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一切文明成就，都需要在人们的行为展开下取得。而行为的展开，本质上就是将人类的知识纳入应用领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类的实践。而如何有效地应用人类的知识——就构成人类理性最重要的方向——实践理性……
所以说，人类的实践理性本质上是人类知识的应用——而人类的知识是什么呢？其实是对变化世界的描述与理解。即人类理解了这个变化的世界，并且通过语言和文字将其描述出来——这构成人类知识的一般形式。而这种描述，我们通常有定性的描述和定量的描述二种方法。但无论是理解也好，描述也好，其实这些知识都是一种大脑中的形而上的存在——理解表示这种知识已经成为某个人类成员的大脑里的知识。将其描述出来，就能够将这个知识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有效的传播，以让更多的社会成员理解。但无论这种理解是怎样的，都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而已——这种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的知识，并不是一种实践成就。只有通过这种对知识的理解，而使人们展开某种实践行为，我们才可能形成一种文明的成就——而这种文明的成就，就能够让人类的某个生活目标得到有效的实现，从而使得人类的文明实践得到展开……
其实我们知道，没有行为，就没有一切人类意义上的成就——人类不能只将他们的成就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即作为一种单纯的认知成就，可能在人类实践得到广泛展开的时候，也被作为一种人类成就而确认——但这些人类的认知成就，绝大部分通过人类的实践行为而展开为一种文明的物质成就，从而使得人类的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丰富，人类的精神目标自然就得到更广泛的实现，这就让人类的文明显得生机勃勃、繁荣昌盛……即人类的认知是通过有效的实践行为而得到落地的，没有通过一种恰当的实践形式来将认知有用化——那么人类的认知就是真正进入无用的状态——这并非人类追求认知的主要目的——人类追求认知在绝大部分都是源自于实践的需求，虽然在很多的时候，人们可能也发现，有些认知是纯粹无用的。但绝大部分的情形下，人类都会努力将他们的认知纳入确定的实践领域，以追求他们生活目标的广泛实现——并且，很多人类创造出来的认知方向，都是由他们在实践目标里，基于效率或能力的拓展而自动产生的，即认知是源自于实践，并且需要不断地服务于实践——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即人类的认知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的那种关系的确定，这构成了人类最重要的实践理性……
即我们需要理解，人类的实践理性与人类行为展开的那种关系的重要性——我们知道，人类的行为都是有着深刻的认知背景的。没有认知指引的人类行为——可以说微乎其微，并且一个缺乏认知背景的行为，可能也不会纳入人们考察的视野，因为这没有价值——人类在对自身行为建立理解的时候，一个主要和基础的考察方向，就是对行为展开的认知背景建立理解。理解了行为展开的认知背景，我们可能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该行为。人类任何特定的行为的展开，都是有着相应的认知背景的，但并不只有认知背景，人类行为的展开，还有他们所追求的相应的目标——将人类行为展开的目标与其认知背景有机地衔接起来的，就是人类的实践理性……
我们依然从人类的农耕行为来理解人类的实践理性——人类需要粮食，这是作为生命，维持其生存的基本的条件。如果人类没有粮食，他们立即就会处于危险的生存边缘。所以他们几乎每天需要寻找可食用的食品。在最初的时候，人类是努力搜寻环境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植物果实、或者狩猎那些小型动物，以满足他们每天的食物需求。这样，一般认为，人类最早的时候有过一段狩猎与采集生活过程——这种狩猎与采集的生活方式，需要依赖大自然的恩赐，并且不同的季节，大自然所能提供给人类的食物是不同的，人们也需要不断地围绕着环境进行迁徙，以满足他们对于粮食的需求——因为不同的气候与环境条件，会生长不同的植物，也有不同的动物活动在其中，人们只有到特定的环境中去才能找到他们需要的食物。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与植物进行了长达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互动——在这个漫长的与植物互动的过程中，人类渐渐地理解了植物生长的一般规律——并且他们最终演变成了通过种植农作物来获得稳定的粮食供应的新的生活方式，取代了他们曾经长达数十万年的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而这种全新的农耕生活方式的形成，与人类对农业作物的生长规律的认识与其相应的条件需要的理解是有关的——没有对农作物生长规律与相应的条件的那种认知，人类不可能展开他们的农耕行为……
所以人类的农耕行为，与他们对农作物生长规律与生长条件的认知有关——没有这种认知的产生，人类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农耕行为。但也可能人们即使有对这些农作物生长规律的认知，人类如果不展开其相应的种植行为——这些认知就可能会作为一种无用的认知，而只在人类的大脑里存在——只有化为了农耕的种植行为，这些对植物生长规律的认知，才能作为人类有用的知识，而为人们相应的生活目标的实现起到帮助作用——而这种人类认知与他们生活目标的有效的关系衔接，就是通过人类的实践理性来实现的，即人类的实践理性，本质上是促进人类知识的有效应用，从而使得人类的知识不再停留在形而上的认知层面，而是落实到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并且使得人类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得到广泛而有效的实现，这是人类实践理性在文明大厦中的主要作用……
即人类的知识需要纳入有效的应用。没有知识的有效应用，知识就会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无法为人类广泛的生活目标服务——这些生活目标，当然包括人类生存与繁衍以及更进一步的精神目标——只有人类生活目标，通过这样知识的有效应用而得到高效的实现，人类才可能产生进一步的对知识探索的激情，即知识作为人类所追求目标实现的一种助力而成为一种正向的激励，从而使得人类有动力去追求对这个变化世界的更加深刻的认知，而随着这种认知的越来越深入，人类会发现，更多的人类生活目标，可以通过这些越来越深入的对自然变化的认知的实践化而得到不断的实现，这构成人类文明成就的不断的取得，因此实践理性，本质上越来越让人类感觉到知识的那种极端重要性——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在今天可能成为人类普遍认同的一种观念。但其实知识本身并不必然成为力量——只是人类在展开他们的行为的时候，他们是围绕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实现而进行的，而在追求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他们会发现，知识的指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当人类所追求的目标得到有效实现的时候，人们才会觉得自己有力量，否则人类就会感到挫折和失败，而不会感觉到力量的存在——即只有当人类的行为目标得到实现的时候，人们才会觉得这种力量的行使符合他们的追求，这都会让人类感觉到这种力量的合理性。而这种力量的合理性才构成人类对力量的认同——这时候，人们感觉到这个过程中，知识的指引作用至关重要，离开了知识的指引，人们就会发现，即使他们努力地展示了力量的存在，但他们可能依然归于失败——目标没有实现。这种目标失败的情形，在人类的世界里是非常普遍的，人们会将这种失败归之于他们认知的不足——他们有激励去更深刻地理解变化的过程，以及相应的条件与不同变化方向的关系——这是因为，人类大部分的知识应用都使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得到了实现。当同样的基于认知指引的行为目标没有得到有效的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会修正自己的认知，从而努力使自己的实践力量介入变化过程时，与变化演为的方向所需要的条件保持一致——这是人类实践理性的一般行为方向……
所以，可以说没有人类的实践理性，人类的知识的作用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彰显，人类的力量当然也就不能得到拓展，人类自由拓展的目标也会落空——所以知识作为人类行为展开的前瞻性指引，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但这种前瞻性指引，本身需要人类确定适当的目标——并且这个目标需要与认知指引所达到的变化方向一致，这才能构成认知对实践的恰当指引——当人类认知与实践目标不一致的时候，这时候，认知的提供的行为指引方向，可能就会背离人们所追求的实践目标，导致实践的失败——但这是人类的实践进入了非理性的层面，或者没有准确把握住人类认知与实践的关系——或者，这种认知本身的因果关系就是错误的。人类认知的错误，会导致人类实践的失败，这是非常普遍的，并且这种行为也会不断地重复，这是因为人类在他们的实践过程中，基于现实情境的复杂性，对那种因果关系的认知把握存在了错位——但这时候，人们未必能够认识到这是因果关系把握的失误，可能会将这种实践上的失败，归咎于复杂的情境中的其它因素，从而导致实践结果总是达不到人类所追求的目标，这构成人类认知探索的主要错误所在……
所以人类认知的准确与否，需要通过相应的实践进行检验——但这种检验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人类并不一定就能够从他们的实践中立即把握到认知的错误，因为他们会在复杂的实践情境中，将不相干的第三者的因素作为实践失败的归因，从而不对认知本身的那种归因进行修正——这是人类认知探索的复杂性所在——而这种错误的认知归因，有时候是基于人类对自然变化的信息收集不够丰富，一些导致错误变化的信息，在认知建立起来时，并没有被人们观察到，因此导致错误的归因的发生。但更多的存在一些情形——即认知的权威有意维护自己对这个变化因果关系的解释，而不愿意承认错误，他们因为处在一个合作体的权威位置，他们的决定具有调动合作体力量的作用，并且因此他们能够得到丰厚的回报，因此他们故意从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的情境中，寻找新的信息因素，来作为实践失败的原因，从而让已经形成的认知得不到修正，这是人类认知探索的艰难之处。所以我们在四十年前所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现实的情形而言，这并不准确——即对真理标准的检验，需要有不同的认知范式的界入，并且对同一结果的不同的实践路径的比较检验，才能理解不同认知的理性与否——尤其是人类的社会认知——当然，其机理本身是十分复杂的，我们今天就暂不深入挖掘了……
人类实践理性里，主要瞄准与自然互动的理性——即人类基于其对自然的认知，进一步理解这种认知与自身特定目标之关系，从而形成人类特定的行为选择——从某种意义而言，实践理性与认知本身的真理性无关。在现代认为的那些似乎非属于真理的认知，如迷信等，依然不改变人类在这种认知指引下的实践理性——如农耕文明时代典型的祈雨仪式，就是属于实践理性。人们认为，自然会不会降雨，是由神秘的神灵所控制——神灵的意志决定天上会不会下雨。当长期的干旱可能导致庄稼欠收的时候，人们就通过一系列神秘的仪式来与神灵沟通，从而将人类的意志传达给神灵，祈求神灵的慈悲，并且降下甘露——这属于人类的实践理性范畴——即基于对自然变化的认知而产生的相应的行为方式。虽然这种对自然因果关系的认知，在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可能会被归入迷信的范畴，但在远古时代，却是人们坚信不疑的认知之一。同样的道理，中国福建沿海的妈祖信仰，其实也构成人类的实践理性——人们出海时，最大的风险源自海风海浪，因为这不仅会让渔民出海捕鱼没有收获，还会让他们面临性命之忧——但是那个时代对气候变化的原理理解有限，当然无法象现代社会那样，通过卫星云图来预测未来海洋气候的演变——他们只能通过一些朴素和简单的征候来判断一天或者几天时间范围内的气候变化，但因为人类视力有限、对海洋气候演变的信息的观察能力有限，对气候演变的机理更是完全不懂，所以他们出海时就无法预测到即将到来的大风大浪，但他们又不能不出海，于是他们认为海洋的风浪是由妈祖这一神秘的神灵控制的，而妈祖对渔民的某些行为感觉到忌讳，于是妈祖信仰者就有些神秘的禁忌，他们在出海前都需要遵守这些禁忌，并且还需要向妈祖祈祷，通过一些神秘的方式来获得未来海洋气候的风浪变化等——这些禁忌与信仰，其实都构成人类在无知时代的实践理性……
进一步，我们能够理解非洲人们神秘巫术舞蹈，其实很多是人类的实践理性所形成的独特的行为方式——如果我们理解非洲人的认知背景，我们可能就会了解到，他们之所以跳出这些神秘舞蹈，与他们对自然演变被神秘的神灵力量的控制的认知有关，与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与这些神灵的交流方式有关——即人类的禁忌、仪式本身，都构成人类与神灵意志的某种特别的交流，这些交流，其实从现代认知学的观点来看，应该是构建一个人类感性可以理解的直观的形式，来让人们理解其相应的意义，但在认知上，却被认为是人类与神灵交流的语言——即神灵即使是人类所感觉不到的一种神秘存在，但神灵却可以看到人类的存在，当人们通过特定的仪式与语言传达某种信息的时候，人类认为，神灵是能够看到这些信息，并且懂得人类特别的愿望的，并且人们也认为，这些神灵是善良的，他们会尊重人们的愿望，并且愿意满足人们的愿望——于是，对于人类认知不及的无法控制的那些自然的变化，人类就通过这样的神秘的与神灵交流的方式，希望这些自然的变化过程，能够通过神灵强大力量的控制，从而达成人类的愿景……
当人类智慧初生的时候，他们对这个世界变化的理解是有限的，有太多的自然变化，会不断地超越人类的认知理解，因此人类认为自然的变化无常——这种变化无常，意味着自然的演变是没有一种稳定的常态的，而没有稳定的常态存在的变化，当人类力量介入其中，希望某一个特定的变化结果——人类期待的某种常态——能够出现的时候，自然变化的复杂性与无常性，常常会让人类的实践愿望落空。但人类行为方式的展开，又迫使他们不得不继续展开这样的行为，如人类种植行为、出海捕鱼行为——这是人类追求生存资源的必须。当人类的生存方式改变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大自然里收获更多的生存资源，因此他们的行为效率就比曾经的采集与狩猎的行为方式有了大大的提高，人类就对新的行为方式——如农耕行为有了依赖。但人类即使对农业种植行为有了相当的认知，但依然无法有效控制自然的环境，如植物对水的需求的控制，植物生长过程中虫害的控制——人类可能花费大量的精力，希望能够实现对水资源的有效控制，如修筑水坝，将河里的水预先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并且还特意修筑起漫长的供水渠道，将水源引入他们的田里。但如果长期干旱，结果水坝里的水也干枯了，结果会导致干旱欠收。如果长期下雨，河水泛滥，大量的水涌入人类的田里，会将作物淹没——这些都构成自然变化的无常，并且这种无常的变化，超过了人类力量的极限，人类无法改变这些变化的发生，结果他们期待的五谷丰登的变化方向就不会出现，而是作物大量干旱而死，或者被水淹死，导致人们所期待的最重要的生存资源——粮食的匮乏，这是人类农业文明时代最常见的情形……
当然，人类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基于其认知的指引，自然会丰富地回馈人类的行为——但一定会有自然的变化超过人类的理解，即人类可能会对一些变化的发生，无法预知，而这些变化，会导致人类实践所追求的一些目标的失败——这也是人类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的情形。而这些实践的失败，其实是因为自然存在的某些变化，超过人类认知的能力，但因为这些变化可能发生的方向，是自然所必然存在的，只是这些变化方向，在通常的情形下不会出现，或者即使出现，其对人类行为所追求目标的破坏性，并不剧烈，只有特别的情形下，这种破坏性才很强——如果这种强破坏性是一种高频事件，人类可能就被迫放弃这样的实践行为——如中国古典时代有一条著名的等降水线，这条等降水线与他们传统种植的农业作物的需水量有关，在这条降水线的西北边，一年的降水量不足以让他们所种植的作物保持充沛的水量，从而使得作物无法正常生长，或者收成很低，结果在这条降水线的西北方，就没有农耕行为，而在这条降水线的东南方，就是中国古代先民们农耕行为展开之地，并且他们还为了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对抗，而修筑了一条著名的万里长城，这条万里长城，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工程浩大的建筑——而这条万里长城虽然曲折婉延，却与适宜于农业种植的那种等降水线完美的重叠——这构成人类学术理论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一个重要的论证——即人类的文明，是由地理环境而决定的，一定的地理制约条件，决定了人类文明的不同的特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理的，其实从深层而言，中国先人们之所以自觉地在等降水线的东南方展开他们的农耕行为，而不在西北方，本质上是由他们的实践理性所决定的——他们一定依据他们一般的种植理论，在这条等降水线的西北方向展开过一系列的种植行为，但当这条等降水线的西北方的降雨不足以供应作物的健康生长的时候，人们会发现，无论他们使用怎样的方法来调整水资源的供应——当然一定也会包括向神灵祈雨这样的神秘仪式的举行，但这种降雨量的限制，决定了在那里种植农作物的收成，不足以满足他们生存的需要，于是通过不断的实践的失败，人们只能最终放弃在那一块土地上开展他们传统的农业活动，而将那一块土地留给游牧民族，从而构成农业耕与游牧民族的某种天然的分野……
地理决定论——其实是由人类的实践理性而自然产生的他们对特定地理环境下的独特的行为方式，这就如同中国古典时代的先人们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受制于特定的降雨线的制约，而决定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也象埃及的先人们一样，他们根尼罗河河水的涨落来有序安排他们一年的行为，其本质与人们受制于气候的制约，而将他们的一年分成四个季节，并且根据不同的季节而展开他们不同的行为没有差别——这里的没有差别，是人类根据特定的环境约束而展开他们不同的行为方式来适应环境的要求，有差别是，不同的环境对人类的约束是不同的，这种环境条件的不同，就会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的差别……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内在的机理在于，环境对人类的制约力量是一种刚性的存在，当人类所追求的特定目标，一定与环境中的变化因素有关——如果环境中一种力量是非常明显的强势存在，而这种力量能够决定人类所追求目标实现的某一个特定变化的方向，人类除非有能力改变这个环境力量，否则他们就只能适应这个环境力量的制约，并且在这种制约下展开他们的行为——著名的是人类与四季的互动。但当人类技术力量得到提升，如人类发明了空调这样的局部气候调节机器，这样，人类就可以在他们生活的局部的环境里营造一个恰当的气候，而不与外界环境的气候变化相关，人类就可以生活在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小气候的环境下，这是人类技术能力的进步所造成的行为方式的改变……
人类的实践理性与人类的认知密切相关——当人类的认知比较简单的时候，他们的实践理性也非常容易理解，如人们认识到通过火烧烤后的食物更加美味——这时候，人们就改变了他们进食的行为习惯，不再进食生食，而改变食用通过火烧烤过的食物，并进一步产生人类的烹饪行为。当人类的认知趋于复杂的时候，人类的实践理性也趋于复杂，于今天人类进入非常复杂的合作时代，很多材料，人类都无法知道它未来会发生什么作用，如人们从地下采出石油，然后通过复杂的加工，使石油产生非常广泛的用途，那些生产石油者就未必知道这些石油会变成什么，会为什么人所使用，但他们只需要知道，有人购买他们的石油就行。只要市场上对石油有需求，人们就会自然地展开他们的采油行为——这种复杂性，可能体现在现代人类合作的几乎所有的方面——但这种复杂性，依然是在人类深度的认知指引下而展开的实践理性的行为……
实践理性其实是将人类认知纳入行为实践的一个权衡机制——这个权衡机制的一个基础的方向就是，人类对变化方向性的理解，与人类所追求的特定目标的实现的那种关系问题的判断——需要理解特定的变化方向与人类所追求目标的关系的有效性，人类才能通过自身力量的介入来不断地调整该变化演变过程中的那些条件，让变化朝向人类期待的方向演变，从而实现人类所追求的特定目标。这构成人类实践理性的一般的判断机制——没有人类的实践理性所作出的判断，人类无法保证自身行为之理性——但是，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人类的迷信行为，为什么也会被视为人类的一种实践理性呢？这是因为，人类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对这个变化世界的认知也是有限的，人类是无法穷尽他们对这个世界变化的所有可能性的，也许他们所能够理解的这个世界的那些变化的可能方向，不及自然变化本身的万一。即人类无法完全穷尽对这个变化世界的理解，并且人类也不可能在完全穷尽对这个变化世界的理解之后再展开其行为，人类需要在对变化的理解过程中，同时开展他们的实践行为——他们在这种对变化有一定理解的前提下展开行为，当他们将主要的精力与这个变化互动时，这个变化的更多可能的方向就能够不断地被人类发现，人类因此对这个变化的理解就会自然地加深，人类因此与该变化的互动的能力就越强，从而调整这个变化朝特定方向演变的能力也不断地得到加强，这样，在功利的层面体现出人类实践能力的越来越强大，人类从他们的认知里所获得的实践回报自然就更加丰厚——但是，即使是人类十分熟悉的变化，依然会有自然演变的力量的出现，超过人类已有的认知，这时候，这个变化演变的方向，可能就会与人类追求的目标相违背，人类的实践就会因为自然新的力量的涌现而失败——但这种新的力量会不会一味地朝向与人类期待的变化方向相违的方向演变呢？当然存在这种可能性，也可能会因为很多的原因，这个自然新出现的变化力量会产生改变，人类期待的变化结果依然会出现——而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人类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行为，其中就包括现代观念认为的那些迷信与祈祷行为——当这些行为展开的过程中，自然演变的这个力量，可能就会改变，这时候，人们就会认为，是他们向神灵祈祷的行为，感动了神灵，使得神灵回心转意，让这个破坏的力量消失，从而使得人类所追求的目标依然得到实现。但自然的这个力量可能会继续持续，人类即使在向神灵不断地祈祷之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依然没有得到实现，这时候，人类可能不会认为是他们的神灵不灵，或者是他们的认知有误，而是认为，可能是他们本身向神灵的祈祷不够真诚，或者他们的某些行为怨了神灵的忌讳——人类偏向于将神灵描绘成与他们自身一样有着喜怒恩乐的情感，而这种喜怒哀乐的情感却与神灵间的互动有关，而是与人们与神灵的互动形式有关，即人们的一些特定的行为方式——如性交、不洁、食用不当食品——这些方式会冒犯神灵，结果导致神灵生气，拒绝人们的请求——这构成古典时代人类神秘的禁忌源头，即与神灵互动所需要遵守的规则体系——这同样构成人类复杂的认知体系之一，也对人类的行为提供相应的认知指引……
从对人类认知演变的一般过程来考察，人类经历了巫术时代与科学时代——巫术时代，可以称之为人类认知的非理性时代，而科学时代，其实是人类认知的理性时代——其实从人类对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而言，科学时代是变化因果关系的把握相对准确，而巫术时代，是对变化因果关系的把握存在问题。即认知层面所认为的那种因果关系，并不构成事物真实演变过程中的那种因果关系，因此这就成为人类认知的非理性时代——但并非人类认知的非理性时代，人类对变化因果关系的那种理解就都是非理性的，而是有相当的变化的因果关系，依然是准确的，但会有一些超出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些变化的因果关系，人类建构了一些并非事物演变的真实的力量传递、但却构成人类认知里的因果关系的存在——通常我们认为人类的迷信行为，并不存在一种真实的因果关系——但人类的巫术时代与科学时代，其实并没有什么明确而且清晰的分野。即使在今天，我们相信人类已经进入了科学时代，但人类巫术时代那种非真实的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认知，依然在民间大行其道——即传统认知上的那些神灵的力量，依然在很多时候都左右人们的认知，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既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也是人类通过日常语言传承其复杂的知识体系的一种路径依赖——这些关于神灵改变人们日常生活里某些追求的因果关系——在民间的认知里，依然是大有市场。这些行为方式，在今天可能不再被归入人类实践理性的范畴，而被认为属于迷信，无关乎真实结果的产生——但这些范围广泛的迷信活动，其实长期构成人类实践理性的重要范畴——即一种对变化错误的归因，由此而产生的人类的行为，如果这种错误的归因没有得到人类认知上的纠正，那么这种基于错误归因而导致的人类行为的选择，就是人类实践理性的选择……
人类认知的真理性面貌——是科学时代特别张扬的一个重大观念。即只有认知是符合真理的，人类才能说他们完成了对这个世界的理性的理解，同时，根据这种真理性的认知而展开的行为，人类才能说他们真正进入理性之域。但真理本身确实是非常晦解的一个观念，即人类似乎很难确定真理所适用的范畴——即需不需要把人类对社会的认知也纳入真理的范畴呢？还是只有自然领域内的变化，才是人类真理探索的对象？那么，为什么人类的社会认知可以从人类追求真理的这一广泛的认知行为里被分离出去？社会认知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独立于人类真理的范畴之外？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暂且搁置不提这个问题——即使是对自然的理解问题，我们也很难明白真理与认知的那种准确而清晰的关系。因为真理本身是主观的——真理是人类认知里的一个范畴，而认知就是主观的。如果把人类主观层面的认知中，与自然变化本身相符的一面，作为判断认知是否是真理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对这个世界所获得的信息永远是有限的，这些有限的信息，能不能判断他们认知的那种真理性呢？因为有限的信息里，你可能都发现，人类的认知判断与自然变化本身全部相符——我们怎么确定那些未在他们获得信息能力范畴内的未知的信息，恰恰就不符合他们对这个变化的认知呢？这是一个问题。人类永远无法穷尽自然界里所有的信息，他们是从有限的信息里，通过归纳法而获得变化的一般规律，并且使用这个一般的规律来扩展到未知的领域，当未知的领域里，他们所观察到的那些符合这个事物特征的信息，都与他们对这个变化所形成的认知相符时，人们通常就会认为，这个认知是真理的——但却无法判断，未来新的信息的涌现，会不会推翻人类现有的认知判断？这是人类现在认为的那些真理，永远也不可避免的挑战——所以现代科学领域，人类对他们的科学认知，只认为是一种相对的真理，即这些认知，与他们已经有的观察的信息是相符的，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人类进一步展开他们的实践行为，以获得他们所追求的那些广泛的生活目标的实现——并且事实上这些认知也帮助人类广泛地实现了他们生活中的很多的目标——但是不是会有新的信息突然涌现，并且将人类现在的某个确定的认知判断打破，从而使得其与新信息不相符——这个，人类永远也不可能给出绝对和肯定的答案——即人类有限的理性能力，无法完成对这个如此广袤的世界的所有信息的搜集工作，他们只可能在有限的信息的基础上归纳出一般的变化规律，然后再通过逻辑的方法来获得对这个变化的过程的复原，然后产生对这个变化的一般理解，再进一步搜集新的信息，以判断新信息是否与他们的这一变化规律相符，如果新的信息完全相符，人们就认为他们的这一认知判断是真的，而他们对这个变化过程的归因是符合事物演变的内在的因果关系的，因此他们可能就会进一步根据这样对变化的认知与相应的归因关系，而展开人类一系列的实践行为，以追求他们生活目标的实现，而这个认知，因为在这样的广泛的实践过程中，也使得人类很多的目标得到真正的实现，人们因此就认可其真理的判断……
当然，人类与认知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认知的真理性面貌，与人类通过这种认知的指引而获得某一个目标的实现与否，并不完全相符。在很多的时候，人们将他们认知的真理性判断与他们的实践目标是否实现视为对真理判断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但未必是理性的参考。因为，当人类的目标没有得到有效的实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并非人类的认知出了问题，而是变化的那些条件的出现，在人类的认知判断之中，但人类所追求的特定目标的实现，需要改变一些条件——而改变这些条件需要相应的能力——当人类的理性能力不及的时候，人类即使在认知上完成了对变化的理性理解，但人类依然会在实践中陷于失败的窘境——因为人类的实践能力不足，是导致他们实践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有些失败，可能是人类认知的问题，但人们却认为是他们实践过程中的行为失误——这些在人类的迷信行为中就体现非常明显。如人类丰收需要充足的水源的供应，而大旱导致了供水的不足——人类就通过虔诚的祈水仪式与神灵对话，结果最终发现，天上依然没有降雨。于是人们努力探索自己行为的失当，发现某一个社会成员在进行祈祷仪式前没有斋戒，导致了对神灵不敬的严重后果，从而触努神灵，导致祈雨不灵——其实这种归因，是人类在低认知时代，将他们认知能力不及的一些自然变化，都统统归之于某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而这些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都如人类自己一样，是有意志的，是有喜怒哀乐的——而这些意志与喜怒哀乐的情感的体现，就在于神灵在意人类对自己的态度，而人类认为，这些态度就在于，他们选择某些特定的行为方式，而避免另一些特定的行为方式，从而将这视为对神灵的一种虔诚的态度，一旦人类没有遵守这些祈祷中的规定，人们就认为是这些行为开罪了神灵，从而导致神灵的愤怒，并最终导致人类追求的某一个自然变化没有发生，从而使得人类所追求的特定的生活目标的失败——这些归因，在人类的信仰时代是非常广泛而普遍的，但从现代科学理性的观点来看，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归因——即现代科学观点认为，自然的变化其实是由自然的力量而演变的，并没有一种超出自然之上的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自然变化的发生，所以一旦一些变化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出现，并不是人类触犯了神灵，而是自然环境中导致这个变化的自然力量不存在，于是，人们所追求的这个自然变化当然就不会发生，即使人们在对神灵祈祷的过程中，他们遵守一切的禁忌与规定，他们所追求的这个变化依然不会出现——这是人类认知上的归因错误导致人类实践的失败，这里人类行为所展开的那种实践理性，在现代科学的视角里，就是非理性的——这是人类巫术时代的认知，与现代科学所形成的自然理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即现代科学观念认为，自然本身并非一个意志体，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除了人类本身拥有意志之外，环境中的物理事物并没有意志，也没有一个超出环境之外的更高的意志主体在主宰这些自然事物的演变，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理性……
其实，我们在将人类理性建立分类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四个范畴来界定四种人类理性的不同存在，即人类与自然互动的二个范畴——人类对自然变化的认知，这是人类知识理性来界定的，而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是在基于对自然变化的基础进行的，这是人类的实践理性。接下来我们需要理解，人类互动时所必然需要处理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就进入了对人类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关系上了。但对人类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那种认知，我们却需要从利益的层面上云建立起一个清晰的判断视角，否则你无法理解人们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的动态行为展开的那种驱动机制——没有行为展开的驱动机制，人类其实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展开某行为——而这个驱动机制，在外在上，可能就是社会成员的利益追求，当然如果考察人们为什么有利益追求，其更深层的激励在哪里？也许我们需要上溯到对人性的理解。再往上，也许就是造物主的意志了——但是我们对社会归因，可能只能止步于人性的层面，并且对人性层面的理解，也需要先作适当的规定——即规定什么是人性的一般特征的存在——但在此以前，我们确实需要首先理解人类的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这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社会互动的重要维度——而在对人类理性进行适当的范畴界定的时候，我们就将这里的人类实践理性，归于人类对自然变化的理解以及其与自身特定目标实现的那种深层的理性关系，这是人类理性的一个重要的范畴，我们不可能离开人类的实践理性去进一步谈人类的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因为任何人类的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基于人类的实践理性的存在的，即人类首先需要通过他们的认知，而在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利益，然后才能在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这样的层面上进一步探讨人类如何确定他们的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边界，才能进一步深度理解人类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这一动态判断机制的一般展开机理……
所以，如果从人类实践理性所展开的一般行为方式来理解，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是人类的实践理性促使了人类对自然变化机理的理解，而对自然变化机理的不断深入的理解，能够使得人类在与自然变化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促进他们更丰富与更多元的目标的有效实现，这样，人类就会产生对知识追求的那种激情，从而使得知识的创新在人类社会不断地涌现，最终到今天，人类进入信息爆炸的时代，人类的知识呈大规模扩张的势头，人类的文明也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这些，是人类的认知与实践理性的相互促进才有序形成的。对于人类的实践理性而言，他们其实是通过对自然变化的那种方向性的认知，从而形成不同条件上的变化方向，并且判断这些变化方向与自身所追求目标的特定关系，从而确定某一个变化方向为他们所追求的变化结果，而努力促成导致这个变化结果出现的那些条件，而对自然涌现出来的不能满足这个变化结果的另外一些条件，人类通过他们自身的力量而破坏这些条件，使得特定的自然变化，不朝向他们所期待的方向发生，这是人类实践的一般形式，而之所以这些实践的一般形式能够得到有效的展开，与人类力量行使有关，而这种人类力量的有序行使，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他与人类的认知有关，从而人类的认知就有序地引导了人类实践的那种理性方向，这就成为人类实践理性的最一般和最普遍的形式——也许，关于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在对人类实践这一基本的力量展开形式建立深度理解的时候，再进一步阐述其机理，而在这里，我们仅仅就人类实践理性这种理性的重要存在，而展开一种扼要和简单的阐述。关于对人类实践理性的一般的理解，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