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是一种深刻的人性存在，如果我们希望建立对人的理性理解，不需要理解人类的竞争属性。如果缺乏对人类竞争属性的理解，我们其实就无法真正完成对人的理性认知……
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里，我们都会发现，人与人之间是存在一种层级现象的——即人与人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仅是简单的人与人的外貌、性别、年龄、性格、知识、力量上的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的社会成员，在一个社会中的层级位置——这通常被称为人类的阶层存在，不同的阶层，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地位……
我们首先对人类社会成员的那种一般的阶层存在，作一个简单的扫瞄……
人类社会的层级存在，是一个基础的社会事实——几乎在所有的人类文明中，都是存在层级现象的。即使是那些太平洋的小岛屿上的部落，他们的合作规模很小，也存在事实上的层级现象，只是这些层级现象通常比那些规模很大的合作体而言，是比较弱的，是人类层级现象展开的最初形态，但只要是一个合作体，层级现象似乎就是一种天然的存在。比较著名的层级现象，在中国就是士农工商这样的四民的划分——这种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认为具备合理性的，尤其是在农工商这三个层级上，其实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并无明显的区别，尤其在政治地位上，只是通过不同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少，来体现社会地位的不同。但士阶层却是一个较高的等级，拥有明显超过其他阶层的特权——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对士阶层里的优秀者，通过特定的功名形式来确定，并根据功名的不同的等级，来确定不同的士阶层成员的社会特殊权利——这是现代社会通常所诟病的特权。这种特权的存在，在中国却超过了三千年的漫长岁月，以至于中国现代社会对特权的合理性，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认知基础，这是路径依赖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共识。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特权对于社会合作的那种作用——究竟是有效地提升了社会效率，还是降低了社会效率？不过，中国社会的那种层级存在，与印度、欧洲的那种社会层级的分类，是有差别的，即中国传统的士阶层的门坎是并不封闭的，而传统印度的种姓制度——他们之间的种性形成，是通过代季传承而实现有效更替的，并且种姓之间也禁止婚姻，这就导致了他们种姓等级的某种封闭性——而欧洲，传统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里分贵族与平民这样不同的等级，当然贵族里也有不同的等级存在，而贵族也是通过印度一样的血缘传承——这也被视为某种封闭性。而中国传统士阶层呈某种开放的姿态，使得其拥有一定的阶层流动性，这就使大家都觉得这种阶层的划分更有道理——我们需要理解人类早期的阶层划分，其实与他们所承担的某种社会功能是有关的——而这种社会功能，同样是社会运行的基础，离开了这些社会功能的有效实现，社会可能就无法有序运行，但这些功能实现的方式，在古典时代，通常是通过职业的世袭传承来进行的，久而久之，职业就与阶层有了某种特定的联系，不同的职业，意味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同时也就意味着职业的从事者所处的社会位置的高低——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通过职业而形成的社会等级地位，就渐渐地合法化了，并且甚至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规范，并进一步演变成一种社会习俗与行为规范，这样的社会等级制的形成，有着某种深刻的社会合作的内生机理，而对这个社会机理的考察，是社会认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即满足社会功能的那个群体，如何有效地形成他们的社会阶层，并且这个社会阶层，是不是固定不变的，或者需要某种流动性——在一个变化很少的社会里，这种阶层的固化，可能有某种合理性，也因为社会管理水平与社会认知水平的落后，人们也就渐渐地认可了这种合理性，但随着人类合作规模的扩大，我们能够发现，这种固化的社会层级，会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社会利益的走向上，我们会发现，高队层的社会成员，更容易获得丰厚的回报，而其在满足其社会功能方面，通常却并不尽如人意。并且随着人类认知的推进，不断地产生更多的地需求，以及基于这些需求满足的社会新的功能，这些新的功能实现的社会成员，在如何切入他们相应的社会层级上，却存在一个问题，因为高阶层的社会成员，不允许他们的特殊地位受到动摇，不允许新阶层的产生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蛋糕，结果使得社会内生冲突随之产生，并且当社会认知推进的过程中，社会创新的方向就更丰富，如果这些新的创新方向无法在社会中获得更高的社会层级，则社会成员就会趋向于向能够获得更高社会层级的那些知识努力，是拒绝进行知识的创新，这样，就会导致社会发展进步的停滞不前，导致了社会内生活力的失去——所以阶层的固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认知的推进，就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进步的瓶颈，从而导致人类文明演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些阶层固化的现象说不，从而产生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而这种阶层固化的主要的原因，是知识的固化，这种知识的固化，因为某种社会运行的机理，而与社会层级进行了有效的挂钩，结果导致了某种特定的知识与社会层级形成了对应，从而导致了社会分层的固化——最终，人们发现，要打破这种阶层的固化问题，就需要建立起一种知识运行与社会层级生成的动态机制，而拒绝某种知识，自然地成为社会高层级成员的固定的知识，这是现代人类社会认知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把人类依赖某类知识而服务社会的那些成员，固化为某种社会层级，尤其是将社会高等级成员的知识固化为社会高级的知识，从而使得因此而形成的社会层级也自然地处于合作体的高端位置，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常见的现实——中国传统社会认知里，就把儒家理论视为社会运行的核心理论，我们传统社会的士阶层所掌握的就是儒家的基本理论，并且把这作为对社会运行展开的文化合理性解释的主要的理论源泉，而掌握这套理论体系的成员，就自然地成为士阶层的成员，并且具备崇高的社会地位，这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的固化——而印度的阶层固化，也与不同的职业所掌握的知识的不同有关，欧洲的贵族制度也异曲同工，伊斯兰社会，也把掌握其宗教原典的那个群体视为他们社会当然的高等级的群体，这都构成人类社会阶层固化的基本的技术手段——这是人类社会早期阶层固化的一般形式。而这种阶层的固化，其实就成为社会不公的主要的原因，也是导致一个社会知识创新很难有效产生的原因……
从对人性的竞争属性的基础层面的认知而言，竞争的存在，是社会不可避免的人与人之间彼此追求超越的一种事实的存在——这种竞争属性的存在，在自然的环境中也是一种基础的生物事实。在自然的环境中，不同的构成食物链关系的生物，本身也是一种竞争关系，如豹子与羚羊，它们之间就是一种竞争关系——当豹子开始捕食羚羊的时候，羚羊就必然反捕食。于是彼此残酷的生存的竞争就展开了。如果羚羊的奔跑速度无法超过豹子，它就可能被豹子捕食，于是它竞争失败，成为豹子的食粮。如果豹子跑不过羚羊，它的捕食行为就失败了，只好整重旗鼓，再去捕食其它的食物——这种竞争关系，就是自然存在的天敌关系。大量的天敌关系，构成自然存在的天然的竞争关系——其实草与草食动物也是竞争关系——草是一种固定在某一地点生存的植物，它们并不能通过移动自己的身体来逃避被草食动物食用，但它们依然可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生存——如在非洲草原上有一种植物，它的叶子是某种鹿的主要的食物。当地一些土著希望能够将这些鹿进行人工驯养——但一旦要人工驯养的话，就需要将这些鹿圈养起来，于是他们就建筑起一些栏杆，将这些鹿圈在一个有这些植物的圈子里。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鹿就都慢慢地死亡了，而死亡的症状表明这些鹿是被毒死的——结果当地土著却怎么也找不到下毒的人。并且这种鹿他们怎么也没有驯养成功。只要他们企图将这些鹿圈养起来，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毒就会死亡，并且呈现中毒证状，但无论怎么都找不到究竟 谁是下毒的凶手？后来这引起了一些科学家的兴趣——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这些鹿主要食用的食物——树叶。科学家对这些树叶进行了化验。即当鹿没有食用这些树叶的时候，科学家化验了这些树叶，然后鹿就开始食用这些树叶，过一段时间之后，鹿就离开这棵树，再去吃另外一棵树上的叶子。然后科学家再去化验刚才被鹿吃过叶子的那棵树上的树叶，科学家发现，这棵被鹿食用过树叶的树的叶子，现在增加了一种新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叫柔酸，柔酸能够影响这种树叶对于鹿的口感，使鹿放弃了食用这棵树上的树叶，而改在另一棵树上去吃叶子。但这种柔酸本身对鹿是有毒的，如果鹿长期食用这种含有柔酸的叶子，它就会中毒而死，这就是当地土著企图圈养这些鹿却总是不得成功的原因，因为当鹿被圈禁起来的时候，它们没有其它的树叶可以吃，只好反复吃那些含有柔酸的树叶，结果久而久之，这些鹿就因为毒性的积累而死亡。并且科学家还发现一个奇妙的机制，那就是，鹿在自然的环境中，其进食的顺序是逆风而行，即总是向着风的反方向来进食树叶，科学家研究了逆风与顺风方向的树叶的柔酸含量，发现，在逆风方向上，树叶在鹿食用前，并没有含有柔酸，但在顺风方向上，当一棵树被鹿吃过叶子后，顺风方向上的树，本来刚才不含柔酸的，现在也含有柔酸了。这解释了鹿为什么会顺着逆风的方向进食树叶——科学家解释，当鹿进食树上的叶子时，这棵树就启动了防卫机制，而释放柔酸，来让树叶的味道改变，这样，鹿就因为这种叶子的酸味而放弃食用。而柔酸是一种易挥发性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被风吹动，顺风到下游，那些树被这种柔酸的挥发物质所影响，也释放了柔酸，结果导致这些树叶的味道也变差，所以鹿长期以来不形成了一种食用树叶的顺序，即逆风进食树叶，而不是顺风进食。这是一种植物对自身进行的高级保护机制，如果没有现代化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发现，这种一动也不能动的植物，竟然也有能力保护自己免遭食草动物的伤害——这种深刻的保护机制，使得自然界里植物，即使无法通过移动的方式来逃避，但也能够有效地对自己进行保护。当然这也构成植物与动物的复杂的竞争机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事例，是我在网络上通过公开课堂而听到的，时间有些久了，以至于那棵树所释放的化学物质是否叫柔酸都无法准确记忆清楚了，我也尝试重新去找回那段视频来印证一下，但遗憾却并没有找到，只能请识者来指正了，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我记忆里的大根，并不准确，请大家谅解……
当然，前面我所介绍的自然界里的竞争存在，是不同物种之间的生存竞争，这种生存竞争，人类认知对其有深刻的理解与把握，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理论，将其归之为八个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在这种残酷的自然竞争的环境中，只有适应环境条件的物种，才能得到有效的生存。而那些无法适应环境条件的物种，它们就会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被淘汰，从而成为其它物种的食物，失去生存的机会。这种竞争，是自然竞争的主要部分。是上帝创造形形色色的生命时，所同时给定的生命生存环境——当然，为了让生命能够在这个环境中有效生存下去，造物主同时也赋予了不同的生命以不同的力量。前面我们介绍了豹子与羚羊之间的天敌关系——我们会发现，豹子的力量是强于羚羊的，但是羚羊在面对豹子的时候，造物主并没有完全让羚羊失去其生存条件，因为羚羊有一种能够观察环境的能力，这种观察环境的能力，也是所有的生命能够在其环境中求得生存的重要的能力，并且羚羊持续奔跑的能力也强天豹子——豹子在高速奔跑的时候，其速度是快于羚羊的，但豹子的体能，并不能够维持其长时间的高速奔跑，它只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高速奔跑，如果高速奔跑的时间过长，豹子就会因为体温持续过高而死亡，所以它只能停下来休息，调整体能，然后才能继续进行高速奔跑，而在这个过程中，羚羊早就逃跑得不知去向。所以豹子要在接近羚羊的一定的距离内才能启动它的加速机制，这才能让羚羊无路可逃，但这个距离，却在羚羊能够发现的距离之内——所以如果羚羊足够警惕，豹子是到不到这个距离的，这样，羚羊自身的防卫机制，就能够保证豹子在它的安全距离之外，它就能够及时逃跑——这样，豹子并没有绝对的力量来保证每次捕食羚羊都成功。但羚羊也并不能总能在豹子的捕食过程中逃跑成功，因为自然的环境很复杂，如果羚羊在一些有复杂的遮挡物的环境中活动时，它的视线就会受阻，结果导致无法及时发现豹子出现在它的附近，导致安全距离不够，这时它就来不及逃跑。或者羚羊本身也无法在自然的环境中持续保持高强度的对环境的注意力，它可能疏忽，结果导致豹子到了它的附近，它也没有发现，这就导致了它生命的悲剧。当然还有一些羚羊，因为刚刚出生，力量过于弱小，无法保持高速的逃跑速度，就很容易成为豹子的食物。而豹子本身的行动也构成成功捕食的基础，如它们学会了在自然的环境中隐藏自己的行踪，借助那些草木的遮挡，使得羚羊不能及时发现自己，这样能够大大地提高它们捕食成功的概率——总之，我们能够发现，在自然的环境中，猎物与天敌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谁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这样的竞争情形，而是在一种无论是猎物也好，天敌也好，它们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都只是一种概率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所有的物种都有生存的机会——如果造物主在创造生命的时候，给某一种物种以过份的优势，如豹子，不仅其力量远远大于羚羊，如果造物主再赋予它可以无限高速奔跑的能力，这样，只要豹子盯上了哪只羚羊，这只羚羊就几乎没有生存机会，因为羚羊的力量不如豹子，它奔跑的速度也不如豹子，它持续奔跑的能力也不如豹子，当羚羊在所有的能力都不如豹子的时候，豹子在与羚羊的生存竞争过程中，就不是一个概率的胜利，而是一种绝对的胜利，即豹子事实上拥有对羚羊的绝对优势，这样，似乎豹子很幸运。其实这并不是豹子的幸运，而是豹子的不幸，当然也是羚羊的不幸，因为这二个自然界里的天敌，它们的数量平衡就会被打破，当豹子的力量无限强大的时候，羚羊自然就很难有生存的机会，这样，豹子因为生存过于容易，自然地大量繁殖，而这种自然的繁殖，会导致豹子数量大增，这些增加的豹子都需要吃食羚羊，结果羚羊数量大减，导致羚羊种群的数量低于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羚羊就无法完成它们自然的更替，结果就导致羚羊这个种群的灭绝。当然羚羊种群的灭绝，对于豹子来说，也是灭顶之灾，因为它们失去了食物来源，结果这个拥有对羚羊绝对的力量优势的豹子种群，也会因为羚头的灭绝而导致其自身的消亡——这就是造物主在创造生命的时候，其赋予生命以能力时的那种巧妙之处，即它拒绝赋予所有生命相对于其它物种以绝对的优势能力，而只赋予其相对的优势能力，这样，让这二种不同的物种在进行激烈的生存竞争时，都能够拥有追求生存的机会，这种生存的概率机会，就会让这二种物种，在通过激烈的生存竞争的角逐中，保持适当数量的种群，从而达成一种生命之间的动态平衡，最终保证所有的物种都能够拥有生存机会，让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现象得以有序地延续，从而构成我们所观察到的自然的繁荣……
当然，我们会发现，自然环境中的竞争现象，并不只是单独存在于不同的物种之间，在同一物种之间，同样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现象。而这种同一物种间的激烈的竞争现象，主要出现在对繁殖对象的争夺，而这种争夺，通常体现在雄性间争夺性资源——即争夺交媾的雌性动物。这种对雌性交媾权的竞争，构成同一物种间最重要的竞争形式，这些竞争形式，很多时候其残酷性与不同物种间的那种通过食物而构成的天敌关系，一点也不逊色。通常是雄性之间彼此进行强烈的力量角逐，其角逐的胜利者，就拥有与雌性交媾的特权，而失败者就只能舔食伤口，默默地在远处看着胜利者享受它愉悦的交媾快感。而这种交媾行为，也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没有同一种群间的普遍的交媾行为，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现象就无法延续。所以繁衍竞争，也是自然环境中最重要的竞争机制之一。
自然界里的竞争机制，主要体现在这种对生存与繁衍这二大基础生命目标的追求上。离开了这二种基础的生命目标的追求，自然环境中的其它竞争形式就非常弱了。所以在自然的环境中，我们所能够观察到的竞争形式，可能就非常简单，也非常容易理解，容易成为大家都认同的常识。当然，这种自然的竞争，仅仅是我们对人类社会竞争存在的一种简单的比较理解，人类社会的竞争形式，相比于自然的竞争存在而言，要复杂得多，其机理也更加深刻得多……
人类社会的竞争机制，其实都是为了追求生命目标的实现，而对有限资源的争夺而形成的——在这个竞争机制里，我们其实已经不再将不同的生命之间的那种彼此生存的竞争视为人类社会主要的竞争形式之一了，甚至这也不构成人类社会的竞争——如人类通过饲养的方式来养殖了大量的家畜，这些家畜与人类在自然的环境中的关系，就是一种生存竞争关系——但人类通过饲养的方式，就改变了这种生存竞争关系，家畜们通过人工的饲养，它们似乎就没再担心种群的灭亡了，只是家畜们对自身的生存权的那种自然环境中的自我把握的能力消失了，家畜们的生死，都是人类自由掌握——人们让哪一个家畜生存，让哪一个死亡，都是人们说了算，家畜不拥有话语权，并且家畜的生存与否，是人类操心的问题——如果家畜因为饲料的不足，或者生病而死亡，或者因为无法有效繁殖而导致种群无法延续，这都不再成为家畜的问题，而成为人类的问题。这样，人类与家畜的关系，就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被有效地改变了，不再是传统我们认为的自然里的那种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而这种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人类是主宰这种关系的决定者，家畜只是被动地承受人们选择的接受者，人类与家畜的关系，就失去了他们在自然环境中所形成的那种自然竞争关系，不再被视为竞争的形态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竞争，不再体现为不同物种间的竞争，而是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即人类同类间的竞争，才构成人类竞争的主要对象——而在自然的环境中，我们会发现，二种基本的竞争形式，一种竞争形式是争夺生存资源的物种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以激烈的生存追求为目的的，是物种间的战争。另一种竞争形式，是追求繁衍目标的，是物种内部的竞争——这种竞争相对于物种间的生存战争，其强度相对而言要弱很多，但依然很激烈，偶尔也会涉及到生命的威胁。但人类社会的竞争，相比于自然的那些物种间与同类物种间的竞争，在大部分的情形下要弱得多——当然，在特殊的情形下，人类之间的竞争，以战争的形式呈现，其激烈与惨烈程度，就远远地超过动物间不同物种的生存竞争……
我们需要考察人类间的不同的竞争形式，并理解其相应的社会特征，以及深刻的人性机理——人类社会的竞争，并不只限于动物同类型竞争中的那种繁衍的竞争，而体现在人类行为的多个层面，其复杂性当然远远超过动物同类间的那种争夺配偶资源的繁衍竞争——当然，人类同样也存在争夺异性的那种激烈竞争，但其所表现的形式，却不再如动物雄性争夺配偶资源那样，通过简单的暴力进行竞争角逐，而是进行非常复杂的文化与资源竞争——这其中的机理，比起那种动物的竞争，要深刻和玄妙得多，我们可能需要通过对人类爱情与家庭文化的深刻理解，来建立起对人类繁衍竞争的理性理解——但这种对繁衍竞争，相比于人类更复杂与丰富的竞争形式，却并不构成人类社会竞争的主流——即使它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人类文学创造中，似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所有的人对此也乐此不疲地大谈特谈人类的爱情竞争，并且也成为现代流行剧里最重要的元素，离开了爱情的元素，所有的电视剧的收视率都会大打折扣——但实事求是地说，爱情的竞争，在人类社会更深刻、更复杂与更激烈的竞争中，其实是次要的，并不构成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主要的促进力量……如果我们需要考察人类社会的竞争存在，我们就需要理解竞争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合作体为解决竞争而产生的社会解决方案的合理性理解，来理解人类竞争的多元面貌……
但这里，我们所涉及的主题却是——人性中的竞争存在……
即理解人类社会的竞争，与理解人性中的竞争存在，是二个问题，这二者并不重叠——即通常我们所理解的人类社会的竞争存在、以及合作体消解竞争的技术解决方案，以及人类社会引导竞争走向的各种社会解决方案，与人性中的竞争属性的那种关系，可能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某种间接的思维链条而有效建立起来的，其中有些人类行为，是直接与人性中的竞争属性相关的，而有一些人类其它的竞争行为，却与人类社会合作的技术相关，这之间的微妙差别，我们也需要建立理性的理解——竞争形态在人类社会合作体中的那种复杂的存在，使得我们在真正理性理解人类的文明时，需要充分地把握人类之间的那种竞争特征，以及人性中的那种竞争属性——这是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竞争属性建立基础理解的前提！
所以在理解人性的竞争属性的时候，有一种社会的竞争属性是最基础的人性存在——这种竞争属性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努力追求的超越他人的现实存在，这是人性竞争性里最基本的事实，也是构成人性竞争属性预设的前提条件——即人类社会的人性的竞争属性，其实是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所普遍存在的社会成员追求对其他成员的某种层级超越的事实存在。
这种追求超越他人的事实存在——在人类社会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我们可以尝试着对一个基本的生活事实作一个简单的描摹——比方说，我们追求越来越漂亮与昂贵的衣服，追求那些品质完美、价格也十分昂贵的饰物，追求一个价格过万甚至数十万的精致地小包，会在一块看似不起眼的小表上舍得花费上万、甚至上十万的代价——而在社交场合，拥有昂贵手表的社会成员，会频繁而不经意地看手表。更不用说，人们对豪车与别墅的追求了——因为这更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代表了其财富……这些外在的物质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并不仅仅是解决一个人在他生活中的那些刚性需求，如衣服，如果只是一个保暖问题，则价格低廉的衣服同样具备这样的功能，而昂贵数倍甚至数十倍的那些著名的品牌衣服，本身与保暖这一基本的衣服功能实现上，其实并无二致——但昂贵的品牌衣服，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了一个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而这种消费能力的高低，则隐形地彰显了其相应的社会地位——这才是品牌服装所主要承担的社会功能——显示衣服所有者的社会地位。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对奢侈品的追求——几乎都与他想通过这种奢侈品所代表的直观形式，来隐形地彰显财富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即追求那些价格昂贵的器物，本身是通过这些器物所表征的昂贵的价格这一直观形式，而将器物拥有者隐形的社会地位得到彰显——由于人的社会地位本身，并不能通过他外在的容貌而得到直观的反映，而需要通过一些外在的直观形式而进行曲折的彰显——而现代社会通常就会借助那些奢侈品来含蓄地彰显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当人们发现，他们可以通过自身所使用的一些特定的器物来彰显其社会地位与社会存在时，他们就自然地产生了对这些器物的追逐的激情，而这种对这些器物的追求的激情，就会推高这些器物的价格，而价格越高，就越来越彰显这些人的社会身份，于是，人们就更加趋之若鹜——于是这些器物的价格就越来越水涨船高……这成为了某种正向反馈，价格越高，人们对其就越追求——直到一些社会成员力所不能及，他有限的财富无法实现对某些特定器物的拥有——而对其拥有，就成为这些失望者的生活目标之一，于是他在社会经济行为中，努力追逐财富，以提升自己的财富额，直到有一天，他所积累的财富能够实现对这些器物的成功拥有，于是他的生活目标就得到有效的实现……于是新的和更高的生活目标就重新生成，于是他就走上了对更多财富的追逐之路……
这样，对特定器物的追求，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内容。而这个过程中——个体通过积累财富来努力追求那些在社会上被视为能够更能彰显其身份与地位的器物，而这些器物在不同的社会成员的追求中，被不断地推高价格，有些器物，甚至达到了绝大部分成员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如一个著名的画家有限的存世的画作，也许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通过他的努力所积累的财富，会几辈子都无法达到拥有该画作的能力——并非是这幅画作本身是如何的值钱，而是，在社会竞争中，当一种器物被人们努力追逐的时候，其价格会不断地提升，而这种价格的提升，会导致人们对其的追逐，但价格的提升，也会刺激相应的社会供应的增加——如果一种器物，其社会追求与社会供给能够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器物可能会被很多人所拥有，这种很多人拥有的器物，就会自然地在表征社会地位的功能上有所降低，而社会上的那些拥有高财富的群体，他们就会转而追求另外的一些更稀有的器物，并且这些更稀有的器物，由于被社会那些拥有具大财富的人群所追求，于是其价格立即就昂贵起来——即社会通过对一个人能够拥有何等程度的昂贵的器物来彰显其社会地位的基本功能，必然会产生社会成员不断地向更高的层级攀爬的愿望——而这种更高层级的呈现，一定需要特定的物质形式，而这些物质形式，最终会向那些无法复制而数量有限的器物集中——这些物质存在，就是人类的艺术品与文物——因为艺术品与文物，能够在价格得到有效提升的同时，由于其存量的有限，所以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结果导致那些越是存量有限的艺术品与文物，就越能够被那些大量财富拥有者收藏，来作为他自身社会地位的外在的表征形式，这样，有很多的历史上著名的艺术家的存世的作品，或者通过一些偶然的途径而有幸保存下来的那些几百年前、甚至长达千年前的器物，就成为了人类世界里的珍品——拥有它们，就是一种财富与地区位的象征——这构成人类社会日常生活里的那种隐形的竞争形式……
这种社会中对不同器物形式的追求，最终由一个社会的财富格局与社会创造能力而决定了一个社会不同的层级格局——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人在社会中，对器物所代表的社会地位，是有着一般的认知的，这种一般的认知，决定了社会成员对不同器物的评价与不同的心理接受程度，从而与他自身所追求的社会层级有关——当他所拥有的财富足够时，他在任何器物的选择上，都会自觉地追求更能够彰显其社会地位的高价的物质形式，从而自觉地对那些品质优良的品牌器物形成优先选择的心理——即使他有时候购买力可能有所不足，但他依然会努力在其他方面 节省开支，而要选择这些能够明显提升其社会地位的器物，这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实。我们会发现，人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目标实现的器物选择中，无论中吃穿用住的那些器物，还是他们生活中所需要的小器物，他们都有一种自觉的心态，来选择品质更佳、价格更高的器物，而不是仅仅考虑这些器物在满足他所追求的目标的那种直接功能的实现上，在实现他们所追求的直接目标的同时，他们都努力借助这些器物的社会评价体系，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层级，或者努力提升自己的社会层级，这成为人类社会成员，在其日常生活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一般选择形式……
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满足他们所追求目标实现的器物的选择上，会自觉地考虑该器物能够承担的更丰富的精神功能——而这种精神功能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向是，彰显个体在一个社会中的层级存在。努力追求在一个社会合作体中，其所处的层级更高——这作为一种社会性追求，努力追求在一个社会中的重要性，是人性竞争性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合作中的一个基础的事实——而在人类的古典时代，这种社会层级的分类，是通过某种固定的形式而实现的，即在西方的封建时代，贵族是一个社会里最高等级的阶层，而贵族阶层，并不是通过社会竞争而有效形成的，他们是通过血缘的继承而形成的。当然，最初的贵族形成可能也是通过人类的某种竞争形式而生成的，只是随着社会的演变，贵族阶层的生成，就演变为一种纯粹血缘的传承——这个过程，可能历史学家也很难复原了，它已涅灭于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但是人类社会迈过了社会层级通过血缘传承的那个阶段——贵族通过血缘而天然地拥有社会的高贵地位，在最初的时候可能是被认为合理的，但随着人类社会合作的不断演绎，贵族阶层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渐渐地并不匹配起来，这就导致了社会对贵族阶层的侧目而视，最终，通过人类社会激烈的斗争，贵族阶层退出了人类的历史舞台，现代社会的层级分化，不再通过血缘，而通过一个人在社会服务中的有序竞争，而形成现代社会的层级划分，这种层级划分，主要通过服务社会并得到社会自愿承认的方式，而获得相应的财富回报，当这些财富通过这种相互合作服务的方式，而在社会沉淀为某种利益格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也会构成某种财富的集聚效应——财富的集聚效应，是人类合作所无法改变的某种痼疾。虽然人们理想中的财富分配状态，是在一个理想的自愿合作的社会中，实现财富的高效流转，同时，这些财富能够较国平均地在所有的社会成员中分配，使得大家都享有差不多的财富份额，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但这种理想的财富均化的状态，在人类社会的合作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有效实现过。当人类最初通过权力来分配财富的时候，财富是呈现出显著的集聚状态的，只是这种集聚状态，是向权力拥有者集中而已。当人类通过自由市场，以自愿的社会合作形式来形成财富的创造与流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财富依然是呈现出某种集聚状态，只是这些财富是向那些更能提供优质的服务者中集中的——人们就渐渐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并且承认，那些能够向社会提供优质服务的社会成员，他们有权利拥有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即使人类从财富更均化的理想的角度而言，内心是不愿意的。但与其让财富向权力拥有者集聚，人们更愿意使财富向服务提供优质者集聚这种方向……
财富的集聚效应，使得现代自由经济所产生的财富，通过创造与流通，并不是平均地流向不同的社会成员，而是使大部分的社会成员，只拥有普通的社会财富，而极个别的社会成员，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财富——当然如果我们分析这种社会财富的格局，我们就会发现，整个社会财富的拥有情形，呈现出橄榄型——即中间大部分群体，拥有较为平均的财富，而拥有极少财富的群体是非常少的，同理，拥有大量财富的群体，也是非常少的。即整个社会财富的格局呈现出一个橄榄型，这种社会财富的格局，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即使是少数社会成员，可能拥有天量的个人财富——但现代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极少部分有能力向社会提供优质服务的群体，他们在获得天量财富的同时，也向社会提供了极有效率的服务——使得社会很多的成员愿意使用他们的服务，如比尔-盖兹，他长期以来雄居世界首富的宝座，但他和他的公司所提供的电脑软件服务，却是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所乐于接受的，这是因为，他所提供的软件，使得大家在使用电脑上得到极大的使得，大大地降低了普通人使用电脑的难度，从而使得电脑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尔-盖兹功不可没，这也是他在获得几乎天价的财富的同时，却并没有被人们嫉妒，反而是获得大家极大的尊敬，他在所有的场合都被人们视为成功的典范，并且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表示尊敬和佩服——这种社会财富的集聚效应，可以说是一种自由经济的双赢……与权力所形成的财富的集聚效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当财富通过创造与流通这样的形式，而在社会沉淀为某种利益或者财富格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类希望实现的那种财富的较平均地在社会分配的愿望，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人类财富的平均分配的愿望，可能只在人类合作的早期有过有限的实践——那就是人类的原始的小共体体的时代，即一个个只有几十个或者上百个的小群体，在这样的小群体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显得非常重要，人类的能力十分有限，能够获得的财富也十分有限，勉强维持温饱水平，而小共同体里的财富创造与分配，也是公开和透明的，几乎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即使要不平均的分配，其所基于的理由可能也是大家乐于接受的，比方说，某一个次出猎所获得获的大型猛兽，其中一个勇士所立的功能最大，于是给他一个特殊的奖励。或者某一个长者，他的智慧让整个合作体避免了某一场危机，或者在与敌对部落的战争中，一个特别的勇士成功地挽救了整个部落……这些明显的功劳，才会成为对他特别优惠的前提——这种简单的合作体，即使财富分配公平，大家没有什么财富分配的悬殊，但因为其合作规模的太小，与技术能力的低下，其实并不是人类合作的理想时期。并且随着人类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人类就迈过了他们合作的部落时代，并且人类再也无法回到他们的部落时代了，而在人类新的以国家或者民族为合作的基本形式的时候，其合作规模与认知能力，使得人类无法回到部落时代的那种信息透明的简单的合作时代，存在了太多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形，这时候，人类就发现，他们无法再让他们的财富创造与流通，回到他们简单的部落时代的分配方式，而出现了无法逆转的财富的集聚状态，而这种财富的集聚状态，只存在人类选择什么样的形式的问题——如选择以权力来完成财富的集聚，还是通过自由的服务竞争来建立财富的集聚，而不存在再回到小规模的部落合作形式，来重新追求人类文化理想上的财富平均——这已经成了人类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现代社会自由的市场经济，其实也是通过有序的竞争形式来实现财富创造与流通地高效的，这需要在我们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建立理解的时候，再深入的解析其机理——而社会财富在通过创造与流通而完成分配之后，就会自然地沉淀为某种财富格局。不同的社会成员拥有不同的社会财富，社会通常通过财富的多少，来决定某种社会层级。当然这些财富的层级可以在理解上被人们解读到，但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财富，并不能被社会成员所清晰的知道，而一个人的社会层级，需要某种外在的形式的物质存在来彰显——我们前面介绍过，人们通常是通过对特定的物质形式来彰显其社会层级的，如衣服的穿着上，通常会穿品牌的衣服，饰物的佩戴上，人们通常认为更昂贵的饰物的佩戴者，其社会地位就会更高，这导致了人们对具备更高社会评价的器物的争夺，从而通过这种对物质不同形式的价格评价机制的差别，而形成了对社会财富使用的分层——即拥有更多财富的社会成员，就会更有激励来追求高价的物质形式，从而使其相应的社会地位得到彰显，这是社会层级竞争的显性方式，我们需要对这样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有着理性的理解……
在人类的行为展开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从追求个体社会层级升高的这一个现实出发，人类在日常经济行为中体现为追求越来越丰富的财富，以努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时，在日常生活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他们通过追求能够体现自己社会地位的具备更高价位的那些物质形式，来将自己的社会地位清晰的彰显出来——这个过程，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是一个财富的聚集过程，而在财富的使用过程中，却是一个财富的均化过程——这个均化过程，应该如何理解呢？即当人们在文化合理性上希望财富的创造与分配过程中，能够更均平地分配到不同的社会成员之中，但这个过程并没有帮助人们实现这个目标。但当财富完成了相应的分配过程之后，其财富的使用过程，却通过对不同物质形式所赋予的隐形的社会地位的评价，使得更多财富拥有者，为追求这种社会地位的无形评价，使得他们在同一社会功能的实现中，为社会地位的隐形的文化评价而付出了更多的财富，从而使得社会财富因此向财富创造过程中不曾实现的均平化方向演变，这种隐形的财富再分配的方向，可能被人类大部分的传统思想者所忽略，因为他们的思维转向了另一个文化价值的建构方向——即对追逐高价物质形式的奢侈性批判，使得人类财富在日常生活中的那种使用方向，长期以来备受思想者的批评与诟病……
在传统的社会行为中，我们会发现，那种财富的集聚效应，会导致财富的拥有者，尤其是拥有大量财富的个体，他们会在日常的生活行为中体现某种奢侈性——即追求昂贵的物质形式，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层级，而这种追求昂贵的物质形式来彰显自己地位与层级的方式，易受到世人的瞩目，或者侧目而视——而这可能也正是某些财富拥有者所希望的某种社会效果——即他正是需要通过他人的羡慕，来满足自己的某种虚荣心——但这种行为的客观结果，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让那些在财富创造过程中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均等的财富集聚效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即财富又一次通过财富集中者的那种恣意挥霍，而使得财富实现了有意的流转，并且使得财富变得更加均化。但因为这种显性的挥霍财富的行为，容易让社会上的贫穷阶层感觉到某种不平，尤其是在人类的古典时代，财富匮乏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实，如果财富的富有者，过份通过追求昂贵的物质形式的方式，恣意地浪费财富，就会让社会的不平感加剧，从而会隐形地形成社会的内生冲突——所以古典时代的思想者或者宗教人士会对人们这样的行为进行批评，指责财富拥有者的为富不仁，强调财富的这种挥霍的无用性，以及鼓励富人以怜悯的心态来施舍财富给那些贫穷者，让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这是古典时代思想者面对财富的集聚效应之后，人们对财富使用态度的诟病，以及希望财富拥有者，能够照顾到贫穷者的需求，而减少他们的挥霍与浪费，将财富通过慈善的方式，让更多的贫穷者也得到照顾……不过思想者的这种思考方向固然充满善意，但在社会实践中的效果并不佳——当然会有一些财富拥有者，会进行相应的慈善行为，并且收敛他们对财富的挥霍——但人类古典时代的财富集聚效应其实主要是通过社会不公平的负向合作或者干脆就是通过对人的奴役而实现财富的集聚的——所以社会主要的不公平其实是财富创造过程中形成的。而人们对财富拥有者的那种炫富式的挥霍，其产生的仇恨心理，可能不是挥霍本身，而是其财富来源的非正当性，而古典时代对财富集聚效应的那种非正当性的考察与探索是不够的，对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那种分配不公的思考并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认知——人类财富创造与分配过程的公平与效率，是现代政治与经济探索的主要的方向，尤其是人类的政治思考，主要指向财富创造与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而现代的经济思考，则着力于财富创造过程中的那种效率方向——当然，财富创造的公平与效率，是人类对自身行为建立理解的二个最重要和关键的方向，我们会在将来对人类政治和经济行为建立理性理解的时候，对此的机理进行深入的挖掘……努力理解，人类如何建立起他们财富创造过程中的那种效率与公平的文化观念，然后理解，什么样人类合作，才能给人类财富的创造带来公平与效率的目标，以及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在人类的合作过程中，究竟应该维持怎样的一种平衡态，才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人类的文化建构？
这里我们只考察人类竞争性性的存在——人类的竞争属性，从根源上追溯，可以理解为人类在社会合作中所追求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个体在社会层级的上升——这种层级的上升，会体现在诸多的方面，如中国古典时代，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层级，主要体现在官阶的高低上，然后才是财富。但相比于对官阶的追求，其最终目标还是依然需要在财富上体现出来——因为，千里当官只为财——这一古老的谚语，其实也生动地诠释了财富的重要性。只有财富才能真正调动人类的社会合作，从而进一步形成强大的合作力量。但财富的最终目标，其实却是最终生命目标的有效实现——财富的不断增加，就能够帮助人们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生命目标，并且人们还会发现，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他们能够实现的生活目标也越多，他们能够追求的生活目标也可以越高级，并且他们同时还能够获得更多人的尊敬——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可能时刻都处于众星捧月的中心地位，这同时也构成了一种显性的社会地位——所以财富对于人类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个体在他的社会行为的展开中，其实只有二个方向，努力追求更丰富的财富，让这些财富最大限度地为他的生活目标的实现而服务。而只有在经济行为中，努力追求更丰富的财富，才能让他的生命目标更丰富多彩，才能让他的精神目标更高级，并且能够得到更多的社会成员的尊敬与追捧，这是个体在社会行为中追求财富的那种显性的激励，它成为人类社会行为展开的某种原动力……
当然，人类社会的层级存在，是一种显性的存在——但在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性中，我们会发现，那种层级存在却可能是规定的，如中国先秦时代的贵族制，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印度的种姓制，这些制度所规定的人类社会层级，其实是一种固定的层级划分——这种层级划分的技术手段，是通过血缘的传承而完成的，即任何一个人的社会需求层级，并不是通过他后天在社会的努力而形成的，而是通过他先天的某种血缘关系而自然地形成——这在人类社会认知的早期，可能有某种合理性——因为那时人类的合作还处在早期阶段，人类对社会的认知还处于某种幼稚阶段，同时社会资源十分匮乏，对有限的生存资源争夺非常严重，社会为了减少冲突的发生，将个体在一个社会的层级地位，通过血缘的方式来先天地固定下来，从而使得社会对不同层级的合理性认知，可以通过简单的血缘的方式来确定，这就减少了社会对于层级竞争的那种激烈性——这可能在人类的早期存在某种合理性。但随着人类社会的演绎与发展，血缘传承的那种不合理性就越来越彰显出来，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层级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社会身份的高低，而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生成的某种社会功能的责任承担者，即处于高等级阶层的社会成员，不只是享受社会对其的尊崇与相应丰厚的物质享受，他还需要在社会合作过程中，承担冲突解决者的角色，或者很多社会集体行动的领导者，如指导与邻冲冲突的国家间的战争，或者通过相应的外交行为来保证本合作体的平衡，或者在本合作体的重大利益冲突中，充当调解者或者判决的权威角色，这些都需要这些高阶层的社会成员，具备相应的社会协调的能力，与对与此职位相匹配的那种公正的态度——这些公正的态度，意味着这些动态的职责的行使过程中，要保证社会成员互动的利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保障，而不能因为他们的私心，而让公正遭到破坏——但是，在人类广泛的社会实践中，这些通过血缘关系而确定下来的高等级阶层的成员，要么他们不具备那种履行社会秩序生成的那种协调功能，要不他们无法在与邻邦的相处中为本合作体争取到最大限度的安全与利益，反而他们通常会出于个人的利益，而扭曲合作体本应该有的公正与公平，从而导致了合作体内部冲突的不断加剧，这导致了贵族这个阶层的社会评价的不断降低，从而使得他们存在的合理性不断被质疑和诟病，最后，这种通过血缘进行社会地位传承的贵族制度，就被人们从文化合理性上彻底否定了。欧洲的封建制度最终被瓦解，印度的种性制度，在现代社会里也越来越被认为不合理。而中国的贵族制度，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周秦之变中，就被官僚制所取代——这样，人类社会的那种通过先天的血缘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等级的制度，就在人类的历史上销声匿迹了……人类社会的层级决定的形式，就变为后天的动态互动过程中来决定，至于如何通过相应的社会动态互动方式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层级，如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技术手段，现代社会，主要通过社会经济与政治行为来形成相应的社会层级体系。但通过经济与政治行为所形成的社会层级体现，哪种层级体系更受一个合作体的成员追捧，不同的合作体，人们有不同的选择——如西方传统社会，人们更趋向于追求财富来形成有效的社会层级，而在中国的现代社会，人们依然是通过追求对官场的地位的爬升，来形成他们主要的社会层级体系，而伊斯兰的社会里，通过信仰所形成的层级体系，在一个社会里显然同样具备非常高的激励——这个需要对其进行仔细的考察，才能理解，不同的社会合作体，对社会层级的那种价值评价的差异……
但是，即使是在通过非财富的形式来形成不同的社会层级和地位，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层级，都不是只有一个人的，层级都是一个阶层，这个阶层里，都有很多的社会成员，而这些社会成员，最终他们之间的分野，也是由财富的多少而分别出来的，并且我们也能够发现，一个社会之所以追求在某个社会层级，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层级更能让他们实现追求财富的目标——这样，这些层级的位置，其实只是一种社会功能实现的位置，而在这个社会功能的实现位置上，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更丰厚的回报，还能够在这个位置里更方便地获得财富，如中国古典时代的官员，他们通常追求官位的不断爬升，而这个官位的不断的爬升过程中，他们的薪水是同步地水涨船高的，而随着官位的爬升，他们其它形式而获得财富的手段也更多，并且所获得的财富也更丰厚。所以即使从外表而言，他们所追求的非财富的社会地位的上升——其实依然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财富——而他们所追求的那些非财富的位置的上升，其实是追求这个位置的社会功能的重要性，并通过这种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而合理地获得更丰厚的回报——所以依然是财富的追求，成为一个人在社会里追求层级上升的最显性的激励，而这种追求社会层级的上升，本质上是人性中那种深刻的竞争属性所驱动的……
即我们需要发现人类社会合作的一个显性的事实，即人性的竞争属性，会驱动社会成员，在财富的创造与分配过程中，他们就会朝着一个财富集聚的单一的方向努力——努力让他们在社会合作中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在财富的使用方向上，他们通过使用昂贵的物质形式而将他们所追求到的社会层级与地位，在社会成员中充分地彰显出来，这成为人类社会合作里，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的行为方式——即使有非常少的清晰者理解了这种普遍的社会行为方式，并且对此不以为然，而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人类的思想者一直以来都对此持之以恒地批评这种行为方式，但却无改于社会成员对这种行为方式的追求，并且成为一种显性的社会事实——这样的行为方式，我将其视为人性的竞争属性所驱动——因而把竞争视为一种深刻的人性预设，并在此基础上来推进对人类经济行为与生活行为以及其他社会行为的更进一步的理解……
竞争属性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属性，是人类社会秩序生成的最主要和最基础的人性，可以说是第一人性——如果不能充分理解人类的竞争属性，我们可能就无法理解人类的社会秩序，也无法去有效地建构人类文明秩序的那种清晰的方向性——所以我们需要充分地理解人性中的那种竞争属性——尤其需要理解，人类社会合作中对于财富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竞争性存在。这种对财富的竞争，是人类将利益有效地量化后，才形成对财富观念的清晰认知，因此，财富其实是人类的利益维度的那种确定的量化而形成的认知指引——当人类的行为展开，是基于利益的维度的时候，人类就需要为他复杂的行为选择方向上，不同的利益进行权衡——而这种权衡，其实不能是一种简单的定性比较，因为随着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会产生诸多可能的利益方向，这种诸多的利益方向，需要一个简单而明清的判断标准，人类将其量化为一个具体的财富数值——日常生活中，可能体现在对一个体具体的物的价格，以及诸多物的价值的加和，而对服务与工作的价值判断机制中，同样是服务的价格与薪水的多少这样明确而清晰的判断标准——这构成人类对他们利益的量化行为，这种量化所形成的数值，就是人类的财富数——人们可以清晰地理解他们在经济行为里所获得的财富回报，也可以清晰地理解，他们在生活行为的展开中，不同的生活目标，所应该付出的财富成本，这样，人类就能够通过这种财富的收入与财富的支出，来有序安排他们日常的动态生活，从而构成个体的财富流，这种不同的社会成员的财富流，不成为整个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相互的财富流，而这种相互的财富流，本质上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的那种有序的合作体系，从而构成社会合作的生生不息，与财富的不断的流转，在这个生生不息的合作过程与财富的不断的流转的过程中，人类文明的成就就动态地生成了，这也是我们所观察到的那种文明的辉煌与灿烂……
我们还需要在人类的经济行为中，再对那种竞争形态进行深入的考察与探索，只有深刻地理解人类的竞争存在，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社会秩序生成的某种合理性——同时，我们可能还需要理解，人类社会如何将竞争纳入有序——这种有序，意味着既能保障人性竞争属性所形成的激励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造性，同时也能够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尽量公平和有序，这构成我们对社会合作财富创造与分配的重要的文化合理性建构——而这种文化合理性建构，本质上是需要理解，人类的社会公共力量——内生压力与公共强力——尤其是公共强力，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社会合作，才能不破坏社会合作的效率追求，同时也能够保障人类社会合作的那些公共的文化合理性目标的有效实现，这需要从技术层面上理解人类公共合作力量的有序运用，这构成人类政治行为的基础……
人性的竞争属于是不会消除的——除非我们停止社会合作。如果社会合作是不可能停止的，我们就需要正视人性竞争属性的那种存在，人类有序地引导人性的竞争属性，使之追求财富的激情不受到过多的公共强力的干涉，这是人类追求财富创造效率的一个主要的考察方向，而这个考察方向，就需要理解人类政治力量介入社会合作过程中，怎样的政治力量行使方式，是窒息竞争形成的对财富追求的那种激励机制的抑制的——这是对政治力量建立理性理解的基础。而人类的经济学，本身是对社会成员基于财富激励而展开的社会自觉行为的那种效率的考察，这同样构成我们对社会合作效率的深度认知……总之，无论是对人类的政治行为建立理解也好，对经济行为建立理解也好，我们都需要发现，离不开对人性竞争属性的那种理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