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认知，当然需要谈人类的观念体系，人类的观念体系，本质上是对这个物质世界、进一步对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进行一种深度的观念抽象，从而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复杂的意义表征的技术，只有完成对这个世界的意义的表征之后，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才可能进一步展开，而对这个世界的意义表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人类已经开始理解这个世界了，虽然这种理解可能还不能说很深刻，也许还流之于肤浅，但认知大厦的推进，是依赖这个最初的意义建立过程的。人类的意义建立过程依赖其观念的有效建立，而观念的创造，人类所使用的基本技术就是抽象——这一节，我们来谈谈人类抽象观念的基本技术……
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抽象，是人类智慧的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个过程对人类建立对这个世界的秩序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人类智慧所迈出的关键的一步。只有完成了对这个世界的意义理解，人类对这个世界的一切认知探索的可能性，才可能产生。没有对这个世界的意义表征，人类就谈不上认知。当然，意义的表征与人类认知的界线可能并不是壁垒森严、清晰而不能淆乱的。人类甚至很难说，意义的表征过程，就一定在认知之前——因为人类的认知，严格意义上而言，是个体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而意义表征，更多的是出于对于交流的需要，完成意义表征，意味着对这个世界的描述成为可能之后，进一步产生的将这种描述向同伴展示的冲动。否则，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理解，将限定在单一的个体大脑内，其作用必然大打折扣。而将这种意义描述出来，将会使得对这个意义的表征成为二人、三人甚至更多人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进一步为全作奠定基础。人类是依赖合作才能生存的。人类这个物种，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处于合作之中，合作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这源自于人类能力的有限性，尤其是当人处于幼年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谋生的能力，也没有对外部世界威胁进行抵御的能力，如果不依赖父母的扶养，人是不可能成长的，最终，这个种群所面临的命运就是必然消失在这个星球的历史长河中。所以合作从来是人类这个种群延续的必然前提。但这个星球上并不仅仅只是人类是一个合作体，还有大量的非常富有合作精神的生命，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蜜蜂和蚂蚁，它们同样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体。而人类文明成就的取得，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合作，而是基于人类的认知并进一步将他们有限的力量引入与变化的深刻互动的环节之中，从而有效地放大了人类的合作力量，才能使得人类的这种合作步入理性的合作之域，而这种理性的合作，其前提是人类智慧所生成的对这个变化世界的深刻理解——所以探索人类的认知与人类理性合作的深层关系，是理解人类文明秩序生成的关键的维度，而认知的产生、进步与演绎，首先是基于对这个世界的意义表征的有效完成，这才能构成范围广泛的人类合作体。而意义的生成与观念的创造有关，而观念的创造，依赖人类广泛合用的抽象技术，这里，我们就来探索人类观念创造的最广泛使用的基础的理性技术——抽象！
抽象首先是与具象相对应的。没有具象，人类就谈不上抽象的技术。具象首先源自于人类的感觉经验，没有感觉经验的存在，人类哪里去获得具象呢？其实，具象，从最简单的层面理解，就是人类先天所拥有的感觉器官，对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事物的那种鲜活而直观的印象。人类首先获得的是对这个世界的鲜活的、直观的印象，这种鲜活的直观的印象，构成人类具象的基础。
要谈具象，就需要谈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印象——这个世界在人类的感觉印象里，是复杂和多变的。这种复杂和多变，在于在人类的感觉世界里，这个世界的事物是杂多的，这种杂多性，几乎呈现出某种无限的性质，即这个世界事物数量上的无限性，是超出人类理性的把握能力的。要理解这种杂多性，我们可以合理想象，一个河床里所存在的事物有多少？而河床里所存的石头有多少？一座山上的树木有多少？树森上的叶子有多少？花朵有多少？鸟儿有多少？这种事物的杂多性所呈现的那种几复无究多的复杂性，使得人类对这些事物的认知，有一个需要跨越的门坎，那就是，怎样对这些事物进行化繁为简，才能使得这种事物的杂多性与人类理解这个世界的有序性不至于产生严重的认知冲突，这需要一种有效的技术形成，才能对这个杂多的世界建立起一种有序的理解……
人类对这个世界理解的杂多性，是事物的繁多性存在。如果人类将其视角界入某一特定的事物，人类还能够进一步发现，该事物在人类的经验感觉里呈现出特征属性的那种多元性——这种特征属性的多元性，在最初的经验感觉里，似乎不象事物存在数量的那种无限性一样，只有有限的性质特征，而并非拥有无限的性质特征。但是，即使是事物所展现出来的那些有限的性质特征，人类在其相应的经验感觉里就能够清晰地分解成多重的性质存在，如仅仅通过人类的视觉感觉，就能够感觉到事物的形状、位置、颜色、运动、变化这样的多重特征，除了事物在人类视觉中的直观的经验特征之外，人类还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这样的感觉器官，它们都能够对事物构成相应的特征理解，而这种相应的特征理解，与视觉所构成的特征理解，又是完全不同的，但却指向同一的事物——这构成人类对同一事物的多元的性质特征的理解，这是这个世界在直观的层面上所呈现的那种多元的特征的复杂性……
当然，这种多元的性质特征的复杂性，并不仅仅存在于人类的那种简单的经验感觉之中，人类还能够从变化的因果关系的那种直观的体验中，感受到一个事物与其环境中的事物的那种更复杂的互动的关系特征，这同样构成人类对事物特征的进一步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使得人类对事物性质特征的那种多元性，从有限进入了某种程度的无限之中——这其实构成人类对这个世界之中事物与事物的复杂因果关系的理解，而这种复杂因果关系的理解，从事物的无限性而言，其事物与事物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就自然地进入无限的范畴……
同样，人类需要建立起一种广泛的社会合作关系，而这种广泛的社会合作关系，就需要一个对社会的有效的意义表征体系，在描述人类的社会行为。没有对社会行为的意义表征体系，人类如何可以理解他们的社会合作？当然，这种对社会行为的意义表征体系，同样需要依赖人类最早跨出的对物质和自然的意义表征体系，它们构成人们解读某一行为社会意义的表象基础，但物质和自然的那种存在与变化，仅仅是人类解读社会意义的一种依赖对象，其社会意义的生成并不依赖这些物质与自然现象的原始意义，需要从人类合作体系的需求而去建构一种全新的社会意义——这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实是赋予了同样的物质与自然事物与变化一个全新的社会内涵，从而使得物质因此凭空生成了诸多与社会演绎相对应的性质特征，这构成人类对社会运行的全新的意义理解——这样，社会的复杂性，就自然地附加在了物质身上，从而更增加了对物质性质的那种复杂性的存在……
仅仅谈了事物本身的无限杂多性，与事物性质的那种几乎不受限制的特征拓展的多元性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考察事物本身的差别性存在。即使是叶子这一事物，我们知道，叶子本身在自然的存在里是几乎可以说有无数的的。但这无数的叶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几乎是同样复杂的——英谚：世上没有二片相同的树叶。这构成任何事物之间显性存在的差别特征……而这些差别特征，人类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去迈越呢？这构成一个问题。同样，当我们需要对这些差别特征建立理解的时候，人们又怎样去对这些差别特征建立理解呢？这是另一个问题……即事物不仅本身多元，其性质特征多元，而事物本身看似在同一的观念范畴之下，其同类事物的差别特征，又几乎是无限的，这构成这个世界的极端的复杂性……
人类理性如何去迈越这个世界的极端复杂性的门坎，而构建一种可以对这个复杂世界进行有效的表征的意义世界呢？即我们如何去理解人类的观念体系，与观念体系产生的那种深刻的抽象技术呢？我们努力在这一篇文章中，对此进行扼要的阐述，以理解人类对这个世界的高明的化繁为简的意义表征技术……
人类只可能用有限的观念去表征这个无限复杂的世界，即他们抽象出的观念表征技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化繁为简，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简化的理解——这是理解人类抽象技术的前提。人类的理性能力注定他们只能创造出有限的观念，而这个世界的无限复杂性，使得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体系，一定是一种对其复杂性的某种简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是一种极度的简化，这是我们理解人类观念表征的抽象技术的基本的认知视角……我们在这里希望了解的是，这个基本的简化过程，人类的理性究竟是怎样有效实现的？
如果要理解人类的抽象技术，其最初的源头，我们依然只能回到人类的感性直观——当然，人类的感性直观的复杂机制，是现代神经科学、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非基于常识之传统思辩技术所能够理解的，而传统的哲学认识论，却是在传统思辩技术所获得信息的基础上推演的。这二者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异——但现代脑科学与神经科学只是将传统思辩技术的演绎源头作了若干步的推进而已——即传统的思辩技术，基于其感性之直观，将外部信息传播到人的感觉器官，由于感觉器官被刺激，而将其相应信息通过神经传递机制而传播到大脑相应的部位，再由大脑对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特征识别——从而构成对不同信息刺激的不同特征的体认与把握。而传统思辩理性可能朦胧地感觉到了人类大脑的这个功能，但却无法有现代神经科学和脑科学这样的微观分析技术，因而对这个信息传播与认识机制并不清晰，因此将这种人类感觉信息并辩析其特征差异的能力归功于人类的灵魂存在——这是传统思辨技术与现代神经与脑科学在信息获得与判断机制上的一种认知差异，但却并不构成对获得结果的那种感性直观的认识区别，如传统认识论从视觉里所获得的对事物颜色和形状的那种认识，与现代通过神经科学与脑科学研究获得的对颜色与形状的直观认识依然没有区别，区别只存在获得颜色与形状这样的事物性质特征的过程，古典时代与现代认识是有差别的。当我们对传统哲学的思辨技术建立理解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忽略这种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对这个信息接收、传播与认识过程的探索，从而依然回到大家习以为常的常识层面，而对传统的思辩理性建立起与现代社会观念相对应的全新的现代理解……
这样，我们可以说，抽象最初是源自于人类的感性直观，如人类能够直观地将石头从其所存在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建立起对其存在特征的直观的理解，而这种直观的对石头存在特征的理解，其实是源自于石头本身的那种特征，通过光线反射到人的大脑，其所形成的刺激，在大脑的信息处理过程中，被归类为同一类信息，大脑所拥有的先天功能能够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归类，并且当这些信息被适当地重复的时候，大脑还会存储这些信息，当有新的信息被输送到大脑时，大脑还会调动已经存储的信息，与这些新信息的特征进行比较，从而判断新的事物信息与大脑里曾经接触并存储起来的信息，是否具备同一的特征，如果这特征是相同的，大脑就会将其归入同一类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同一性质，从而完成对该事物及其性质的有效识别……
我们可以以儿童学习识别事物的过程作为例证，来说明这种隐形的抽象技术的直观性存在——我们拿一块石头给孩子看，告诉孩子这叫石头。并让孩子发出石头的声音，并反复纠正他发音的失误，直到他发音准确了为止。这样，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将另一块石头指给孩子看，如果孩子能够识别出石头，并发出正确的石头的读音，我们就会夸孩子聪明以鼓励他的学习激情。如果孩子不能马上识别出来，我们会再告诉他石头的读音，并让孩子重复学习过程——直到，我们再一次拿一块石头给孩子看时，孩子能够直接读出石头的声音，当我们再反复用其它的石头考验孩子时，他都能够直接无误地发出石头的声音，并且能够在其它自然的环境中都识别出石头并准确地发出相应的读音，这样，孩子就完成了对石头的认识，他以后在不同的环境中也能够识别出这种石头的存在，这是孩子在最初的启蒙教育中，人类通常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中，人类所使用的是指称事物并言说事物的技术，而利用的是孩子的感性直观里那种对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直观特征能够被人类经验感觉器官所直接把握的能力……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再进一步理解这个儿童启蒙过程中，其通过学习所获得的对石头观念的那种认识过程——当我们将一块石头指示给孩子看时，这是让孩子对特定事物形成一个直观的感觉印象，孩子的感觉器官能够对这个直观的印象形成相应的特征把握，并在大脑里对这个信息进行储存。当又一块石头被指示给孩子时，这块石头的信息对大脑所形成的刺激，可能被大脑自觉地识别出来，并归为与前一块石头一样的信息特征，但因为孩子对事物识别能力尚处于启蒙阶段，我们并不能保证他能够马上对这二块石头的特征归为同一的类别，但当启蒙者反复告诉他时，他就会渐渐地将这二个相同的特征归入一类，并且可能在接下来的过程中，能够进一步识别新环境中的那些石头的特征信息……
这个认识过程，我们移之为归纳法与演绎法——归纳法指的前面将不的石头指示给孩子看并告诉孩子这个事物的名字叫石头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好几块石头对孩子形成了相应的信息刺激，孩子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判断，将其归类为同一的信息特征，从而在大脑里形成了对这个信息特征相同性的归纳理解，并被有效地存储于大脑的记忆区间，以备需要时调用该信息。演绎法是人们已经通过有效的归纳法获得了对某一事物特征的把握，并将这一特征信息存储于大脑相应的记忆区间中，当人们进入一个新环境，获得了一个新事物的信息刺激，人们通过调用大脑里的记忆信息，将该事物之特征，与记忆里某事物的信息特征进行比较，发现其特征相同，并将新事物归类于记忆中的某一事物之中，从而完成对这个新事物的认识，这就构成一种有效的演绎法。
从人类归纳法与演绎法的应用来看，我们就能够发现，人类其实具备极强的对事物感性直观经验的特征差别的那种分辨能力的，人类只需要通过有限的几个事物的直观识别，就能够将其特征的相同性与差别性进行直观的把握，并且很快就能够将这种被识别出来的相同与差别的特征应用于新环境与新事物之中，从而完成对新环境中所存在事物的归类识别，并认识到其与已经接触过的事物特征的相同与差别性存在，从而完成对新环境事物的有效识别与理解，这构成人类对环境特征信息的有效认识……
其实归纳法与演绎法是人类对事物形成认识的最基本的过程，没有这个基本的过程，人类无法完成对其所生存的环境信息的有效识别与理解，这是人类先天直观所具备的能力——在最早的人类思辩理性里，人类对自身所具备的这种直观的能力是充满困惑的。因为从人类思辩理性的那种自然的追因链条的思维惯性而言，人们想知道，人类究竟是如何获得对这些广泛存在的自然环境中的事物的差别特征的有效把握的——这个思辩的过程是如此的自然和理性，以至于这成为人类哲学长达几千年的困境，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执着地探索这样一个似乎无解的难题——那就是对事物共相与本质的探索……
人类的哲学思考，似乎天然地排斥人类的感性存在，而对理性的存在情有独钟——因为哲学家认为人类的感性是不可靠的，它常常具备某种欺骗性，比方说，一些画得比较形象的图案，常常被人们的感性识读为一种事物存在，但其实这并不是事物，而仅仅是一些线条与色彩而已，这足以说明人类对事物的那种感性直观的不可靠。图形非事物，是人类的理性判断出来的，而感性却欺骗人类，将其视为某种记忆中的事物存在。同时，人类的感性错觉很平常，他们常常会错误识读出外部环境中的信息，如海市蜃楼等，还有，人类所存在的那些幻觉，也是感性直观对人类的欺骗——这种种感性的弊端，构成哲学家对人类感性直观的一种天然排斥，他们期待人类的知识具备某种不可质疑的天然的权威性，就必然需要排斥那些可能带来谬误与苦难的感性直观，从而使得人类在认知探索中，长期对人类的经验感觉存在某种程度的偏见，认为人类的一切经验只是人类的认知素材而已，不可能构成人类真正理性的认知，人类理性的认知，需要从思辨理性中去获得，才能构成人类可靠的知识存在……
既然人类排斥感性的经验，那么人类理性如何去理解人类所获得的对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广泛的分类识别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呢？
我们知道，人类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理性相当成熟之后才可能产生的思维形式——人类不可能在语言初创的阶段就产生其哲学的思辨，在人类观念创造与语言生成的最初的阶段，人们首先需要实现的是，如何让事物的观念与进一步的对这个观念的声音表达形成一个合作体的共识，使得人类对环境信息的理解与交流成为可能，所以观念的意义指称与对观念的声音表达是人类最初需要建立的共识——我们未来需要对人类的共识机制进行探索，而观念与语言的共识，是人类社会合作体必须达成的诸多广泛共识里，最基础的共识之一。而人类的哲学思考的能力，需要在人类观念与语言的共识达成很久，合作体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人类对这个变化世界的理解与认知也达到相当的高度之后，才可能产生的高级的思维理性，这种高级的思维能力，使得人类的抽象进入对变化的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使得人类对非直观领域的把握能力也得到大大的提升，并最终促成了人类成熟的社会化思考范式——这是哲学在人类文明的演绎过程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哲学的作用，可能从来未被人类真正抽象出来，人类更重视技术层面的那些带给人们自身刚性能力提高，而对文化软约束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其所形成的对人类合作体至关重要的关于正义、良知、道德、公理、规范的思考，对人类思考其社会合作的理性的作用，常常为人类的思想者所忽略，甚至到了二十世界这样非常晚近的时代，人类的很多思想者，还认为人类合作体的那些共同的意识形态，只是一种人类的想象，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这是对人类合作体里那些无形的价值观念的共识的误解……
我们先不谈人类的哲学思考对于人类的社会化过程中的那种重要的作用，哲学对人类形而上的规范思考——即文化的思考——对于合作体的重要性，可能很少被人类的思想者真正把握，倒是传统的神学思考对于人类的文化规范的形成的作用，经常被信仰者所坚信，以至于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的人类的神的存在，人类对于个体非理性行为的限制的最高权威，将会处于缺如状态——先不谈这种观点的理性与否，其实就从人类的实践而言，信仰对人类非理性的限制力量，从来是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状态之中的。信仰可能只对那些坚定的信仰者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而对那些非坚定的信仰者，当条件合适的时候，当信仰的道德规范与现实利益冲突产生时，信仰者对利益的坚守通常会超过他们对信仰本身的坚守，这是信仰对人类道德约束的那种有限性的现实情形。而对于一个坚定的信仰者，他对于人类道德的取舍问题，常常会超越利益的层面，这是一个事实，但这种超越利益的层面，又常常让这些信仰的坚守者，会对同类的信仰情有独钟，而对异质的信仰或非信仰者充满疾恶如仇的情感，这让他们在面对社会冲突的时候，常常让信仰的站队行为成为他们道德的优选项，而这种信仰优先导致的道德优先的选择，会让人类正常的利益流向因此而受到扭曲，导致人们在现实中不得不为信仰的选择而进行广泛的利益让步行为，这是人类信仰经常扭曲人类合作共识的事实存在，所以坚定的信仰者即使因此而对道德规范有着自觉的约束，但从整体的社会实践的公平与效率选择中，未必就成为人类社会合作之真正理性，这都是现实冲突中人们可能非常习以为常的普遍情形……但 人类的哲学对人类文化规范，就不会有信仰坚守者这样的先天的偏见存在，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客观和中性，从而使哲学对人类伦理的探索更加符合人类的社会合作理性，其文化规范之探索，只存在对文化探索的范式优劣之分，而这种范式的优劣之分，同时也构成对伦理学探索的社会认知的演绎路径，即自然地沉淀在人类认知的进步之旅中……这是哲学对人类伦理探索的客观性的一面，我们需要对此有理性的把握。
我们再回到哲学思考里对事物所存在的共相与本质的探索过程，来进一步理解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建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个有趣的思维方向……从而理解人类思辩理性的那种一般的思维路径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理性能力的认知限度……
人类对事物共相与本质的探索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哲学的逻辑的推演过程——即事物之共相与本质，是人类从现实的层面对这个世界是的事物完成了普遍的分类命名之后才从哲学层面生发出来的一个问题。本来，人类是不曾先有共相的意识，然后才完成对事物的有效的分类的。而是人类已经完成了对事物的分类认识，现在，哲学家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是怎样完成对这个世界的事物的有效分类的呢？比方说，我们能够识别出石头与树木以及水的差别，但我们为什么能够识别出这些差别呢？是什么让人类能够把石头、树木和水以及更多、更丰富的事物及其性质有效地分离出来而不产生认知上的混乱？这是一个问题。哲学家们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将石头从自然存在的杂多的事物之中有效地识别并分离出来，是因为石头与石头之间存在一种叫做“共相”的东西，这种共想的存在，构成事物存在的本质。是这种石头之间共相的存在，能够让人们将石头与其周围不同的事物进行有效的区分，从而达成对石头的普遍和共同的认识，因此共相也就构成了人们对石头本质的认识。现在，新的问题来了，什么是石头之间普遍的共相存在呢？
人们会发现，无论是石头的形状、颜色、归属、位置、运动，都无法构成对石头的共相的认识。似乎只有石头的构成可以让人们形成对其的共相的把握——但是这种事物之构成与事物之共相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反复，并且，当我们考察那些人类的创造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桌子的共相似乎并不与桌子的构成材料有关，我们可以有石头的桌子，木头的桌子，金属的桌子，那么桌子的本质难道就是石头、木头或者金属的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更进一步，当我们把事物的构成作为事物被从自然的环境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本质加以确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面对生命的时候，这样的共相观念就会让人们产生颠覆性的困境——因为，人与那些具有生命的存在，其共相仅仅是构成人与生命的身体的那些物质属性么？这是人类所决不能承认的——就如我们不能承认，我们的共相存在——或者人类的本质存在，绝不仅仅是那些构成事物要素的东西，比方说，碳水化合物以及那些构成的元素——这显然是人类生命构成的一些基本的物质，但对于人类的生命而言，我们真正的本质存在，应该是思想，而不仅仅是那些简单的构成要件……
人类并不能承认，单纯事物的构成要素就成为其相应的共相，并让人们认为其构成事物的本质存在。但共相或者事物的本质存在，究竟是什么呢？这让哲学家们充满困惑，这成为一个千年的难题，到现在，很多人依然在不懈地探索事物的共相与本质的存在，并且依然有人坚持不懈的相信，人类是可以找到这些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我们日常生活里经常听到人们动不动就说，不要只看现象，要看事物之本质。殊不知，人类除了看到事物之现象之外，其对事物本质的探索，已经持续了数千年，可是，遗憾，至今为止，人类其实依然无法明了事物的本质究竟为何物？
这个困扰人类哲学上千年的共相难题、或者说本质困境，在康德那里算是告了一个段落。康德认为人类能够认识到的，只是那些现象的存在，这是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我们不能说事物是不能本质存在的，但即使这种事物的本质可能存在，却超过了人类理性能力认识的边界，人类是无法真正把握到事物的本质存在的，康德把其称之为物自体——康德认为，物自体，不可知。康德为人类认识划出了一个可知与不可知的边界，人类可知的，是那些复杂和杂多的现象界，人类不可见的，是事物本身的那些本质的属性，这就暂时为人类对事物共相与本质的探索划上了一个略微尴尬的休止符……即使从此之后依然有很多人不曾中止过对事物本质的探索，并且本质这个观念即使在长期的人类认知探索过程中，不曾获得对它真正意义的把握，因为人类长期追溯其存在，也成为人类日常语言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依然会不由自主地说，要认识事物，一定要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属性之中，才能说真正认识了该事物，而不能仅仅止步于那些简单的事物现象——即人们认为，他们日常生活里对那些存在事物的简单的直观的现象的把握，不足以构成人类对事物的真正认识，对事物的真正认识，一定是在现象之外的对那些事物本质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即使人类对事物深刻理解与把的本质属性，人类探索了数千年，最后遗憾告终，但依然无法阻止人类根深蒂固地认为，只有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才构成对事物真正的认识。可见，人类对事物本质探索的那种强烈的惯性存在，使得即使上千年的探索的失败，依然不改人类努力探索事物本质真像的那种坚强的初衷——这是真正的不改初衷啊！为人类持续不懈地追求事物本质属性的那种时间跨度达二千年的认知努力而点赞！
人类的抽象技术的发展，其实与人类认知的推进是密切相关的。抽象技术的发展尤其与人类的文字形成密切相关——人类最初对这个世界的意义表征，其实是通过图画而实现的，图画主要是对人类视觉构成有效的刺激，从而生成对这个世界的基于视觉信息的有效理解，这种图画来表征世界的技术，相对是比较复杂的，尤其是一些非常复杂的事物存在，人类在画图时可能会面临困境，同时，图画的技术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会的，有着很高的门坎，并且，图画只能表达有形的事物，对于无形的事物，或者变化的过程，图画的表达技术就存在难以逾越的困境。人类产生了语言的技术，将他们大脑里的观念意义表征出来，这是人类所有的合作体都产生的技术，即借助人类的发声能力，通过不同的发声来表征不同的意义，由于人类能够发出数百个不同的声音信息，而通过这数百个不同的声音信息，人类能够组合成天文数字的意义，从而能够完成对他们希望理解的事物的意义表征——但这种表征，依然大部分停留在直观的事物的层面。人类要突破对直观的世界的理解，而进入到对更复杂的非直观世界的理解，其对这个世界的观念表征，需要产生更深度的抽象……
当然，这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人类认知的推进，是对变化理解的加深——这种对变化理解的加深，无非是二个层面的推开，即对变化的过程更加清晰，二是对变化的因果关系更加确定——人类只能从这二个层面展开其对变化的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但这种对变化的越来越深刻的理解，需要通过一种有效的技术而让其传播开来，从而让共同体的成员获得理解。人类使用图画的技术是最容易获得共识的，但图画技术显然存在非常大的难度，作图也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所以即使人类的壁画或者岩画有上万年的历史，人类也并没有通过图画的方法来传达意义，而是最初普遍地使用语言。人类语言的使用，使得人类的合作体得以更高效的发展，这时候人类进入真正智慧生命的阶段，他们与这个星球上的普通生命的分别就明显起来，在与生命的竞争过程中，人类就渐渐地脱疑颖而出，其它的生命——即使在很长时期内人类都只能匍匐在它们脚下，但当人类智慧开始展示其力量的时候，这些曾经的自然界的王者，就统统退诸幕后，而不再成为人类的对手了，而需要仰仗人类的鼻息来寻求生存了。人类能力的有效提升，使得他们的合作体规模越来越大，这种合作体规模的扩大，和人类创造复杂性的提高，人类发现，单纯依赖语言的能力，已经抑制了他们合作体规模的有效扩大，因为人类的认知如果只能依赖语言进行传播，那么语言就成为承载人类认知的唯一载体，这种载体的存在，需要依赖记忆，人类的记忆是有限度的，当超过这个记忆的限度，人类的认知就到了极限。人类通过语言建立起有效的合作体，已经超过十万年了，这十万年的人类实践，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只能在合作体的群体中通过语言和记忆而实现代代的传承——当记忆的限度到了极限的时候，必定会有一些认知会在人类的合作体里消失，因为人们不得不去记忆一些最新的、最重要的知识，而相对较老的、不常实践的、或者不被认为重要的知识，就会慢慢地在人类的合作体里消失，就如同人类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人类对自身语言阶段的历史的记忆，就只剩下一些类似神话的传说，这些历史记忆，人们无法判断其真假，从而只好一律作为一种神话传说，而不认为是一种真实的历史，除非有地下挖掘出来的考古证据以资佐证——如荷马史诗的情形。没有地下的考古材料的印证，荷马史诗不可能成为希腊的信史。但这些地下考古材料与现实通过语言的记忆而传承下来的神话传说能不能保持一致，就是一个大问题。如中国的夏王朝的存在与否的问题，历史上是有大量的关于夏的存在的传说的，并且考古挖掘也存在大量的疑似夏朝的隐隐约约的证据，但却无法象荷马史诗一样，传说与地下实物完整地形成对接，因此，我们依然无法确定夏朝存在的真实性，夏依然是一种疑似的非确定性的存在……
这就是人类只有语言的话，就会对人类知识的传承产生极大的限制，因为人类的记忆限度限制了知识传承的数量，使得人类文明可能面临发展的瓶颈。人类要跨越这个发展的瓶颈，就需要产生一种更高效的、能够使得所有的知识得以有效传承且不会失真的知识全新的载体，这种人类全新的知识载体，就是文字——文字的横空出世，使得人类知识的传承不再受人类记忆能力的限制，因为人类可以通过书写的材料而将这些知识固定地记载下来，从而实现了知识的无限传播，并且文字还有一个远远超过语言的优势，那就是以文字所承载的知识信息，会真实地保持其原本的面貌，而不会因为记忆的原因而失真，因为当人类需要依赖记忆来传播知识的时候，记忆就成为知识的唯一载体，而记忆本身，是存在失真的，这些失真，既有记忆者本人的能力限度，也与其主观的认知有关——即记忆者可能失记了，导致知识的失传。或者记忆者认为这些知识是错误的，其实是他自身的认知错误，但他基于自身的认知错误，而误判通过记忆传承下来的知识，而将这些知识改变，从而导致知识传承的错误——举一个例子，古典时代的希腊其实是火葬的，但荷马史诗里却被记载为海葬，这与地下挖掘出来的考古材料相矛盾，考古人员分析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荷马史诗是通过语言传承的，最初的时候，希腊半岛燃料充足，人们死亡后通常使用火葬。于是荷马史诗可能最初是记载火葬的。但随着希腊文明的发展，岛上燃料开始匮乏，于是火葬就变得不现实，人们就开始改变其火葬的风俗习惯，而将人死亡后的丧葬形式改为海葬。当海葬这样的习俗持续上百年的时候，人们就遗忘了他们祖先曾经的火葬形式，以为人们死亡后海葬是天经地义的——人类的一般行为方式，就是当一种行为被不断地重复的时候，这种行为就会被大家所习惯和接受，久而久之，人们就会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人类习惯与习俗形成的主要社会机理。当希腊半岛开始普遍的海葬、人们认为海葬是一个天真地义的习惯的时候，荷马史诗里记载的那些曾经的火葬风俗，在那些记忆史诗的人们的眼里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他们就开始怀疑，这是不是教给我的老师的记忆出现了问题呢？明明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海葬，为什么老师教给我的却是海葬呢？一定是老师的记忆有了问题，他教给了我一个错误的知识——于是这个相当然者就将荷尔蒙马史诗里留下的火葬记载改为了海葬，于是与地面挖掘出来的考古材料发生了冲突——这是现代史学家所给出的荷马史诗里关于海葬记载与地下挖掘所获得的古希腊的火葬记载不符的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人类通过语言和记忆传承的知识，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让人类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类的知识推进就会面临一个发展的瓶颈，而解决这个发展瓶颈的有效的方法是，人类需要创造一个能够使得他们的知识不失真传播、且能够不断累积的知识传播的技术——这个技术，在人类的文明里也横空出世了，那就是文字！
但是，我在这里需要更深刻探索的是，文字不仅仅是简单的让人类实现其对知识的海量的传承，也不仅仅是能够让人类的知识能够不失真的传承，人类文字的创造，其实更深刻地促进了人类自身智慧的演绎，使得人类从简单的直观的抽象，迈入更深刻的、非直观的复杂的抽象，从而使得人类对这个世界变化的认知，跨入了一直真正抽象的时代——这才构成人类文字对自身智慧促进的真正作用……
抽象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当然这种复杂性只有当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深度反思才可能被朦胧地触摸到，否则，你可能就直接地无视了，而只有对这些抽象之后所获得的那些表征事物的观念、发出观念声音的语言以及将观念通过符号表示出来的文字有感觉。就象你直观地感觉到事物的颜色、形状、运动、边界、位置、声音、味道、软硬、香臭、冷热……这样一些性质，但对自己是如何获得对这些事物及其性质的认识的那个过程，你却完全是无感的——对人类获得对事物认识的经验感觉的过程，是对人类相应的感觉器官与神经、大脑这些非常复杂的人体器官的工作原理的理解，而这种对其原理的探索与理解的过程，是人类现代科学技术的最重要和最前沿的方向，这个过程，在古典时代的哲人们是无法了解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获得了对事物及其性质的观察创造并将这些观念通过语言和文字传播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整个的抽象过程，对其的反思体现了人类认识能力的那种极度的深邃性和复杂性，对其相应过程的反省，处于人类哲学反省的某种盲点状态——而这个过程，我们通常就用抽象来泛泛地表征出来，而这个抽象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人类通过怎样的技术成功地跨越了这个复杂的门坎，人类的观念创造何以具备这样强大的功能，到最后已经能够对他们希望表达的任意事物及时性质以及更复杂的变化过程，来进行恰如其分的意义表达，这种能力，为什么是绝大部分的自然生命所不具备的，而人类则能够对其进行轻松的拥有？这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人类如何可以抽象？
我们再来谈一谈曾经提及的一个观念抽象——健——这个观念抽象源自于易。人类如何建立起对“健”这个观念的意义理解呢？易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首先，我们知道，健是人类用来表征天体的运行的，但是健并不是简单的天体的运行，我们看自强不息中的不息二字，就表示，健这个观念的意义，不仅仅指向天体的运行，还指向天体运行的不息这样的观念，即天地不仅是运行的，还永不停息，这才构成健的那种完整的抽象，即人类最初获得健的观念，本意是指向天体的运行的不息，它至少包含了三重含义，即作为天地的对象，指向天体这个对象的运行特征，并且还进一步涵盖这种运行特征的不息性——这三重之含义都自然地在健这一个观念里被有效地表征出来了，但人类对健的理解，却不是对我提及的天地、运行、不息这三个涵义的孤立的指称，而是这三个涵义所形成的对一种持续运行状态的抽象——而这个持续运行状态的抽象，人们认为是对天地所运行性质的一种理解，这个观念的意义本身并非人类创造的，而是天体运行的过程中所自动拥有的，人类只是通过一个观念——健——将这种天体所拥有的性质表征出来，而这种性质既不是孤立地指称天体，也不是指称其运行，也不是指称它的那种不息的运行状态，而是这三者综合意义的合指……
但人类并不满足于这种天地运行的复杂过程通过抽象而有效地表征出来，他们还将这种从天体运行过程所获得的那种性质特征，通过关联思维的方法，移行换位地挪到人类的社会领域，而对人类社会的某一个群体——君子——的某些行为——追求品德之自我完善的自强行为进行类比的指称——这样，健这个观念从它一产生开始，就脱离其原始的产生的母体——天地运行的那种持续不懈的状态——而进入了相应的社会领域——鼓励君子在追求社会品德的过程中的自强不息……即对君子自强不息的行为以正向的价值判断，从而让这样的行为得到社会的鼓励，使得君子自动地产生对健这样天地所拥有的品质的追求，从而使得君子能够在社会的日常互动中形成其高贵的与天地运行所拥有的那种品质——这从某种意义上实质性地进入了人类对社会意义的表征阶段——即人类不再停留在看到一个石头事物，就用石头这样的声音来表达，从而建立起对石头事物表征的观念，或者用石头这样的符号来将其在一种书写媒体上固定地表征出来，以让石头这个事物的观念，在人类的世界获得持久的意义符号，从而能够将这个意义符号传之久远——不——这仅仅是人类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意义表征的起点，人类需要跨越这简单的直观的意义表征的初始阶段，而进入对更复杂的社会意义的更深刻的抽象表达，这才是人类观念创造和语言以及文字的更伟大的历史使命……
所以整个人类对这个世界尝试建立意义体系的抽象的过程，其实它包含了对这个世界上事物及其性质以及复杂性的那种把握，并将这种把握通过语言有效表达出来，以让共同体能够形成一致的意义理解，并进一步将这种一致的意义理解，通过更抽象的符号而将其固定下来，以保证这种意义体系的连续性，但这仅仅只是这种抽象的一个前期情形，人类的抽象，还需要在他们对自身社会意义的表征过程中，通过移形换位的方法，将A事物所含有的意义，曲折地指称B事物所含有的意义，从而达成对非直观的B事物的意义指称——这构成人类关联思维的重要技术，并通过这样的技术，人类成功地切入到对社会非直观层面的意义表达，从而使得对社会的观念表征技术得以产生和成熟，人类理智因此得以对与自然秩序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建立理解和思考，从而真正开始建构人类的文明秩序……
无论是人类建立自然的意义也好，建立社会的意义也好，我将这个过程，总称为人类意义建立的抽象过程——即抽象就是人类意义建立的那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不仅仅包括观念创造，还进一步包括人类的语言系统的声音表征和文字体系的符号表征——对于人类的意义体系的建立而言，一个完整的意义体系的建立过程，是无法离开这三者的同时创造的。虽然很多人类的合作体，可能没有完成对意义体系的文字表征这一个步骤，但是，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合作体还没有发展到足够复杂的程度，以至于其知识还停留在比较简单的水平之上，因此没有对文字表征的那种迫切需要，因此他们的文明还并没演绎到相应的文字阶段，但文字的生成，却应该成为文明更高级阶段的一种最重要的外在表征，就如同语言的产生，是促使人类从自然的生存状态向更高级的文明的生存状态演变一样，文字的产生，必定伴随着人类文明向更高的层级的演变——这是判断人类文明优劣的一个刚性指标……
其实既然将观念创造与语言与文字的生成过程视为人类的抽象过程，那么我们就需要理解，这种抽象的技术是如何有效实现的？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人类的抽象技术——那就是归纳法与演绎法。我们接下来需要专门来谈人类的归纳法与演绎法，并且将其作为人类知识获得的最基础的手段来考察。而对人类影响深远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其实就是将人类归纳法与演绎法在三个基础的判断里进行的一种综合表达而已，我们留待不表……
我们再通过举例来理解人类的抽象过程，这一次，我们来谈谈人类“东”这个方位观念，其文字符号的意义是如何被有效地抽象出来，并因此构成人类文字里的东的方位的表征？
我们通常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但是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这处象形文字与图画文字是有差别的，象形只是一种意义或者形象上的相似性，是通过一些简单的线条勾勒，使其具备人类视觉上对某事物的特征的相似性，与人类图画出该事物是有非常重大的区别的。人类通过线条勾勒出事物的特征，比起通过图画来详细画出该事物，其特征的鲜活性，线条自然比不上图画，但图画需要更复杂的描摹，而线条只是一种简单的勾勒，这种简单的勾勒，为日常生活里的频繁使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复杂的图画描摹，其繁复性是不足以达到日常生活里的频繁使用的需求的，并且对描摹者的要求也过高，所在人类在创造文字符号的时候，是主动放弃了图画的技术，而将图画作为一种艺术的类别，归入人类的精神追求之中，而对意义的表征，就通过简单的线条的勾勒来表达，以满足日常生活里的那种频繁需求，这是人类通过符号文字来表征复杂世界的一种理性选择，而这种符号表征意义，在最初的阶段，人类还努力将事物的某些外部形状特征表达出来，以让文字意义的传播更加便于人们的理解，但这种尝试保存事物形状特征的意义传播手段，会让很多事物形状特征不明显的事物的意义表达受限，同时，这种形状特征的表达本身依然是繁琐的，而且这种意义表征手段也并非直观，只是与直观具备某种相似性，所以人们称之为象形文字，象形者，只是相似而已，已经不再是人类简单的感性直观，所以有其局限性，当人类的文字达意功能成熟的时候，人类的拼音文字就直接将这种象形性省悼了，因为人类发现，他们可以不借助这种外形的相似性来传达意义，而可以直接通过符号的规定对应来表达意义，人类通过文字表意的功能得到极大的拓展，因此，拼音文字渐渐地成为人类表达这个世界事物意义的主要的文字技术……
但是对人类象形文字的考察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可以理解人类文字的草创阶段里，人类究竟需要跨过怎样的理性关坎，才能达成对意义表征的那种成熟和完善。比方说，中国的日字，指的是太阳，最初就是一个圆，在中间加一个点，表示对太阳形状的一种简单描摹，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象形文字，而我在这里需要介绍的东字，其实并不是一个象形字，而是一个会意字——会意，意味着某个字所承载的意义对象，不是这个字形的本身意义所指称的，而是这个字形的事物的某个场景里所隐含的，这构成人类建立文字意义的最重要的方法，其思维技术当然是关联思维。东——这个字的最初写法当然与现在不同，现在的写法是文字成熟后的简化版本。东的最初写法是，一棵象形的树，在树梢的上面是一个象形的太阳，表示太阳出现在树梢上，因为中国古人在对方位的确定的时候，他们是将早上太阳出现的方位规定为东方的，而早上太阳出现的情形，通常是在天际边的山顶上，而山顶上通常最高的是树梢，而太阳出现在山顶上，从视觉上看，似乎是太阳出现在树梢上，如此，古人就借助太阳出现在树梢上的意义，关联地指向我们规定的方位——东方。但是，我们进一步思考，把这里的关联技术来理解人类的一个时间观念——晨——即一天的早晨，我们发现，如果借助东的这个情境，是同样可以表示为晨的，只是中国的先人们通过另外一个情境来表征晨这个时间观念，而将东这个观念规定为我们理解的确定的方位——因为人类的文字意义表征，其实是人类的一种主观规定性，这种主观规定性，人类固然可以找一种情境的依据，也可以找一种形状的依据，但人类也可以完全不找任何依据，而仅仅作为一种刚性的规定，只要这个意义的指称能够被大家都理解并接受，这种规定就是有效的，人类的意义体系，其实主要依赖这种刚性的规定性，而对情境的那种依据，只要有可能，人类在创造文字时是不会忽略的，只有没有这种情境的依赖情形时，人类才不得不使用那种直接的对应规定。因为毕竟存在一种情境的关联性，人类在意义传播时可能更方便，理容易让人理解，因此传播效率更高，传播效果也更好……
这里对东这个方位的抽象，是比直观更进一步的情境关联的抽象，在人类的抽象里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比起前面的健的抽象而言，东的抽象难度更低。健的最终意义表征，进入了人类的社会合作领域，而脱离了最初的抽象主体，其意义被人类进行了一种深化的理解。这是人类尝试进行更复杂和非直观世界的意义表征时，所必然迈出的一步。人类不迈出这一复杂抽象的步泛，就无法对他们自身合作体的社会的那广泛的非直观行为进行得心应手的意义表达——下面我稍微阐述一下中国的成语，是如何通过对一个故事的意义抽象，而进入对复杂的人类社会意义的那种表征的，其中所自然隐含的深度抽象技术，值得我们对人类的这一意义抽象技术进行仔细品味……
中国的成语绝大部分是人类创造的一些故事——当然，对故事的理解，其实进入了人类对这个世界虚构描述的文学形式的理解。我们先不谈人类文学的本质特征，而仅仅谈人类对成语故事的意义抽象，从而生成对这个成语观念在社会意义表征上的广泛应用，来理解人类观念创造的高级的抽象技术。比方说，朝三暮四——这是源自庄子里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养了一群猴子，但他发现猴粮不足，于是和猴子商量粮食供应问题，他问猴子，给你们早上三个棒子，晚上四个棒子，可以吗？猴子认为棒子太少，表示愤怒，不答应。于是主人说，那给你们早上四个棒子，晚上三个棒子，这总可以了吧？大概猴子的智商不足，他们只听到了早上的棒子从三个增加到了四个，却没有理解到，晚上的棒子从四个减到了三个，庄子认为，名实未亏，而喜怒为异，是这些猴子的愚蠢所至。但是人类在对庄子这个故事进行意义表征的时候，就改变了其愿意，只是借用了朝三和暮四这二个情境，而组合成一个成语——朝三暮四——并且这个成语的意义也与庄子文章里的原意大相径庭了，变成了一个人的行为的改变过快，缺乏相对的稳定性，并且这种意义的指称也不再是针对猴子了，而完全移形换位，变成了对人类的社会行为的指称——即我们完全脱离了原来成语故事产生的最初情境，而指向了与此迥然不同的社会意义，从而使得人类产生了一个对人的社会行为的某一类现象的意义指称，从而建立起了一个实质性的社会意义的观念——这是人类对社会建立起理解的一个漫长过程的小花絮……
人类需要创造一系列观念来从容地表征他们即将进入的社会合作体。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社会合作体，是迥异于人类曾经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状态的，人类在自然的状态下的意义表征，将不再适合于在社会状态下的那些情境，需要生成一系列全新的观念来表征人类的社会行为，从而为人类的社会合作建立起一个意义体系，并进一步在这样的社会意义的体系里，探索人类之间的那种互动方式，这是人类社会合作体得以建立起来的前提条件，也是人类社会秩序生成的底层逻辑，而这个过程，并没有一个有意的设计过程，而是基于人类的社会合作行为，以及在合作过程中所自动生成的人类对这种合作行为的理解，从而生成一种在社会合作体中，人类行为的全新边界的那种自然理解，从而开始生成人类的社会秩序，并在对这种全新的秩序合理性的逐渐体认和探索的过程中，理解其合理性的内核，并且渐渐地脱离人类曾经的野兽状态，而一步步踏入人类的文明秩序之中——这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发的过程，但自发和自愿的过程在其中却占有相当的主要导地位，但这个过程中，会自动地生成基于合作合理性的共识，并且在这样的共识基础上，产生合作体里不同群体的重要性差别，并在这种重要性差别的前提下，合作体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的差别也自然地生成，从而进一步演化成在这种地位差别的前提下的社会秩序的演绎，从而形成复杂的人类社会权利的差别格局，并因此生成了人类最早的文明秩序……
人类社会秩序最初的生成演绎过程，已经消失在人类记忆的长河之中，我们只能依赖一种合理的想象来复原那个最初的人类社会秩序的生成过程——任何想象，都可能会有对最初合作建构过程的某种合理性的把握，也可能有对实际合作秩序生成的那种误解与错误推论。人类事实上已经无法复原我们最早的先们是如何从曾经的野兽生存状态进入到追求文明的生存状态之中的。关于人类社会秩序的最初生成过程的那种思维推演，我们现在暂不探讨，而是理解人类创造观念来表征相应的社会意义的这样一个复杂的抽象过程，这是人类表征社会意义的必要的步骤，因为当人类在创造观念来表征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会自然地发现，相对于表征自然，人类对社会意义的表征过程，其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对自然的表征，可以借助于感性的直观，而对社会的意义理解，人们会发现，感性的直观并不足以自动地生成对社会意义的直接对应理解，需要一个对人类社会里那些与自然状态下并不存在的社会意义的全新理解，这是人类在表征社会时所面临的那种基础的困境——但人类如果不跨越表征社会的那种困境，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社会秩序的生成，就会受制于其对社会认知的瓶颈，从而使得社会秩序将会停滞于一个低水平的认知阶段，人类更复杂的文明的演绎，就不可能会产生……
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人类的文明秩序，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地域，其文明秩序所停留的层级是有极大的差别的。很多地方的人类文明，依然停留在最早的初级阶段，只有简单的语言，没有文字，其技术也停留在最原始的那些阶段，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依然在那种原始的巫述时代徘徊……人类的文明，需要认知层面的突破，而认知层面的突破，需要更深刻的认知合作，而更深刻的认知合作，依赖合作体规模的扩大，而这种合作体规模的扩大，又需要依赖更高效的信息传播技术——语言这样的技术，由于其存在与传播只能依赖人类的记忆，因此必然受制于记忆的限度而使得文明进步的瓶颈受到人类记忆容量的限制。而人类文字的产生，就有效地突破了人类记忆的容量，而使得人类的知识传承的稳定性、人类知识储藏的无限性、人类认知探索的深刻性都得到了几乎无限的解放，这样，人类文明的进步，才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可能……
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合作体制规模不断扩大而自然地生成的，人类的文字并不是由什么智者在一夜之间突发奇想而凭空创造的，它有一个自然的从简单到复杂的演绎过程，这个演绎的过程里，人类的认知，渐渐地从感性直观的世界向非感性直观的世界过渡，而这个过渡的过程，自然地伴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理解的加深，而这种理解的加深，伴着着人类能力的增加，从而使得人类能够与自然的互动中，得到更多的回报，而这个回报是对人类认知的一个重要的正向激励，从而更加促进了人类对认知的那种执着的探索，而这种执着的探索，一定伴随着人类对自身合作体秩序的体认和把握，并且开始构建起基于人类社会合作秩序的那种合理性解释，从而开始了人类文明秩序的合理性探索过程……
我们继续谈人类的抽象技术——抽象技术里，其实对社会观念的抽象可能是最艰难的。刚才我们举例说明了健、朝三暮四这样的观念创造过程，其实是从一些自然与人类虚构的感性故事中的那些特征，巧妙地关联到人类社会的一些人的行为特征上去，从而建立起对人的社会行为的理解——这个过程，确实还需要更复杂的细节的推演，才能在理性的层面得到更好的把握，我们这里暂时保留这个推演过程，而将其放到对人类社会秩序生成的这一节进行探索。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人类量化和价值判断观念的创造……
对这个世界的量化理解而言，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一种习惯了。但是，人类要完成对这个世界的量化理解，其实是有非常艰难的门坎需要迈越的。有一个人类学家，他曾经在非洲的一个部落里做田野实验，他就发现，那个部落的量化技术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即他们只能描述三种事物的数量，即一个、二个和很多。当事物数量超过三个时，他们就不能对其进行精确的量化了，而统一用类似很多的概念来表征。即他们只能量化一个和二个，如果多于二个了，就用一个统一的观念来指称——无论这二个以上的事物是三、八、十或者更多，他们只有一个观念来表征……可见，人类对这个世界的量化理解，即使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可能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技能，但依然会有一些人类的小合作体，历经几千万年的漫长实践，依然还处于一种非常低级的认知水准之上……
我曾经对人类的结绳记事这样的古老记载表示过某种程度的怀疑。我认为，人类通过绳结来记事——如果人类通过一个具象来记记载某一事件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希望对这一事件的具象记载能够尽量减少对其记忆的依赖，那么，这一承担记忆功能的具象的事物，需要能够携带对他们想表征事物的不同特征的信息对应的那种差别性特征，才能对事件的复杂性形成有效的表征。但是，人类如果通过绳结来记事的话，绳结的相同性，使得人类对不同的绳结表征不同的事件就会自然产生对应的难题。一种合理的推测时，人类只能通过绳结的数量的差别来对应事物，而不是通过绳结本身来对应事物，所以绳结一定是对应同一的事物的，而绳结的数量所体现的差别，就是人类通过结绳记事所应达到的减少记忆的目标——那么进一步进行合理的揣测的话，绳结的数量所承载的人类对事物的记忆，最佳的对应就是事物的数量——即在一根绳子上结多少个绳结，就代表该事物有多少数量，当我们用绳结来理解这事物的数量变化时，只需要通过进退绳结数量，就能够获得对这些事物的数量理解，从而结绳记事就可以合理地理解为人类结绳记数——即人类最早的量化行为，很可能是通过绳结的方式来有效实现的，即结绳记事也许是结绳记数的一种讹传。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人类最初的具象记事手段——结绳记事，究竟是记事还是记数，已经永远消失在人类的长河中，不可能得到准确的复原，而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通过一种朦胧的猜测，来理解我们先人行为的智慧……
但是人类文明的演进需求，决定人类需要完成对他们生活中所面对的那些繁复事物的精确的量化理解——这种对事物的精确的量化理解，人类需要最少需要产生二种智慧的跨越，即量化的数序产生，与量化的标准问题——这二个问题是人类量化任何事物都必须迈过的门坎。首先当然是数序问题——人类的数序究竟是如何被人类有效地抽象出来的呢？这同样消失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之中了。但几乎所有的人类合作体，都产生了对这个世界进行量化的数序——当然最早产生的必然是自然数，只有自然数得到产生之后，人类才可能进一步产生分数、小数以及更复杂和更深邃的数字。自然数序的问题，我们会发现，自然数序是一个无穷多的递增的排列——这就会产生一个如何有效地将这些数序通过符号表达出来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以无穷多的符号来对应无穷多的数序。但人们就会面临一个对无穷多的数序符号的学习成本问题，显然人们会发现，如果他们希望使用无穷多的符号来表征无穷多的数序的时候，他们在对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进行量化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个学习无穷多的数序观念的难题。他们能够表征的数量，将与他们愿意化多少时间来记忆多少数序符号有关——这就会让他们对这个世界的量化理解，受制于其记忆的容量，而且还需要不计对这些数序符号进行学习时所花去的成本——而学习的成本，自然也会限制人类对这个世界事物的量化能力。这个难题是人类通过发明数序进制的技术有效地解决的——即人类可以通过使用有限的符号来解决无限多的数序递增的意义表征问题。这充分地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当然，不同的文明，其表征数序的技术上存在差别，也有优劣和高低之分。现在来看，最高明的还是古典时代的印度人们所发明的印度数字，中国也发明了表征数序的数字符号，古代罗马也发明了他们独特的数序符号。但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数序符号，是印度数字，但其名称却是阿拉伯数字——因为印度数字是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的，使得欧洲人误认为这些数字符号是阿拉伯人发明的，于是就将这些数字符号命名为阿拉伯数字——结果以讹传讹，最初的发明者印度人，就被人遗忘了，直到后来，人们才明白，这些数字的发明人原来并不是阿拉伯人，但其名字流传已经很广了，所以现在我们依然称呼这些数字为阿拉伯数字……
如果我们从对数字在人类认知里的意义来理解，我们就会发现，自然里是并不存在数字的，数字是人类智慧的一种巧妙创造，是人类为了量化这个世界而发明的。既然作为数字本身的出现，都是人类的主观意志所创造的，那么数字的客观属性自然就不存在，数字作为一种主观性，其数学的推演，如1+1=2，就不可能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真理而存在，而仅仅是人类的某种规定属性，使得这个等式成立。即1+1=2之所以成立，仅仅是因为人类规定了1到10这样的数序排列顺序，在这样的数序排列顺序下，这个等式才是成立的。假设人类不使用十进制，而使用二进制，这样人类就只需要二个符号1和0来表征所有的数序，这样，我们就会发现，1+1就不再等于2，而是等于10。人类数序符号的不同，数序进制的不同，都将使得二个数字的加法结果改变——这是我个人对人类数序的那种主观属性的理解。也许见仁见智……
当然，人类要对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事物进行有效的量化理解，不仅仅需要产生数序，还需要产生量化的比较单位问题——人类会发现，他们对这个世界量化行为，本质上是把需要量化的量与一个规定的标准的单位量进行比较，获得二者比较的数量，从而完成对这一事物的量化理解。即人类的量化，从本质上是一种比较——因为当事物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人类的直观感觉可能就无法对其建立起精确的理解。而这种精确的理解，需要通过一个人类直观经验里能够容易把握的量，作为一个比较的标准的量，与这个需要精确量度的事物进行比较，从而在技术层面上获得一个比较的确数量，因而完成人们认为的对这个事物的量化——这是人类通常的量化过程。这种量化过程，与人类对非直观世界的事物，通过关联的思维，与直观世界的事物建立联系，从而形成对其的意义理解一样，是一种间接的理解。因为当人类的感性直观，一旦对某事物的直观性弱化或者不能形成直观性的时候，人类就只能通过与可以形成直观性的经验感觉进行某种形式的比较，才能对那些非直观性建立进一步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当然是一种有限度的理解，如关联思维的理解，与比较的理解，这是人类对非直观世界事物建立理解的二种途径——但这种理解，可能与人类通常认为的那些真理的理解，其实是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认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感性的直观，一旦一种事物超过他们感性的直观体验，人类在对其建立有效的认知与把握的时候，就会面临极大的困境，这种困境，尤其体现在传播的层面，只有通过将这种事物化约为人类感性直观里能够体验的那种现象，人类的认知才能更方便的理解，其传播的效果也才会更好——这是人类有限的理性能力决定了他们形成认知时，所必然受制的因素，这是一种对人类认知的先天的约束框架，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人类所受的约束框架的存在……
量化的标准单位——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人类的感性直观，这种感性直观，能够让人们对具体量化的事物的理解感觉到更亲切。比方说，我们能够发现一些远古时代的量化直观的线索，如臂尺——就是伸长手臂的长度作为量化的单位。步长——就是人们自己走一步的长度来作为量化的单位。比方说，一拱——其实就是把拇指和中指伸直的长度作为一个计量单位。即最初的人类在使用量化技术时，他们通常会用身边伸手可及的那些事物作为一种直观的量化单位，从而完成对事物的量化理解。不过，渐渐地发现，因为各人的身体差异是一种天然的存在，每个人的一步未来必相同，不同的人的臂长可能有较大的差别，一个个体高大的人的臂长，与一个矮个子的臂长，就会产生较大的差距——人们渐渐地就会将这些计量单位标准化，即一个固定的长度，从而使得到类同一个度量单位，不同的人来计量时，其所获得的量化数字差不多一至，只存在一个微小的误差，这是人类量化过程中必然进入的阶段。
人们在确定量化单位时，通常这些基本的计量单位都在他们感性直观能够把握的范围以内，然后才开始根据需要而扩大量化单位的大小，而这些大小不同的量化单位，能够通过标准的换算而得到一个比值，如长度单位，中国古典时代是丈、尺、寸。尺是最基本的单位，其长度人们最容易把握，然后丈和寸就是根据尺的标准和相应的换算比例而得到的，就是一丈等于十尺，而尺等于十寸。如果还需要对更长的距离进行计量，人们就会发明更长的计量单位，以方便对较长的距离的那种计量实践。现在国际通用的计量单位是米，米的长度是规定的，它通常等于中国古代计量单位尺的三倍——是否真正一米等于三尺？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估计是大概等于，一定会存在一个分数，但为了让传统的计量单位与全新的国际单位在使用过程中不致于麻烦，也许我们在这个国际化过程中，调整了尺的长度标准，以让其与米的计算更方便，但尺的标准与传统的尺的标准长度相差有很小，只需要把以前的计量标准稍作修改，就能够在实践中使用起来更方便，因此这些为让计量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微调，可以想象应该是实际中的一种灵活活变通的措施……
人类对这个世界的量化行为之普遍，可以说构成人们对这个世界事物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当一个新的认知维度产生后，人们会努力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量化，一旦量化有效的完成，人们就会觉得对其的认识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从此后追求对其的量化认识，几乎成了完成对其认识的一个基础的层面。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他让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统一度量衡的标准——这个行为，在我们的历史文献与日常对秦的功过的评判中，只要涉及对秦始皇的功过判断时，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将他对度量衡标准的统一作为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可见这些度量的标准对于人类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其实正是因为其重要性，统一度量衡标准也就成为人类日常生活里交流方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借助政治的权威来统一，与人类通过日常互动时自动地统一，这二者其实差别不大。其实即使没有秦的刚性统一标准，只要一个合作体完成了统一，其度量衡标准，可能会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自动获得统一，就战国时代，我们会发现，各个国家的度量衡的标准就是一致的。只是国与国之间的标准不同。今天，即使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国家，多达二百个，但由于国际交往的频繁和丰富，不同的度量衡标准——或者更多的计量标准的不同，会自然地导致各个国家交往的不便，所以今天，就产生了一个国际的通行计量标准，很多时候，当我们使用某种计量技术时，我们首先会考虑优先使用国际标准的计量单位，以追求与国际的接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就是人们出于其与他人交流的那种现实的需要——对事物计量单位的那种统一，从本质上是基于人类实践的需要而自动生成的一种刚性要求，人们会在广泛的自愿过程中，自动地产生统一的计量单位，从而满足日常生活里那种频繁互动的需要……
其实人类的一切计量行为，从本质上都是对非直观的事物所追求的一种量化理解——这种量化理解，未必在人类的大脑里就变得直观了，其实这种量化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主观的理解，与人类所规定的量化单位与数序符号有关，而量化单位——也只是那些规定的标准可能能够被人类直观的把握，但其相应的量的直观性把握究竟对于大脑而言，是一种怎样的理解，其实也很难说得清。那么在这个标准的量的基础所形成的更多或者更少的量的理解，也只能说形成了对这个追求理解的量与人们规定的标准量的一个比较数字而已。人们认为，“这里有五斤苹果”比“这里有一堆苹果”或者“这里有八个苹果”或者“这里有一些苹果“，是一种对这个苹果事物的更确定的理解——如此而已……但究竟象”这里有五斤苹果“这样的确定的理解，比”这里有一堆苹果“的不同的理解，前者为什么让人们觉得理解更确定，而后者的理解更模糊呢？这其实是令人晦解的……
直观与非直观的界限也许很难有清晰的划分，如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一堆石头，但这些石头的数量，我们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个个的数才能形成——这样的直观，究竟对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是怎样的一种理解呢？其实也是让我们无法在理性层面得到某种清晰的判断的。即人类的感性直观的能力对事物的那种量化，其实其直观性把握是很难的，除了一些简单的数量，如几个——这些数量在非常有限的限度内，但人类依然会通过隐形的数数的方法才能把握，只是因为一个、二个、三个这些数量很少，人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其数量，所以似乎是直观的，其实依然有一个理性的判断过程，这个理性的判断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已经是非直观了。因为数序本身而言，就是非直观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类的一切量化行为，本质上都超越了人类的感性直观，而进入了理性的非直观的世界……
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非感性直观的领域——人类对事物、事物性质及其变化的价值描述——价值判断是人类与这个世界杂多性和复杂性互动过程中，需要基于对事物及其变化的价值判断，才能提供相应的互动选择标准，否则人类将因为缺失选择标准，而陷入某一种盲动状态，这种盲动状态，肯定将使得人类所追求的生命目标的落空，这会导致人类行为的低效，从而浪费宝贵的财富、资源与能量，这会导致人类自由度的下降，甚至会使得人类这个物种因此走向灭绝。因此价值判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是对人的行为选择的先行指引——人类如何获得对事物的价值判断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人类无疑需要对复杂的事物与变化进行价值判断，这就产生了人类对事物的价值描述的需要，因此，人类需要抽象出对事物价值描述的相应的观念……
比方说，优雅、漂亮、美丽、丑陋……这都是人类对事物的一种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需要通过有效的抽象过程，并在共同体内形成共识并传播开来，对事物价值的描述，才能无碍流通，从而达到大家都能够理解的效果——这个抽象的过程，其实也是人类意义体系建立的一个必须迈过的门坎，因为只有在建立了对价值的意义表征的观念之后，人们才能方便地使用价值描述，而对事物的价值判断，是人类个体的主观感受，而这种个体的主观感受性，因为人类生物属性的那种相通性，就必然存在大量的对事物的那种主观感受的相同性，这也是人类价值共性形成的基础。但同时，我们又能够发现，人类虽然是同一个物种，彼此之间自然地存在很多生物的相通性，即我们认为的相同的人性存在，但人与人之间，又同时存在气质的差别性，这种气质的差别性，又可能决定了对同一事物的价值判断的那种差异性，从而形成了对价值判断的不同，这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情形。
人类在价值判断层面的共性与差异性的问题，使得我们必须对人类价值判断的二种复杂存在建立分别的理解，这二种复杂的存在，就是文化多元和价值共识，文化多元指向人类自然选择的领域，而价值共识，则指向人类合作体必要的公域范畴的建设——这二者都是人类文明所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对其建立真正理性的理解。但是将人类对这个世界复杂事物及其变化的价值表征观念有效地抽象出来，构成人类对这个世界进行价值描述的基础和地层。没有这些观念的成功抽象，人们是不可能完成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价值描述的，那么人类彼此之间对事物的价值描述就可能无法进行相应的交流，人类追求文化多元与价值共识的那种认知，就会落空——因此，抽象出对人类表征事物及其变化的价值观念，是人类对事物价值判断进入理性之域的前提。
总之，人类的观念创造，是通过抽象的技术而有效实现的。人类通过复杂的抽象技术，而完成对这个世界上那些事物及其性质的意义的观念抽象，并进一步抽象出数序和量化的标准这些观念，从而完成对事物的量化描述，然后还进一步抽象了对事物价值判断的观念，从而使得人们可以对事物进行价值描述——这是人类对这个变化的世界建立理性理解的前提，即完成对这个世界的意义的描述，而对这个世界的意义的描述，其实是通过观念的创造而完成的，而观念的创造，是通过复杂的抽象技术来实现的。所以抽象技术其实是人类建立对这个世界意义描述的基础的技术，是抽象技术完成了人类的观念创造，从而使得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意义表征成为事实……
当然，人类的认知是建立对这个世界变化的理解，前面我们已经提及了，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描述，包括对事物及其性质、价值以及量化的描述，而完成以上描述，都是需要观念来完成的，而这些观念的创造，都是通过抽象技术来有效实现的。但人类的抽象技术创造的观念，当然还需要包括对变化的描述——人类理解变化，自然需要描述变化。而人类对变化描述观念，依然需要使用其抽象的技术……
在人类描述这个世界的语词系列里，对变化的描述是归入动词之列的，即人类的一切动词观念，其实都是对变化的一种特定描述——当然，这同样需要基于人类对于变种变化的感性理解，人类关于对变化的描述才能得到有效的传播。人类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既能够观察到对这个世界上杂多存在的事物，也能够观察到这些事物的相应性质，如颜色、形状、冷热、软硬……等，同样也能够观察到这些事物的变化形态，如太阳的运动，月亮的阴晴圆缺，树梢的摇摆，小鸟的飞翔，河水的流淌，马儿的奔跑……这些，都需要有效的描述出来，才能形成人类对这个世界的完整的理解，这些描述，其实是对世界事物的动态描述，而前面的描述，如对事物及其性质、价值与数量的描述，其实都只是对事物的静态描述而已。而对事物的动态描述，是人类对变化理解的前提，即我们既然要理解变化，那么，事物是如何变化的？如果无法将变化有效地描述出来，人类当然无法理解变化，也无法将这种理解传播给他人，从而形成大家对某一变化的共识性理解，人类的认知大厦就无从建立。所以抽象出描述变化的观念体系，从而对这个变化世界进行有效描述，就成为人类建立认知大厦的必要的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描述只是一个基础，对变化的理解，才是认知的真正核心和关键。对变化认知的深度，决定人类实践的效率，因此，对变化的描述，其实是人类描述这个世界里最关键的维度……
人类抽象出了大量的观念来描述这个世界的变化，而对变化的描述的效率，与人类抽象的能力正相关。也许人类最初对变化的描述是简单的，但随着人类对变化理解的不断加深，人类抽象技术也就不断进高，人类就能创造更多的描述变化的动态观念，来对变化进行更生动和更深入的描述，从而使得人类对变化的理解不断地得到拓展，人类的认知大厦就不断地得到夯实，人类的实践能力当然也水涨船高，这是一个认知与实践的正反馈过程，是人类智慧不断地得到开发的自然结果……
人类的抽象过程，其实非常复杂和深奥。从最初的对事物的命名——尤其是自然存在的事物的命名——这可能是最低程度的抽象，人类迈过这一步其实就非常不容易。要不，你可以看自然存在的生命，其实并没有一种自然生命完成了对这个世界的最初的命名过程，当然，从人类学对这些生命的考察结果来看，可能有一些比较高智慧的生命，完成了对一些与它们生命休戚相关的一些事物的声音指称，有了人类意义上的语言能力，但这种语言能力是非常低级与原始的，与人类对这个世界事物的任意和方便的命名指称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但这仅仅是人类复杂的意义表征技术的第一步。当人类的抽象技术成熟之后，人类进一步抽象出了无数的观念，对这个世界里直观与非直观的事物进行了更加复杂和丰富的意义表征，其中很多的意义表征，是自然的状态下所不存在的意义——如量化的意义，价值的意义……这构成人类智慧的创造，正是这种人类理性的高级创造，使得人类的抽象技术不断的发育成熟，最终能够完成对这个世界的随心所欲的意义表征，从而使得人类通过观念来表征这个世界的复杂技术，得以成熟并发扬光大，人类的合作体，得以在这个意义表征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深化，并最终形成了人类辉煌的文明……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观念的抽象技术，是人类文明大厦得以生成的基础和奠基性的技术，对其重要性的评估，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份！
关于对人类观念创造的抽象技术，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进一步探索归纳法、演绎法与三段论这些人类建构认知大厦的基础技术，以建立对它们的基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