿付出更高的价格，以追求更高价格的物品，因为他需要实现一个更高的生命目标——即对更高价值排序的生命目标的实现，同时也是个体自由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是另一个激励机制在指导人们的行为，与人们追求同一个物品，愿意以更低的价格获得的效率机制并不冲突——我们会在人类行为的竞争机制里，来理解这种人们行为的激励机制……
我们简单提及了人类生活行为里利益选择的不同的方向——他们倾向于以最少的财富来获得同一物品，这样，他们就可以使用同样多的财富而实现更多与更丰富的生命目标，这就有效地实现了个体生活行为的效率目标。这种效率目标，使得个体能够在有限的财富的情形下，实现更多的自由——这是个体生活行为选择里的一个简单的利益激励机制，我们对此需要有充分的理解。而这个利益激励机制的存在，也为人类社会创造行为的效率，提供了一个社会合作竞争的方向，我们会发现，社会创造就是努力通过降价的方法，来为其他的社会成员提供服务，从而使得这些社会创造行为，本身不得不追求他们的创造效率——因为消费者愿意用最低的价格来购买他们的产品与服务，如果他们不能使他们的产品与服务的成本有效降低，他们的价格就不能降下来，从而会让消费者放弃对他们产品的选择，从而使得他们面临竞争的压力，这就迫使他们努力去提升自己的创造效率——因此，一个社会成员在展开其生活行为时，其对商品与服务的价格选择机制，本质上促进了社会创造行为的效率……
我们来谈人类的经济行为——人类的经济行为包括人类的创造行为、交易行为——创造行为，是人类实现其生活目标所需要的商品与物质，很少是自然界所存在的，需要通过人类的创造行为，来改变那些物质的存在方式，从而形成适合和方便人类生活目标实现的存在形式，这样才能让人们方便选择。但因为人类是一个范围广泛的合作体，很多的创造行为，并不是人们自己消费，而是为社会其他成员提供服务，这样，这些通过创作而创造出来的商品，就需要有一个机制，为社会其他成员所自由选择，从而实现人类的合作——这样，我们会发现，人类的创造行为本质上是直接合作，而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产品进行选择，是通过交易而有效实现的，而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货币充当了交易的媒介作用，从而使得人类的交易行为得以高效地进行，所有的社会合作都能够通过货币的中介作用而充分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合作效率因此也间接地实现了。所以没有有效的交易行为，人类的间接合作就无法实现。当然，人类的交易行为同样是需要成本的，不同的交易形式，人类为此付出的成本就不同。通常现代经济学最推崇的是自由的市场交易制度，这能够使得人类的交易成本最低——当然，自由的市场交易制度，对不同的商品的交易形式是不同的，他有不同的市场机制，对不同的商品交易的市场机制的考察，我们可以理解其效率性，以及与其替代方案的效率的差别的比较理解，但从目前人类的社会实践而言，自由市场会自动产生不同的商品形式，其实现有效交易的市场形式是不同的，考察其效率机理也是不同的……
人类经济行为是人类的核心行为——从圣经原典上，我们读出，人类失去了伊甸园——失去伊甸园的最大的痛苦是，人类不再吃喝不愁——伊甸园里有着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丰裕的物质存在。当人类一旦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人类就发现，他们生存与一切精神目标追求所需要的物质，就都不再自动地出现，而需要通过人类的创造行为来获得。其实圣经的记载是值得怀疑的——人类最初是否生活在一个衣领无忧的乐园里呢？当然，这个乐园是不需要衣服的，因为那里根本就不寒冷——亚当与夏娃穿衣并不是躲避寒冷，而是他们自觉地觉得身体的某些部位是不适宜暴露在外的——这其实是人类的文化观念所导致的行为选择，是人类最初通过穿衣的方式来适应不同的气候环境的时候，给自身的穿衣行为赋予了更多的精神目标，并进一步以文化观念来诠释这种穿衣行为的文化正当性。这应该是人类有了成百上千年的穿衣历史、并且对性产生禁忌与禁固后才会产生的隐私观念，而不会是处于自然与原始状态下的人所自然拥有的观念。但圣经原典的创作者，显然没有对人类穿衣的文化观念进行适当的溯源，而想当然地将他所处的时代的穿衣禁忌，加到最原初的人类祖先的身上，认为亚当与厦娃在获得了人类的智慧后，会理所当然地产生他们那个时代所应该有的文化羞耻感，从而选择躲避上帝，结果让上帝知道他们偷吃了圣女果——但既然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怎么会需要从亚当与夏娃因为赤身裸体的害羞感，才能判断出他们偷吃了圣女果呢？显然，圣经原典里的很多的观点，其实从逻辑上而言，是不通的。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批判圣经的逻辑缺陷。我只是想说，我们的先哲们想象人类有一个曾经存在的乐园，在那里，人类的祖先衣食无忧，生活无忧无虑——这是不是人类生存的最初的情形，依然是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即人类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曾有一个伊甸园，所谓伊甸国园的存在，其实是人类面对他们生存的困境，而那时他们的智力得到了提升，可以适当地展开他们想象的翅膀，因此臆想曾经有这样一个可以让人类生活无忧的乐园……
人类其实不曾失去过乐园，因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从来就不曾拥有过乐园——他们需要通过艰苦的创造行为，来获得他们自身的生存物质，当人类的合作规模扩大的时候，这些创造出来的生存物质，还需要通过一个适当的分配方式，而让每一个成员得到其相应的份额——这构成人类经济行为里的创造与分配，而人类分配财富的方式，正是我们这一个系列里需要着重阐述的方向。虽然财富的交易是人类通过内生合作而自动产生的一种大家认可度很高的高效合作形式，但人类财富分配的方式，显然并不只通过交易来实现，人类还有诸多的其它方式来实现财富的分配，但其有效性与否，就值得质疑了，我们会在接下来阐述人类的交易机制时，对此适当进行提及，并就其对合作效率追求的影响，进行探索。
人类需要经济行为——当然这种经济行为的展开，是人类进化为社会合作体之后的一种全新的行为方式，与自然状态下的生命的追求其生存与繁衍目标实现的方式有了本质的不同。我们才可以从人类新的行为方式里，分解出他们的生活行为与经济行为。但进一步，我们还分解出现类的政治行为、学习行为与交流行为，这些行为，都需要通过对其效率机制进行考察，才能理解人类行为展开的深层的驱动力。因为，人类的利益本质上是一种效率激励——不同的行为展开，人类的利益激励方向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利益激励方向，与行为展开的效率有关——而这效率，进一步与这一行为展开的收益与成本有关。而考察人类的经济行为，其效率考察，其实同样需要从人类行为展开的成本与收益二个层面去展开理解，这才能进一步构成对人类行为效率追求的深度理解……
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展开，我们会发现其利益所在，其实是收益最高，成本最低——我们会发现，通过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收益与成本的考察，就能够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效率展开的一般方向，从而构成对人类经济行为展开的利益所在。如果无法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收益、成本和效率的关系，你其实也就无法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利益方向。但其实人类行为展开的利益方向，并不神秘，也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其实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的基本常识——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其在社会展开其相应的行为的时候，他对自己利益的方向是有着清晰的认知的，正是他对这种个人利益的方向的清晰认知，才能指导他在社会与他人的合作过程中，动态地展开自己的行为，从而保障他自身利益的有效实现。没有这样对自身利益的常识性把握与认识，可以说这个人就处于某种不成熟状态，是一个非合格的社会成员。人类社会合作机制，正是通过每个人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然后在社会合作过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然后达到整个社会合作互动的利益最大化——当然，这只是从宏观的层面泛泛地构成理解，真正的对社会合作效率的理解，还需要理解，这种社会成员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必然会在整个社会合作过程中存在广泛而普遍的利益冲突，从而构成对这个不同的利益最大化的冲突解决方案，即谁在冲突的利益面前需要进行必要的让步，从而构成双方合作的有序——因为这种让步，在自然的条件下是最简单的，即冲突双方通过彼此的力量竞争来决定谁让步，结果当然是竞争失败者失去其利益。但社会合作，却是通过文化合理性的方案，来决定不同的社会成员合作过程中的利益边界，并且通过赋予不同社会成员以相应权利的形式，来决定利益的归属，这样，我们就会自然地介入到对权利的理解，以及人类社会如何推出个体在一个社会所拥有的正当的权利——这将又是一个深邃的话题……
但是，我们知道，个体在社会展开其任何利益的追求——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如果产生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则社会利益的不同归属的文化解决方案，将由权利来决定，这构成人类社会合作的核心——同时，我们会知道，社会合作体所构建的公共力量，是会对权利的所有者提供有效的强力支持的，并且社会内生合作的压力，也会对权利的拥有者提供支持。只有这种支持是有效的，整个社会的合作才会有序，社会合作体才会在最少内生冲突的基础上自然地展开，从而构成人类社会期待的理性秩序……
对人类社会合作的利益存在，我们这里简单阐述了，需要在效率、收益、成本以及冲突产生时的权利归属这些观念上进一步展开分析与理解，当然，这些都构成人类社会合作的重要观念，我们会对其一一进行解构，并且还会进一步在对这些观念的综合理解的基础上，建立深度的理解——这是对人类社会合作的最重要的方向。这里，我们仅仅通过利益的存在来简单展开其存在，并且扼要阐述一下。利益是人类经济行为展开里，最重要的一个激励方向，也是人类社会行为自动展开的一个最关键理解的视角。当然，我们知道人类行为展开的复杂性，单一的利益维度不足以完全覆盖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但如果不能透彻地理解人类的利益存在，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就一定是不到位的，这几乎是一个不容质疑的现实！
当然，前面我们谈到了人类生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利益存在。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人类政治行为的利益存在。对于人类的政治行为而言，如何理解整个政治行为里的不同的利益存在，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认知问题。政治是人类文明里的一种古老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政治行为其实是人类为合作体的有序运行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公共强力，来保障人类合作的某些目标的有效实现。这样，政治行为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某些公域目标的。但这些公域目标的有效实现，通常是通过建立起一些政治组织来实现这些合作体的公域目标的。但政治合作体有哪些公域的目标需要实现呢？这又是一个需要重点考察的地方。而沿绕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展开，又需要解决二个基础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政治组织是需要资源的。这些资源就需要从整个合作体里进行筹集，这构成政治行为里的一个最基础的行为——税收。中国古代时候有一句谚语，谓的是——皇粮国税，天经地义。即是指人们认为，他们日常生活里向国家和皇帝交税的行为，是无可争议的，几乎与天道的意义相拉并论，可见政治里最重要的行为里，其保证政治组织运行的收税行为的基础的重要性。如果无法保证政治组织与机构的税收的稳定性，政治组织的运行当然就无法进行下去。政治运行的第二个基础的问题是，一个合作体里，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政治组织里的成员？这是政治组织必须解决的第二个基础的问题。即政治组织成员的更替问题。这同样构成人类古典社会里最重要的基础问题。通常政治组织的成员组成，传统的人类社会有二种基本的解决方法，西方社会的解决方法是贵族世袭制，而中国给出的一个特征鲜明的解决方案是，考核选拔制。这二种社会解决方案，通常会认为，考核选拔制更具备优越性。但是，资源确定的税收制度，与政治组织人员确定的不同制度选择，本质上都是让政治组织完成其相应的社会功能的，我们需要从政治组织完成其社会功能的视角，去进一步考察人类政治行为的合理性问题。这种对政治行为完成社会功能合理性考察，将与人类经济行为完成其社会功能的合理性考察，具备不同的认知视角，因为，我们会发现，人类经济行为所承担和完成的社会功能，是通过责权利的对称机制进行考察的，而对人类政治行为的社会功能的考察，是基于责权利非对称的认知框架来完成对人类政治行为的理性理解的。当然，对任何组织的考察，都是基于效率与公平这二个视角来建立理解的，我们需要专门建立起对人类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的社会认知视角，只有从这样专门建构起来的认知视角出发，我们才能既窥探到人类政治与经济行为的密码，也才能抽象出这些行为运行的合理性，以及人类有效调整人类政治与经济行为的文化合理性根源，以及人类社会合作对这些内隐的深刻力量进行调整的规则技术——如果不从规则与文化层面上理解人类政治与经济行为，以及进一步在规则与文化基础理解人类政治与经济行为的力量调整技术，人类文明就真的很难达到他们文化层面所追求的有序状态——但对人类政治与经济行为的合理性理解，与相应的社会公共管理的调整技术，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认知难题，也长期困扰人类思想界。因此，我们会对此进行专门的探讨……
但是，在探讨人类政治行为下面的那些基础行为以前，我们还需要理解一个在这些行为之上的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什么是人类的政治行为？我们前面谈到了人类的生活行为，人类的经济行为——其实这二种构成人类追求其生命目标实现的最基础的行为，而政治行为、学习行为与交流行为，构成对人类生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支持。人类要有效实现他们的生活目标，就需要有相应的经济行为的展开。人类经济行为之所以能够得以展开，就需要认知的获得，这通过人类的学习行为来实现。而日常动态的经济行为得以展开，就需要人与人之间动态的交流才能进行。所以学习行为与交流行为，构成人类行为展开的基础。同样，人类的一切行为的展开，都是在一个社会合作体内展开的，而一个社会合作体，必然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基于合作层面的力量方向的调整问题，而这些力量方向的调整，是通过规则技术来有效实现的，这些力量调整的合理性，是通过文化合理性来提供认知指引的——这构成人类的文化伦理认知。而规则调整，首先是一个规则的产生问题——我们会在对人类规则探讨时自然地讨论人类的规则问题。但人类的规则问题，就会自然地涉及到对人类规则的终极调整力量的问题，这个终极规则调整的力量，固然需要人类文化合理性上的解释，但同时需要在合作体内产生一个基本的力量介入机制，以确定人类社会运行的合作力量，如何在规则调整下有序运行，而这个最终确定规则在合作体力量运行方向的力量，就是人类的政治力量。即人类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决定人类合作体内规则运行力量的最终边界。即政治力量，将决定合作体规则运行的最终边界……
当然，对人类力量运行的合理性探索，本质上是由文化来担纲的，即由人类的文化合理性来决定社会力量运行的合理性。但人类如何让力量运行的合理性，介入其实践的行为展开层面，就需要一个将文化的形而上的合理性，切入到人类行为实践的合理性的技术，这个力量切入的方法，是由人类的规则来有效实现的。而这些人类规则的合理性，如果在非政治运行的层面，就由文化合理性所构成的社会认知并进一步生成的社会内生压力来调整——即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的展开，当其不符合人类行为的文化合理性认知的时候，社会成员就会对行为人进行某种程度的负向的价值判断，这就让行为人感到了压力，基于社会成员对社会合作共识的体认，这个社会成员就会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及时调整其逾越文化合理性的行为，构成社会行为的内生压力的调整。但这种内生压力的调整，很多时候只基于微小的利益冲突的调整，一旦利益进入较大的层面，内生压力的强度就不足以完成对合作体内力量行使的调整，从而需要调动公共的强力对其进行调整，这就构成人类社会的政治力量——人类社会的政治力量，其实是对社会公共目标的有效实现而集合起来的一个合作力量，其本质上完成对合作体力量行使的实践层面的终极合理性边界的确定的。即政治力量决定了一个社会实践运行力量行使的最终的确定性边界，人类对力量运行合理性的伦理认知，最终由政治力量确定，并且其政治力量也对人类面对变化情形所产生的规则的变化，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形成人类社会合作力量的规则调整的实践权威……
我们这里简单谈到了人类政治行为，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行使边界的终极的实践权威，其作用是保证社会不同规则来调动社会合作力量的终极的权威性，并且在实践层面上切入，从而成为社会运行的一支强大的公共力量——人类政治力量本质上是由暴力而衍生的，而其成为一个社会合作体规则决定的终极力量，其合理性的认知，也是在政治力量事实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利益格局的前提下，渐渐地被人类的理性所发现的。所以人类的文化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滞后于人类政治力量的事实运行——这就让政治力量运行的非合理性，由于没有一种有效的介入力量来对政治运行进行基于文化合理性认知的调整，人类社会合作体，事实上长期无法对人类政治力量进行真正理性的调整，这是基于社会合作力量运行的那种固有的秩序所决定的。即不同的社会成员的力量生发所形成的认知机制，无法限制处于政治强势的政治人物，其主观意志切入社会合作体，调动整个社会合作系统向某一个非理性的秩序方向的演进，这是人类社会政治力量长期无法得到理性调整的现实描述——关于其深层的根源，我们需要从人类力量行使的离散性入手，我们这里暂不深入……
但是人类的政治行为，是需要利益的激励的，没有利益的激励，人类的政治行为就不会展开——我们会发现，人类政治行为的非理性，其实都是在对利益追逐的前提下展开的，他们抛开了对政治行为的伦理约束，而将政治行为引向了牟利的方向——这构成人类政治行为的普遍的行为方向。但从文化合理性的理解而言，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利益，其实只限于公共税收的层面——但即使这作为一种正当的政治机构运行的利益，其本身也经常超过政治机构运行的正当的必要性，更加不用说，政治运行过程中，这种税收经常会被非理性地滥征，从而构成社会的超额负担——还不包括政治机构在其社会运行过程中，在非税收的层面给社会其他牟利组织的非正当的压力，导致了他们广泛的利益输送——人类政治组织的利益激励，构成他们对社会有序运行的主要的负担——也构成社会合作体内生冲突的主要根源。我们需要对人类的政治行为进行深度解构，这也将成为本系列期待重点解决的问题……
当然，对人类政治行为的合理性理解，也是从效率与公平这二个维度展开的。任何人类的行为，最终都将归到人类合作的效率与公平维度——只要是合作行为，就需要得到公平与效率的考察，政治行为，当然是一种深度的人类合作行为。但如何建立对人类政治行为的公平与效率的理解，我们需要建构一个与人类经济行为水一样的解释框架。前面对人类的经济行为的利益激励的合理性解释框架，我并没有提出。但在对人类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合理性理解框架上面，我们是需要不同的认知范式的。人类的经济行为，需要一个责权利对称的认知范式，或者说责权利对称的分析框架。而对人类的政治行为，却需要一个责权利非对称的分析框架来建立理解……
这一个系列里，我需要着重阐述的是人类的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对于人类的生活行为，我可能只会稍微提及，而对人类的学习行为，我也不会作为一个重点——当然，作为一种基础的社会合作行为，学习行为所完成的对人类知识传承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学习行为所完成的人类知识的有效传承，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的认知何以能够成为个体行为的指引——个体只有在对自然变化有认知的前提下，才能与自然的环境进行高效的实践互动。同样，个体只有在对社会变化有认知的前提下，才会与其他的社会成员展开高效的社会合作，而这一切，其实都依赖人类的学习行为。人类的社会成员，当他呱呱落地的那一天起，他其实是完全无知的，既不理解自然的变化，也不理解社会的规则，当然更谈不上对人类文化的理解，他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完成对人类积累起来的广博的知识的学习，他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然后才能熟练地参与社会合作，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或者文明的成就的创造者，每一个人，当都需要掌握适当的知识，包括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然后才能清晰社会合作是如何进行的，他才能与其他的社会成员进行理性的互动。所以人类的学习行为，是一个基本的社会行为。并且人类的知识体系是无比的庞大，任何个体，穷其一生，都不可能完全掌握人类的知识体系，所以他在这个社会的学习，其实是无止境的，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他永远也无法穷尽人类的知识存在，所以，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其实一生都处在学习的动态过程之中……
当然，学习过程，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有利益存在的。学习的最大利益，就是以最少的付出，掌握人类最多的知识——这是考察人类学习行为的基本方向。即学习其实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必要的成本。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学习过程，人类就无法掌握相应的知识，包括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就无法有效的参与社会互动，但因为一切学习都需要付出成本，所以如何在学习过程中减少学习成本，获得更多的人类知识，就成为理解人类学习行为的一个关键方向。人类的学习行为，传统时代，主要通过语言来习得——语言在习得过程中，其所 携带的知识信息，就自然地为学习者所掌握。同时，人们会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的社会成员进行交流，交流过程中，其他社会成员所掌握的知识，会自然地通过这种交流而为学习者所掌握。当然，任何社会成员，都会自然地观察其他社会成员的实践活动，通过对这些实践活动的理解，也成为他们学习的一个主要方向，自然也获得了相应的实践知识——这是传统社会学习的三个主要的途径，这些学习的途径，是社会成员在其日常行为中自动地展开的，这些学习固然有成本，主要的成本是时间成本，但其学习却在社会成员的日常活动中主动地展开了。这构成社会成员最重要的知识构成——这些知识构成，即使在今天，人类通过学校这样的专门组织来进行知识的传承的时候，这样通过社会学习而获得的知识，依然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其重要性，可能依然被人类的思想者所忽视。今天学术界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一些传统的国家，当其向现代国家转型时，常常会陷于失败。学术界并不清晰这些失败的根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者并没有理解，通过传统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在社会合作里的重要性。思想者通常会重视通过文本与学校专门教育的传承，所产生的知识对社会的影响，却常常忽视日常生活里，语言的习得、日常的交流、对他人行为的观察所获得的知识，在一个社会合作体里的重要性……但这个问题的机理，其实非常深邃，我在此就暂不置喙，以后待有机缘，再对这里的问题，展开适当的探索……
我们谈到了人类的学习行为，是因为人类行为的展开，需要认知背景。而认知并不是人类基因里先天就携带的，需要通过长期和艰难的学习才能获得人类的认知能力。所以学习行为是人类普遍和必须的行为。同样，我们谈到人类的交流行为——人与人之间是一个合作体。但要建立起有意义的合作，人们就需要进行日常生活里的动态交流。没有日常生活里人与人动态交流的机制，你无法实现人类有序的合作。同时，人与人之间争执也是人类合作里的一种必然的存在，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其实是依赖冲突双方各自的暴力来解决。即谁的暴力优胜，他就决定了争执的权利归属——当然，如果这种单纯依赖暴力解决冲突的自然环境依然是人类社会的主流，我们其实就无法谈权利。这种依赖暴力解决争执的方法，就是自然状态下的丛林法则——人类之所以进步，其实就是通过社会合作力量介入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之中，从而通过权利的归属来决定社会对冲突双方里哪一方的支持——这就是通常我们称之为正义之所在，也可以称之为社会正义——即如果自然正义是暴力优胜者说了算的话，社会正义就是权利所有者获得社会的支持。但这种冲突的社会支持，依然需要冲突双方以及冲突仲裁的第三方进行充分的交流，才能让社会清楚，它们究竟应该支持冲突中的哪一方，这也是交流的基础功能——同时，整个社会也需要为哪些冲突并不剧烈、但依然存在权利归属的微小冲突，提供对权利所有者的内生压力的支持——这也依赖社会各方了解冲突的来龙去末，从而为其做出适当的文化判断而提供社会的事实基础，这也需要冲突各方的充分的事实交流——这些，都构成社会合作的基础。没有社会各方的动态交流机制，你无法想象，社会日常生活的互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社会冲突中其他社会成员的文化判断与支持方向的作出、公共强力理性支持的方向……都需要通过充分的交流才能作出相应的判断与行为——这是人类社会合作体系得以建立与有序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其实，我们会发现，人类之所以需要交流，是需要建立起他们有效的合作体——而合作利益得以有效实现，就是人类交流的利益所在。当然，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冲突，与人类日常动态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冲突，都会让社会产生公共力量介入调整这些利益冲突的必要性，而这种介入社会冲突的必要性，就存在解决社会冲突的过程中必须了解冲突双方的事实，然后根据一般的社会文化观念来判断冲突双方的权利归属，来决定社会的支持方向，这也需要相应的交流机制才能完成对此的理性认知——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交流其实是社会利益得以理性实现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如果没有交流，其实也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合作，有效的合作无法生成，社会合作利益自然就会落空——所以交流行为自然地成为社会利益得以实现的基础行为。同时，社会各成员日常动态的互动，必然存在相应的利益冲突，如果社会不能有效介入这些冲突，并根据相应的文化规范来调整这些冲突，则社会的文化目标就无法实现，社会理想的秩序同样会落空。因为我们就很难谈什么文明的秩序问题——所以交流对于社会合作利益的实现与文明秩序的生成，可以说具备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
人类行为的五大基础的类别里，我们能够发现，生活行为才构成人类最终目标的实现。但经济行为却是人类行为的核心。不过，传统的人类实践，政治行为却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不同同的利益格局——但这种利益格局的合理性却是值得商榷的，这需要从对人类政治行为的社会功能层面去展开探讨。而学习行为与交流行为，是人类社会合作体得以生成的基础，也构成人类经济行为、生活行为与政治行为的基础。对人类学习与交流行为的合理性考察，其功能其实是从对人类的生活行为、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支持程度而抽象出来的。我们将会重点考察人类的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而对人类生活行为、学习行为与交流行为只作一个简单的框架阐述——但人类交流行为里的，我们需要通过言论自由这一个人类合作有序的最重要的观念里展开相应的探讨，因为这对人类合作的有序——尤其是打破人类容易固化的负向合作的作用层面，言论自由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并且言论自由也能够让人们获得更真实的社会合作事实，更容易形成人类对社会合作理性的文化判断……这些都是合作的基础层面的问题。
但经济的有序确实构成人类文明的真正的内核。因为人类的经济行为关乎人类合作体的效率与公平，也关乎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引檠的有力与否。如果一个合作体，经济的效率受到制约，人类文明财富创造的效率引檠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当然，这种财富创造的效率引檠受到影响，可能与财富创造之后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公平性有关——如果利益分配的公平性缺失，人类社会合作体的合作效率就肯定会大打折扣，这会导致一个社会创造效率的降低，结果是社会普遍的匮乏与贫穷——但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我们会发现，人们很少会反思是因为经济行为的效率引檠受到影响，而会更加加剧社会合作过程中的利益争夺，会同时导致社会合作的生活层面受到冲击，整个社会的伦理也会受到影响——社会内生冲突也会加剧——所以考察人类经济行为的效率与公平，是我们这一个系列的真正的重点。人类社会只有经济合作层面实现了效率与公平，整个社会的合作效率才能谈得上效率与公平——因为，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人类社会合作的引檠，是整个合作体利益实现的源头方向——没有经济层面的利益创造，人类的利益分配格局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本，所以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人类利益的源头，是人类合作创造的基础。我们需要对人类的经济行为进行努力的溯源与探索……
人类的利益追求，构成人类行为的激励机制——但人类的利益的实现，却需要通过人类的经济行为来有效实现。人类的经济行为如何有效实现呢？人类通过创造与交易来完成他们财富的产生与流转，而在这个财富产生与流转的过程中，自动地实现人们的利益追求，从而使得人类创造的财富通过交易这样的形式，有效地完成其在社会的流转，在整个社会形成相应的利益格局，构成一个整体有序的人类社会的合作体系……
人类经济行为的展开，我们需要从个体与合作体二个层面去理解。个体的层面所展开的人类经济行为，我们通常称之为工作，合作层面的经济行为的展开，我们称之为组织。但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可能有过个体独立从事工作的情形——如一个农民独自在自家的地里种地，这通常也可称之为工作，也可称之为经济行为，并且，如果他所种的地里收获的粮食全部归自己所用的话，他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并没有参与社会合作——但今天，这样的情形已经非常少见了。因为，一个农民他所需要的资源不仅仅只是粮食，他需要通过交易的形式来参与社会合作。即使是种植业，我们会发现，也通常呈现以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即使是最传统的农业——也是在家庭这样的合作体内实现的。所以我们考察人类的经济行为，会主要介入对人类合作行为的理解……
我们要对政治行为进行考察——人类的政治行为对于整个合作体的利益格局影响至关重要。人类的政治合作体系，长期是人类合作体里一个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一个影响合作利益格局的至关重要的力量，构成人类社会合作公平与效率的主要与核心影响的因素——这个因素，我们通常称之为人类的制度因素。很多人认为制度因素构成人类社会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个人也持相同的观点。这一个系列里对人类政治行为的考察，主要是通过公共支持系统的视角，来重新诠释人类政治行为在整个合作体里的意义，以及人类政治行为虽然无法产生创新，但却对人类创新的方向与创新的效率，产生了关键的影响。但什么是人类的政治行为？却是一个重要的认知问题——并不容易得到清晰的理解，尤其是政治行为对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构成关键的影响力，尤其对人类的经济行为的影响——人类政治行为从表面上看是追求公平与正义，但现实的人类政治行为，却是以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名义，而转向对利益的追逐，这成为人类社会合作冲突的主要根源。但对政治行为的逐利本质，虽然是一个普遍的社会事实，我们可能却很难理解，政治行为实现其利益的一般的技术手段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不合理性长期存在，人类却很难扭转政治行为所溯造的社会非理性秩序？这是我们对人类政治行为建立理解的一个关键的方向……
人类政治行为与利益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解构人类政治行为的一个主要的方向。作为一种基本的事实，人类政治行为长期扭曲了人类社会合作体的利益格局——但其扭曲合作体利益格局的基础技术，却并不为大部分人类的思想家所理解。对人类政治行为的考察，需要一个理性的认知范式来重新建立起来。但在对人类政治行为建立真正理解以前，我们还需要就一个人类更基础的观念建立理解，如人类的文化观念、规则观念、权利观念、效率观念、公平观念、正义观念、程度观念、权力观念……如果没有对这些更基础的社会观念建立起理性的理解，其实，对人类政治观念的理解，就很难切入其真正的内核，而停留在对政治理解的皮毛，所以，我们可能会暂时不对人类的政治观念作深入的解构，而渐时对这些政治的外围观念建立起理性的理解，因为，主些与政治相关的外围观念，构成对政治理解的核心……
当然，人类的生活行为、学习行为、交流行为，是同样重要的人类行为。但相对于政治与经济行为所带来的人类合作体的内生冲突，这些行为所构成的冲突可能并不是最基础的，也是相对容易解决的。只是言论自由的观念，可能是我对人类交流行为建立理解时，需要重点解构的观念——因为，言论自由，对人类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走向理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总之，利益行为是非常重要的，是人类行为展开的核心引檠。我们需要对人类的利益存在有着非常敏锐的理解，并且对社会合作体里日常互动的人的行为的展开，其所追求的利益方向，有着清晰的理解与把握，这其实在某种层面上成为了人类社会合作体的一种共识。但是，对利益存在的认知并不成为社会理性判断的唯一的标准，还需要综合对人类合作行为的深度理性的理解，才能理解个体追求利益行为的合理性所在，以及社会限制利益边界的合理性所在，我们需要在一个对社会变化的框架的理解的范围内，来理解人类深层的逐利行为的理性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