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些广泛的社会利益所在是如何通过最普遍的自愿的方式来高效地达成的。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本身所具有的看不见的手所起到的社会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强大调配作用。
实际上一切社会机制的达成，其先决条件是自愿，这是一种机制得到大家认同的基本条件，也是最低成本运作的理想情形。在上文里，我们可以逐一想象每一种社会情形的形成过程，看看自愿是如何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的。
一个农民，每年到了春种的季节，他会不会需要某个人天天提点着要做什么事呢？也许除了最初他还对农业生产的技术不熟悉的时候，他的老父亲会手把手地教他如何进行农业生产，如果他对这一切都熟悉了的时候，那么他的一切行为都是自觉自愿的了。
一个医生、一个老师、一个政府官员、一个公司经理，他们出现在他的工作岗位，很少有出于强迫的情形，我们难得看到某天某个医院院长会随便走到大街上，拎着一个人的耳朵，强迫他坐诊去。当然也不会看到学校校长会天天强迫老师去上课。所有的学校老师都明白他们自身职责所在，他们会自觉地出现在他们应出现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做好他们的工作。他们并不需要校长时时刻刻地盯着。政府官员同样会定时定刻地出现在他的办公室，他明白自己的日常工作之所在，有条不紊地开始他的日常运作。公司经理同样会做着他该做的事情，股东们并不用时时操心他们重金礼聘的经理会无缘无故地失踪，将公司业务弃置不顾。
这种社会里的每一个个体自觉地做他份内的工作，是社会有秩序地运作的基本前提。这里并没有一个万能的上帝在时刻安排每时每刻每个人应做的工作，而是每个人时刻都清楚他自身的工作重心所在，在适当的时候他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对于一个外人来说是模糊的，即使是他的雇主也不会比他自己更清楚他工作该用力之所在。你很难说一个校长会比他手下的一个老师更明白那个老师今天的课程以及他应该讲授的内容，也能肯定公司董事长不会比经理更清楚公司每天所面对的具体问题以及常规应对的办法。更不用说我——一个不相关的人，怎么会可能理解一个农民今天的工作是什么？一个实验室化验员该什么时候去做化验？一个建筑施工队什么时候该给楼层打水泥倒置……诸如此类。
社会的分工清清楚楚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没有人会比个体自己更清楚他工作的更多的细节，也没有人更加比个体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去做好他的本职工作更高效。如果把每一个个体每时每刻的具体行动都看作一种知识的指引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明白，正是这种知识的离散性分布，才使得社会个体的行为如此不同，但却井然有序。实际上一个社会里每一个个体的知识体系一起构成了社会庞大知识海洋的总体。社会通过自觉自愿的秩序来整合社会个体的离散性知识，努力高效地发挥个体知识的作用，以最低的成本来自发地运行这些掌握在个体手中的复杂的有共性也有差异性的知识，这种个体知识发挥作用的总和及时间上的累积，即构成文明体整体成就的辉煌巨构！
如果社会里的某一个个体对自己每天面对的工作不清楚，需要等待别人的安排的话，那么这个个体本身的效率肯定是低效的，因为他不能有效运用自己的知识进行前知性的安排，而他的工作同时又需要另一个人的安排，这对于社会来说是双重的浪费，更何况安排与被安排者的协调同样是一个问题：被安排者对安排者的意图、进度、效果都需要一个了解的过程，而信息的传播过程可能会变形，这种变形可能是安排者的过错，也可能是信息接受者的过错，于是便会导致安排者与被安排者的冲突，这种冲突会加剧双方的情感认同方面的歧异，而这种歧异同样会使双方合作效率的降低……过程中占主导与支配地位的一方会滥施权威，而被动与被支配方会消极怠工……这些都是那种企图超越个体的自愿来提高社会合作效率所可能想到的低效情形……
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在实行大集体。每天早上当我还在梦乡的时候，我便听到生产队长的口哨声从村东头响起，还能听到他挨家挨户敲门的声音，好一阵子才会传到我家的门前，便会听到队长和叔叔或爷爷搭茬的声音，一般是今天该做什么事情的问答。然后队长的哨声继续向西传去，太阳在东方冒头老高了，我就会看到村里的叔叔阿姨们都懒懒散散地集中在村东头的空地里，听着队长的安排：今天谁积肥、谁锄草、谁散粪、谁踩田……好一会，大人们稀稀拉拉的分散开去，一天的工作开始了，太阳同时也升得更高了。
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强制安排的低效率：秧苗插下去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田里会有许多杂草同时茂盛地生长。这时就需要安排除草，这样我通常就能看到叔叔阿姨们在田里每人拄一根棍子，斜斜地站成一排，边聊天边慢吞吞地在田间穿行，这是我小时候常见的风景，比起后来我曾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有过的除草经历，那七八个大老爷们一个上午的工作成果，我一个人小半天就完成了……一个小孩的效率是一大群成年人的一倍以上，如果加上人数导致的低效，则效率达到他们的十多倍……其实集体的低效依然是今日国人鲜活的感性记忆。如果我们要理解这种低效的人性机理的话，那么就得从个体理性的选择范围去寻找。假设象这样的踩田是一种固定工分的工作的话，那么参加的个体得到的工分是没有变化的。收入一定，要想得到比较高的个体收益，就只有付出减少了：工作的轻松程度越高，同样的收益的效率就越高。于是踩田除草当然就导致了大家一起慢吞吞的行动了。但同样记忆深刻的是双抢时刻。也许我们在那个时代看到的唯一积极性极高的劳动。大家知道，庄稼一旦成熟，如果不及时抢收，就可能烂在田里，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这样普通的底工记分制即只要人来了就记一样的工分的机制就不起作用了：必须预先规定收割多少亩田有多少分工这样的效率记分制在双抢时节是当然的激励机制。这样各个收割小组对社员来者不拒的情形不见了：割禾者如果不是公认的快手的话，那些高效的小组就会拒绝他的加入，而踩打稻机、出谷者也一样，一些公认的劳动能手会集中在一个小组，次一级的在另一个小组，以此类推，各个小组在相距不远的田里你追我敢，争先恐后，唯恐落后，出工时间也不用队长早上的耐心口哨的催促了，大家自动早出晚归……即使是大集体时代，个体收入高低的激励调节机制同样是被很多组织内部自觉实践的。这种广泛的利益激励其实是社会高效组织的无形的激励机制，个体自觉地在这种机制里发挥他最大的潜能，从而社会收益同样达到最高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