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谈人类实践展开过程中，社会成员之行为展开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向——效率问题……
人类的效率问题，其实可以展开为二个考察方向——成本与收益。成本是一种付出，而收益是一种获得——收益减去成本，就构成人们在特定行为展开过程中的总利润……
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其行为之展开，都有一个效率的方向，这种效率的方向，在认知层面对个体所展开的基本判断就是，付出与收益的衡量机制——即任何人在任何行为的展开过程中，都自然地存在一种激励，这种激励就是付出与成本的差额最大化，而付出与成本差额最大化有二个基本的方向，即减少付出，增加收益……
这一点，我们考察人们日常生活目标实现的选择时，他们购物时的选择方向就是减少成本——即人们在市场的一切购买行为，都存在一个讨价还价的问题，这种讨价还价的问题，从购买者而言，他之所以购买特定的商品，是因为这个商品于他实现某一个特定的生活目标，或者生活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某个中间目标有关，他购买该物就是实现相应目标的成本，当在其所确定的目标收益一定的时候，该物购买的付出，就成为相应的成本，当成本降低时，其收益自然就更大，因此他们就存在一种自然的激励，希望出售者降低售价。而对出售者而言，他同样有行为的效率追求——即收益最大化——这种最大化，在于他已经完成了对该商品的创造，其成本是固定的，只有卖出的价格更高，他的收益才会更高，因此他就倾向于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该商品，如果该商品能够以二元之价格出售，他即不肯以一元的价格卖给他人，这就构成他个人效率的追求方向——于是，一个希望以最低价格获得该商品，一个希望出售价格更高，当二者达到某个平衡时，二人成交——他们都在该价格里实现自己所能够接受的效率水平……
效率因素构成人类社会行为展开中最重要的追求——效率的追求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有关——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当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展开他们的行为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天然的获得更高自由的方向——而这更高的获得自由的方向，就是实现更多与更高价值的生活目标，而人们就会发现，任何一个生活目标的有效实现，都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而价值更高的生活目标的实现，同样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这种付出，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负担——因为他的资源是有限的。当他只有有限的资源，而期待实现更多与更高价值的生活目标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个选择方向，就是每一个生活目标的实现，都希望能够减少其付出成本，这样，当每一个生活目标实现的付出成本都减少的时候，他就能够相应地实现更多或者更高价值的生活目标，这就意味着他的自由得到了拓展……
但是，当个体仅仅从生活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通过减少付出来增加自由时，他发现，这种自由的增加其实是有限的——他会发现，任何生活目标的实现过程，他无法无限地降低其付出成本，因为帮助这些生活目标得以实现的商品，本身是有生产成本的，其能够降低的价格是有限的，并且虽然不同的商品可能就他的生活目标的实现都有帮助，但他们发现，更高价格的商品，在实现其生活目标的过程中，能够提升其目标实现之品质，因此，付出更多的金钱来购买那些商品，还是物有所值的，如果纯粹选择低价的商品，他的很多生活目标实现的品质就就会受到影响——尤其是社会对这些生活目标实现的那种评价，是个体十分在意的——这是人性里竞争的天性所决定的。因此很多的社会成员，在追求生活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他们十分重视这些目标实现之品质，尤其是这些目标实现的社会评价的高低，而这些，都会让他们不得不为生活目标的有效实现，而付出更高的代价——而这种更高的付出代价，就意味着，他在同样的财富限度内，能够实现的生活目标就受限了——因为同样的资源，当每一个追求的生活目标的实现都因为对其品质与社会评价的原因而付出了更高的成本时，他能够选择的目标就减少了，其自由就受限了……
人类是不甘于其自由受限的——而在人类社会，自由的拓展，与他们能够调动的人类合作力量有关——人类合作力量的调动，在人类合作体系里，产生了一种高效的调动人类社会合作力量的技术——这就是人类货币的横空出世。我们需要努力考察人类货币的功能，对人类社会合作的极端重要性——这里，我只是揭示人类货币出现的一个最基础的社会功能，即调动人类社会的合作力量。人类会发现，即使他们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们却能够通过货币来调动人类社会的合作力量，从而使得自己的力量得到拓展，而实现他们仅仅依赖本身力量所无法实现的生活目标——而这种奇妙的技术手段的横空出世，让人类社会的合作体更加紧密，人类能够几乎在任何的时候，都通过有效地调动这种合作力量，随时和动态地实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这就构成人类社会货币这种近乎魔力的现象……
人们是能够通过货币来调动社会合作力量的——这构成一种近乎奇迹的现实，是基于人类社会那种高度的合作与分工而形成的。其实，货币是人类交易进行时而自然地产生的一种高级的社会信用，对于货币现象而言，动物世界是无法理解的——当一张货币与香蕉放在一起的时候，猴子是永远也不会选择货币的，它只会选择香蕉。但人却不同，他会选择货币——虽然他也喜欢香蕉，但他知道，货币不仅能够帮他买到香蕉，还能够帮他买到任何他需要的商品。货币成为人类社会广泛合作得以进行的中间产物——人们在创造他们的商品的时候，他们都会愿意将其抽成货币。而当人们拥有了货币的时候，并非这种货币能够帮助他们实现其生活中的目标，而是这种货币能够换来市场上有的几乎所有的商品，无论什么商品，只要他拥有相应的货币，他就能够将这些商品买回来，从而通过使用这些商品，而实现他的生活目标……
一旦货币得以产生，人们就会发现，他的效率机制就变得相对简单了。即他的任何行为，如果是作为一种付出，他就倾向于减少货币的使用，如果是一种收益，他就倾向于获得更多的货币——这二种选择方向，对所有的社会成员而言，都是一种效率方向——如果他希望自己在社会行为的展开中是有效率的，他就需要符合这二个方向。只有这二个不同的方向里，他成功实现了减少货币的付出与增加货币的收益，他就发现，自己的行为变得更有效率了，而这种行为的效率，就能够直接提升他在社会中的那种选择自由，而选择自由的有效增加，意味着他自由的拓展——他的人性深处的那种对自由渴望的激励，自然地让他在这二个基本的行为方向上依此而展开他的行为选择，这就构成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的效率选择方向……
这种行为方向，对社会成员而言，就变为了一种社会认知——这种社会认知，就自然地引导个体在其与社会进行离散而广泛的互动过程中，就将自由拓展的方向与自己相应的行为展开方向直接挂钩——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当其展开特定的行为时，他都需要努力追求效率，而这种效率的追求，无非是二个方向，减少付出，增加收益——而这二个方向，在动态的社会行为展开中，就成为一种自然的认知指引。而这也就构成人类经济行为展开的一个重要的预设——理性经济人……
理性经济人引导社会成员，在其经济行为的展开过程中，努力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在社会合作的技术层面，化为一种纯粹的货币的量化方式，这样，他们就能够通过货币的数量来判断其行为的效率方向，于是，社会经济行为的展开过程中，就与货币获得的数量挂起了钩——如果一种行为，能够获得更多的货币，这种行为就是有效率的，如果一种行为的展开，其所获得的货币数量不如另一种行为，那相比于那种行为，就是没有效率的，这样，人类行为展开的效率的判断方向，就简化为一种货币的计量机制，人们能够通过对所获得的货币数量的多少，来直接地判断不同行为是不是有效率……
效率机制对个体在社会中展开其实践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当人们展开他们的经济行为时，他们会发现，效率与自己的自由是密切相关的，这时候，我们在考察人类对自由的理解的时候，就变为了一种选择机制——即对不同的选择域的大小的比较。当一个人拥有更多的货币财富的时候，他会发现，他就拥有更丰富的对社会上广泛出现的商品的自由选择权，他就能够从这些更丰富的自由选择权里，实现自己更多与更高价值的生活目标，而这种更高与更多的生活目标的有效实现，本质上就是人类自由的有效实现，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在人类的社会合作体中，就异化成了对货币数量——即财富的追求，这是人类社会合作的一个基本的事实……
我们在承认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长期以来，人类对货币现象的存在其实是理解的，但是人类更多的批判这种金钱万能现象——即他们认为货币是重要的，但货币却不是万能的，人类这种过份追求货币的方向，是不是异化了人类对自由的那种追求？或者，有更高的人类生活目标，其实是并不需要货币来帮助的？如一个人的心理的愉悦，可能并不需要多少货币。相反，当一个人拥有更多的货币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却受到了影响，最后病入膏盲，这是否值得呢？人们相信金钱能够买到药品，但却不能买到健康——这些对金钱的非议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人们反对金钱崇拜，即使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事实。但如果我们深入地考察人类的金钱现象，以及他们所举出的一些金钱所无法实现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类那些不需要金钱就可以实现的目标，可能是一些人认为重要的目标，但却并不是任何人都重视的——即这些目标，即使于一些人可能非常重要，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这些目标可能是可有可无的，并且他在追求金钱的时候，并不妨碍这些目标的实现，只是他认为这个目标并不重要，不会成为他生活中所追求的——另外，一些目标，可能金钱的拥有是无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但这些目标，本质上是人类理性能力所无法实现的，即超出了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度，如死亡问题——人类无法避免走向死亡——这样，当人们在面对死亡时，你去嘲笑人们赚钱的无意义，就是一种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苛求——人类所追求实现的生活目标，只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才有意义，当人类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的时候，只能是他们生命走向终结的一种必然，人类无法避免这种必然——当然，可能也有时候，人们会因为对追求金钱的过份努力，而使自己的健康受到影响，从而使其生命提前走向终结——但这与人们的认知有关，即当人们在日常展开他们的选择的时候，他们对健康状况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结果导致付出了额外的生命的成本，这只能说是一种意外……
人类在追求他们行为的效率的时候，由于他们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他们可能无法顾及其行为选择中，可能与自己付出相关的那些全部的因素，从而导致一些可能导致他会付出更高昂成本的因素，却漏失于他的认知视野——如前面所举的因为过份追求金钱而付出的健康成本，这是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决定的，也是人类在追求理性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一些目标的过份强调，而另一些目标的受影响却并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从而使得一种看似理性的行为，本身变得非理性——这是人类理性行为展开经常所面临的悖论——但人类是一个追求理性的生命体，在理性追求过程中，人类是受其认知之限度的约束的，当一些可能导致非理性的因素没有进入他认知的视野，或者即使进入了其认知的视野，但其影响的强度却无法量化，也无法立即在理性层面化为某种直观的成本项时，他们可能会对其影响选择无视——就如同人们拼命地工作其实却影响了健康，他们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会想，等这个目标实现之后，我会更加关注健康，但现在也许我这样做对健康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却事实上构成了对健康的毁灭性的影响，结果他的看似理性的行为，却演变成非理性的悲剧——这是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人类无法改变这一切……
效率问题是一切社会成员展开其实践行为时的一个根本的方向——离开了对效率追求的方向，人们的很多行为展开，可能就会进入无序状态。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人类目标的实现与行为展开的收益密切相关——如果一种行为的展开是其所追求的生活目标的实现的时候，生活目标的实现就是他的收益——包括生活目标实现之品质，生活目标实现之社会价值评价与自我的价值评价，这都构成特定社会成员生活目标实现的收益项。而对这些生活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付出，就包括他们购买生活目标实现所需要之商品，在生活目标实现过程中所必须做出的特定的行为，于人们必须吃饭——这是必须实现的生活目标，而吃饭就包括烹饪这样的成本，也包括饭后清洁的成本，这些都是生活成本——有些生活成本，是由自己付出的，如吃饭后的洗碗行为，有些是仆人来付出的，如中国传统大户人家，都是有仆人的，那些主人的生活目标的实现的一切成本，都由仆人来付出。甚至仆人还需要给主人喂饭——这是主仆制度演变过程中的某种奇特现象。人们常常形容那些富贵人家的生活方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即他们的所有生活目标实现的成本，皆由他人付出，他们只是享受这些付出的果实而已——这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寄生虫式的生活方式。但这些寄生虫式的生活方式，是需要一种重要的支持的，那就是财富。而富贵人家之所以能够维持这种生活方式，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调动社会合作力量的最重要的资源——财富……
本质上，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在社会合作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就成为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展开的一个最重要的效率方向……
因为，任何一个社会成员，他的财富数量都是有限的——而更多的财富，对他而言，就意味着更多的选择自由，而更多的选择自由，本质就是自由的更大的拓展。离开了对自由拓展的理解，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社会追求财富的那种现象——而自由，是一种真正源自于造物主恩赐给人类的天性——人类无法不追求自由，而追求自由，在人类理性能力有限性的前提下，就是努力去拓展其能力，当个体的能力永远有限时，他们拓展能力的方向就转变为调动社会合作力量的方向，而财富是社会调动财富的最重要的技术手段，所以拥有财富，意味着调动社会合作力量的强度，当你能够调动的社会合作力量越强时，你就越感觉到自由。当你越没有调动社会合作的力量时，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你的财富不够多——财富，尤其是当通过货币形式而显现时，就成为了判断一个人调动社会合作力量大小的一个标志，同时这种调动合作力量的大小，就自然地彰显你所获得的社会自由的大小，财富与人类社会自由的大小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离开了财富，你几乎就不可以谈什么社会自由……
所以获得更多的财富——就成为一个社会成员展开其实践上的经济行为的最重要的方向——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明确地提出人类行为的一般方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其实这利就是人类财富的另一种观念表达。当然财富还可以表达为第三个可能更为普遍和为大家所熟悉的观念——钱或者货币……
人类追求行为之效率里——追求财富的行为仅仅是在经济行为里所体现的——但人类在经济行为里所追求财富，其实本质上是为了追求生活目标的有效实现，而人类生活目标的有效实现，经常是个体有限的能力所不能及的，这时候，他需要一种有效的手段来调动人类的合作力量，这才能实现其生活目标——这种有效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为财富的力量，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货币的力量来实现的。可以说当一个人吃饭需要肉的时候，如果他平时并不养猪，或者他压根就不知道怎样养猪，他想吃肉的目标，通过自己就无法实现，但他可以通过使用货币来购买猪肉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目标——这里，另一个养猪的人就成为他调动的合作力量。甚至还有止是一个养猪的人，还包括杀猪的人，以及贩卖猪肉的贩子——这些人都通过那个想吃猪肉的人的货币而得到了力量的调动，他们合作将猪养大、宰杀、在市场上贩卖——这整个过程使得猪肉能够让很多本身并不养猪、也不杀猪、更不卖猪肉的人，都能够有效地得到猪肉这样的服务，这样的服务形式如何能够在人类社会得到有效实践呢？就是通过一种简单的货币形式实现的——即任何人可以持货币凭证，在市场上购买到猪肉——这就是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使得猪肉的生产这种复杂的合作，就能够让更多不参与猪肉生产合作的人，同样可以得到猪肉这种美味的食品，同时，参与猪肉合作生产的所有的社会成员，也从获得货币的过程中，自动地获得调动社会合作的力量——货币，这构成他们在这个合作过程中的报酬，他们也可以凭借这些货币凭证，而调动社会合作力量，来实现他们自己所追求的生活目标……这就构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合作模式……
货币是能够直接调动一切可能出现的合作力量的，也能够让社会合作力量走向不曾出现的方向——如一个人可以通过工资聘用的方式，来成立一个组织，然后让这个组织从事一种创造活动，从而创造出他希望获得的产品——这也是人类使用货币建立各种各样的合作形式的一般方式，这种合作形式所成立的组织，当有社会成员愿意参与这个组织的时候，他就需要接受这个组织里对他的行为要求，从而服从组织对他的安排，履行组织的责任要求，从而实现组织的目标，这是一个人类合作组织建立起来的一般方式，而这种人类组织力量的有效建立，同样是通过货币的力量来调动成功的——即货币既可以将人类合作所取得的成果直接调动，也可以将人类合作的力量通过组织的方式而引导向专门的方向，从而使得人类力量被有序地安排——当然，这种有序的安排，与组织的成立者希望追求的特定的目标有关，并且成员需要接受组织成立者的要求履行相应的责任，来实现组织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构成人类组织一般的运行法则……
当然，人类追求他们生活目标的有效实现，也可以仅通过自己个体的力量来实现，而不去借助合作的力量——或者是通过家庭的力量来实现——当然，我们会发现，家庭其实也是一种人类合作的基本形式，我们需要对人类家庭合作的基本形式进行某种程度的解构，从而理解家庭于人类社会的基础的意义，这里就不深挖了。这里想谈的是，人们确实存在一种方式，即只通过自己个人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生活目标，如古典时代中国传统的自耕自织——就是通过简单的家庭合作来实现一般生活目标的有效实现的。但考察传统中国农业社会里的自耕自织的简单的合作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合作，在更大程度上，社会依赖一个个的个体，通过自己的简单农业劳动，来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源，但因为合作规模与合作技术的落后，这样的合作形式的普遍，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通常是处于一种较低的生活水平的状态，或者是生存资源通常是相对匮乏的，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努力强调民以食为天——说明食物的匮乏一直是困扰我们合作体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上层士阶层或者统治阶层，一直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帝王每年开春都要举行专门的仪式，来为即将到来的农业生产向上天进行祈祷，希望整个国家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才能构成社会秩序稳定的最基本面——因为虽然中国传统社会有了数千年的农耕的历史，对农业种植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对土地的使用也竭尽其地力，并且在技术上也极度地追求精耕细作，但依然会有变化的力量会超过人们力所能及的控制范围，如大规模的干旱、雨涝与虫灾，这些都构成对农业生产追求确定性的丰收的冲击——并且这些冲击还是比较频繁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崩溃与改朝换代，如果深入考察，大部分与天气异常与农业歉收有关——是歉收导致的作物大规模减产，导致很多人生计受到影响，从而成为流民，而社会对此救济乏力，或者根本就无力救济，结果就导致更多的人陷入生存的危境，最后铤而走险，从而使得社会秩序因此崩溃，一个绵延数百年的王朝因此而土崩瓦解……这种社会秩序的崩溃，与整个社会处于低水平的合作状态和生产技术水平较低有关——而这种较低水平的合作状态，就是通常的男耕女织——社会最主要的合作力量被困扰在最基础的生存资源的生产上，即使如此，这种最基本的生存资源也在丰年只能够勉强供社会的需求，而一旦进入灾年，则最基本的生存资源就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从而导致社会为了争夺生存资源而陷入强烈的冲突的边缘，或者进入内战状态——这就是低水平的合作所产生的社会资源的匮乏——严格地说，人类演变过程，是从资源的匮乏时代，迈入资源的丰裕时代，而从资源的匮乏向资源的丰裕时代的进步，依赖二个基本的转变，一是技术的进步，这种技术的进步，就包括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横空出世，这种技术的出世，使得现代农业，通过更大规模的合作与技术应用，一个农业从业人员，从只能够勉强维持七八个人的生存资源的供应，到能够让一百五十个人的生存资源得到充分的保障——这种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进步，是依赖人类从简单的男耕女织这种合作模式，转向现代大规模的规模种植的合作模式而取得的，没有这种合作的规模形式，人类在生存资源的创造上，就无法跨过曾经的匮乏时代那个瓶颈……
这里，我们发现，人类所追求的效率问题，依赖技术的进步，以及合作规模的扩大，这二个方面，我们都需要进行单独的考察。技术的进步，依赖人类知识的创新，没有知识的创新，人类的技术进步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技术进步的发生是不可能进行的，但这种知识的创新，个体对知识的认知是有限度的，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知识的创新中来，这就需要对人类的知识进行有效的分类，并且不同的人掌握不同的知识，就能够在有限的人群中掌握更多的知识，如果每个人都掌握相同的知识，则无论人群有多么庞大，但其整个知识的量就没有上规模，因为都是重复的知识，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人口规模动辄几千万、甚至数亿，但考察这几千万、上亿的人口，他们所掌握的基本是农业种植的知识，而对其它的知识知之甚少，因此这是一个知识匮乏的群体——只有不同的人掌握不同的知识，整个社会的知识总量才得到有效的扩大与拓展，而知识的拓展，使得人类的形而上的能力就得到拓展，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切实践行为的展开，都依赖形而上的知识的指引，当形而上的知识总量得到拓展的时候，人类的整体形而上的力量就得到拓展，人类实践力量的拓展就产生了可能……
当人类形而上的知识总量，没有得到有效的拓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社会的合作效率的提升就会有问题。如果没有知识的拓展，人类所追求的效率的提升就难以出现。而知识的拓展，依赖传承与创新——知识的传承与创新，都需要通过有效的社会合作才能实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人类知识传承的主要的社会组织，就是学校，大部分的社会成员，当他还处在幼年时期，他们就通过进入学校的方式，来学习人类已经创新出来的知识成就，从而使得人类的知识能够被最大限度的实践所运用——任何人类的知识成就，不能只存在书本里，或者其它的载体里，知识要被真正纳入应用，需要存在在某一个人的大脑里，才能产生相应的形而上的认知指引。一些认知存放在书本里是无用的，需要从书本里的存在，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大脑存在，才能构成知识的力量——而这些存放在书本里的知识——本质上是曾经存放在某一个社会成员的大脑里，这个社会成员将其大脑里的知识，通过文字符号而转化成一种书本的储存——如果这种书本的储存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成员去阅读，这就成为一种死的知识，不可能对人们的实践产生任何的作用——如果一个人阅读一本书，其实是从这本书的创造者的大脑里，转化到阅读者的大脑里，其实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知识的传承——而这种知识的传承，从本质上而言，是通过有效的合作实现的——即知识的拥有者，通过将其化作书本上的文字，而学习者通过对这些文字的阅读，而获得了这些知识，从而这就成为了阅读者本身的形而上的力量……
知识传承是需要效率的——从人类知识传承的一般形式而言，其实主要是通过阅读来获得知识——尤其是现代社会。书籍成为人们获得知识的主要传承手段——这样，一个社会阅读的风气，就决定了社会成员知识传承的效率。一个社会里，读书越普遍，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知识就越丰富，整个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形而上的认知的力量就越强大，社会合作的效率可能就会越高——这提供了一种直观的效率提升的可能性。当然，现代社会知识传承的效率，还与学校这一组织密切相关，一个社会学校的普及程度，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普遍程度，都与社会整体的知识能力有关，当社会整体的知识能力水涨船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整个社会的合作效率提升的可能性就大大地提升了……
当然，社会形而上的知识力量的拓展，还与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形式的丰富性有关——传统信仰社会，即使每个人都阅读圣经，读书风气似乎很浓，但整个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形式却是单调的，结果整个社会的形而上的知识总量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增加，因为知识形式的单调性。现代伊斯兰信仰社会，其实也存在这种整个社会知识存量的单调性的问题，因为他们极度强调伊斯兰经典的重要性，对与这些经典稍有冲突或者不相融的知识形式，都持排斥的态度，结果导致整个社会在形而上的认知层面，知识的存量就无法丰富起来，整个社会的形而上的力量就无法得到有效的拓展，因此人类知识的丰富性，是人类形而上力量得到有效拓展有又一个重要原因，人类应该让知识从各个可能的层面去进行拓展，从而使得人类知识的丰富性得到极大的提升，这种知识的丰富性的提升，本质上就是人类形而上的力量的提升，形而上的力量的提升，就为人类在实践层面展开其行为的丰富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人类的自由也就自然地得到了拓展……
所以考察人类知识传承的效率性的问题，就与一个社会阅读的普遍性有关，也与一个社会知识形式的丰富性有关，当然，人类的知识传承，并不仅仅是通过书本来传承的，人类日常生活的语言表达，从本质上都既是交流，即人类互动过程中彼此意义的传播，同时也是一个学习与被学习的过程，即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交流，你都可以理解为一个知识的传播途径，或者学习的可能方向——这种动态的知识传播与学习的可能方向，也构成人类社会知识传承的一个主要的形式，当然这种知识传播的形式，可能不如专门的学校机构那样，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对其所构成的人类知识传播的影响，也难以让人们建立有效的手段建立理解——因为学校的知识传播的效率，是可以通过专门的考试形式进行了解的，当大部分的同学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时，我们就认为，这个学校在进行知识传播时效率较高。如果大部分的同学在考试中都不能取得好成绩，就说明这个学校知识传播相对低效——但相对于日常生活中人们进行动态交流时，所产生的知识传承与学习的那种影响与效率，人们却很难评估其价值，但其对整个社会合作的影响，其实却是极其深远的，现代社会，文明转型在很多的国家很难有效地进行，尤其是那些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传承的国度，人们会发现，现代文明的意义很难成为这个国家里人们愿意普遍遵守的行为方式，甚至他们对这些全新的文明意义缺乏基本的理解，就是因为，这些全新的文明理念，并非这些国家土生土长的观念，不在人们日常口语中频繁使用，因此无法通过人们日常动态的语言交流进行传播，而只能通过一些精英，在课堂、讲座与书本上进行有限的传播，结果自然无法为大部分的社会成员所了解与接受，也就无法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一种有效的力量，而传统的文化观念，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是普遍地使用的，并且通过语言的形式，化为了他们很多人日常生活中动态的认知指引，结果这些传统的力量，就这样在语言的日常交流中，不断地在社会成员中反复传播，并且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动态的行为指引，结果现代文明的观念就难以在实践层面落地生根，而传统的文化力量，却是人们自觉和自动地遵守的形而上的认知力量，这就构成了一种路径依赖……
这样，我们就能够发现，人类知识传承的效率，不仅与阅读的风气有关，与也知识形式的多样性有关，同时我们还会发现，知识本身的进步性也有关——当一种进步性的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受限，而落后的知识却在传播过程中更普及，这时候，进步的知识就难以对社会的实践产生影响力，而落后的知识却在这种广泛的传播过程中被自动地纳入人们的实践指引之中，从而构成了一种社会实践的路径依赖，人类进步的观念无法在实践层面得到人们的普遍和自觉的实践，这也构成了一种人类知识传承的低效——毕竟人类是努力追求进步的，一种进步的观念，人们倾向于让其得到越来越普遍的实践，让整个社会的成员都遵循这种进步观念所提供的认知指引，这才能构成社会的进步，当这种目标无法有效实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在知识传承上的效率判断上，依然是存在问题的，需要对我们知识传承的机制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思……
其实从人类知识传承的效率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效率问题是一个核心的追求——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都需要追求知识传承之效率。离开了对知识传承效率的考察，我们可能就没有一个对知识传承合理性考察之视角。但效率问题并不简单地体现在人类知识的传承上，而体现在人类任何行为的展开中，如人类的生活行为，他们同样追求生活目标实现之效率性——人类生活目标之价值，依赖社会个体对特定生活目标之判断——是个体自由选择的问题。但当他选择生活目标实现过程中，他需要一些相应的资源来帮助他完成这个目标的实现，这些资源就是这个生活目标实现所付出之成本，当特定生活目标所付出的成本越低时，他对该生活目标的实现的效率就会增加——但这种成本的增加需要与生活目标实现的品质没有降低有关，如果他减少了成本的付出，而生活目标的品质被降低，则其所追求的生活目标的效率可能就并没有实现——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生活目标实现的效率问题，与目标价值以及付出成本二者相关，目标价值越高，生活目标之效率就越高，成本越低，生活目标实现之效率也就越高。如果目标价值越低，而所付出的成本越高，则该生活行为之效率就会降低……
同样，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经济行为也好，政治行为也好，其所追求的效率都与其所追求目标的价值相关，也与其实现目标所付出的成本相关，其中目标实现之价值和效率的关系为正相关，即当所追求实现的目标价值越高，其效率就越高。而所付出之成本高低，与所追求目标价值之实现负相关——即当一个目标价值得以实现时，如果其所付出的成本越高，其效率就越低。如果其目标价值之实现，其所付出的成本越低，其效率就越高——这是个体对其行为进行动态的效率判断时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方向——这就引出了人类行为展开之二个最重要的维度——收益与成本问题……
其实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货币与财富的问题，是人类衡量其行为效率的一个量化机制——即人类需要就其行为展开的收益与成本进行明确而清晰的量化，这就为他行为的动态展开生成一个效率判断的认知指引，并且这种认知指引，有明确的量化数值——这是对人类行为效率判断机制产生的一个技术问题——离开了技术层面的清晰指引，人类其实就很难判断其行为展开的方向——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有二个重要的因素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新教伦理中对个体在社会经济行为展开中追求财富的行为，本来在圣经中对财富是持有贬义的，基督就明确说，要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几乎就是否定了富人上天堂的那种可能性。如果这样，财富就先天地带有一种罪恶了，但资本主义却是对财富的一种追求的，财富是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激励机制，离开了对财富的激励，资本主义其实是很难得到发展的。而新教伦理上，却对这种财富的获得进行了重新的诠释，为财富的那种不义性进行了评反——具体他如何对财富观念进行符合资本主义激励机制的诠释，大家可以去查看原文——但马克斯-韦伯还在这本书里提及了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第二个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是技术层面的，就是现代簿记术的发展成熟，其实就是会计技术的成熟，是促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人们通常会提及马氏在伦理方面的那种洞见，而对马氏所提出的会计技术的成熟的作用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可能大家都觉得这种作用可能言过其实，不就是一个普通的会计学吗？在现代经济组织里虽然都有会计这一职业的存在，但其重要性未必真如马氏所说的那样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可能是马氏的一种误读而已——但其实我个人更推崇这种簿记术的成功对社会大规模合作所提供的认知指引——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现代的经济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上规模的合作体系，在这个上规模的合作体系里，就存在组织的控制者，当一个组织的控制者，面对大量的组织成员，他们离散的行为与整个组织协作所形成的那种效率关系时，他是无法通过行为本身来有效阅读出来的，如一个纺织厂的老板，他无法通过纺织厂里无数女工在纺织机前的忙碌，无数纺织材料的进出……这些离散的直观的行为集合中，得到其组织生产的效率的，这些所有的离散的行为，需要化为一个统一的计量标准，而这些统一的计量标准，需要化为二个可以考察的因素，一个是收益，一个是支出，只有一个组织里所有的成员的行为，都通过这种簿计术的方法，成功地将所有组织成员的行为，通过量化的方法，化为了一个个具体的货币数字的时候，他对这个组织的效率判断才可能产生，然后他才能评判自己的这一个组织是否有效率——这种效率的判断机制就很简单，那就是，将组织离散的行为里被簿计术里所简化的收益项，与成本项进行比较，如果将收益项减去成本项，就自然地获得了整个组织合作过程中的利润——如果这个利润数值越高，说明组织就越有效率，如果利润数值越低，则组织运行的效率就较低。如果利润数值为负，即收益项不足以抵减成本项，他就会发现，组织运行是亏损的，组织存在赚取收益的能力不足，或者组织运行的成本过高这样的问题，他就需要通过对组织运行方式的改进，如增加收益的能力，减少可能的成本支出，从而达到利润转正的目标——这就为人类复杂合作体——组织的效率提供了一个简单的量化理解的技术。这一技术的产生，能够让人类复杂的合作体的效率判断机制横空出世，因此人们可以建立起更复杂的经济合作组织，从而促进了人类经济合作的效率……
追求效率，是人类行为展开的第一激励——这种激励，当然就是对利益激励机制的一种判断方法。人们在经济行为的展开中是追求他们利益的最大化的，这种利益的最大化，是一种动态的判断，而这个动态的判断，需要一个效率的判断机制，这种效率的判断机制，是与收益和付出二者密切相关的，如果不谈收益与付出，你无法谈行为展开的效率判断机制。无论是个体行为的展开，还是组织行为的展开，都是依赖效率进行判断的，当然效率的量化，在人类的日常生活行为中，可能主要体现为成本，其生活目标的收益量化，还存在某种技术上的困境，当然也与生活目标追求者个体对行为收益的内在的价值判断有关，他不需要借助额外的量化机制——如一个人在购买汽车的时候，他的成本是与汽车的售价有关的，但他购买汽车所获得的收益，却是复杂的，仅仅从汽车本身所提供的代步功能而言，似乎任何汽车都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并且可能公共汽车、的士、摩托和自行车也能够满足他的代步功能，但不同的汽车所获得的社会评价的高低，就与购买汽车者个人的主观愿望有关了，一款豪华的汽车所能够获得的社会评价，当然会远远超过一辆普通的汽车，这之间的收益差别，视每个人的气质而不同，当然也与每个人能够承担成本的能力的高低而不同，即一个人愿意花大价钱来购买一辆豪车作为代步的工具，他对开豪车所获得的社会评价的收益可能认为很高。而另一个人，当他能够购买豪车时，他可能还是选择普通的汽车，他可能更看重车的代步功能，而对车的社会评价收益并不看重，这就让他不愿意花更高的金钱来购买豪车——但可能他选择购买普通的车的另一个考量是，他不愿意让人觉得他开豪车是一种显摆——这也构成他选择的一个考量因素——即个体生活目标实现的那种追求，其收益的考量是复杂的，但是这种收益，是基于个体自由与自愿的选择，他不需要清晰的量化机制来对自己行为的价值进行判断，因为在整个选择过程中，他是责权利完全自我承担的——这就没有产生对个体收益进行明确而清晰量化的动机，因此我们很少看到人类生活行为中，个体行为选择里的那种收益的量化……
但当人们展开他们在社会合作中的经济行为时，他们就需要一个明确而清晰的量化机制了，这就能够让他们在不同的行为选择中，进行效率的动态衡量——这种衡量，包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那种大量存在的讨价还价的交易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我们会发现，买卖双方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即卖方期待他出售的商品尽量能够高价卖出，而买方则希望能够再降低一点价格，减少他对该商品的成本付出——这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效率评价机制，对卖方而言，高价格意味着高收益，而对买方而言，低价格意味着低成本——都是追求自身行为的高效率方向而去的。而在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合作的工作行为中，我们也会发现成员追求效率的一个重要的效率判断机制——即他会努力追求自己工作过程中的那种回报，他期待工资与奖金能够更高一点，同时他也希望在工作中尽量减少工作量，并且休息时间能够更充份一点——这都构成一个通过工作来获得其主要的利益的社会成员的一般的效率判断方向。而作为一个组织的管理者，或者是老板，他的方向则是另外的，那就是，期待他招聘的员工的工资要求要低一点，他在工作中所尽到的责任要更多一点，工作时间也尽量要长一点——这就构成一个组织管理者或者老板的效率判断方向……
效率判断方向，对所有的社会成员而言，都是基于对自身自由最大化目标的追求而形成的——即任何自由的追求，在社会中都体现为一种更高的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和实现生活目标的更少的付出——这能够让社会成员所认为的更高的生活目标得到有效的实现，或者更丰富的生活目标可以去追求，这就是他自由拓展的明确而清晰的方向，而这个方向，需要他在动态的经济行为中追求更高的效率，也在追求生活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努力减少目标实现的成本，这些方向，都构成个体效率追求的清晰的行为指引，这种行为指引，自然地让个体在有限的约束框架——这种有限的约束框架其实就是个体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内，能够最大限度地追求更丰富与更高级的生活目标的实现——这种更丰富与更高级的生活目标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个体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所能够实现的最大的自由……
即我们需要努力理解，一个社会成员，当他在广泛而动态的社会实践行为展开时，他所追求的效率本身就与自由的拓展密切相关。他的行为展开越有效率，他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度就越高。当他的行为展开的效率降低时，他就会发现，他的自由也就相应的受限了，这对于个体而言，自由的受限，是一种痛苦，是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他总会努力地追求行为的更高效率，以使自己的自由得到更大范围的拓展——即人类行为展开的方向，就是个体自由拓展的方向，这是效率于人类自由的根本意义，也是人类在社会展开其行为时，追求行为之效率的终极激励……
所以，任何人类行为的展开，都需要有核心的效率追求——这种效率的追求，是整个社会行为展开的核心激励，是首要的激励，或者说人类第一激励——我们无法离开人类行为的效率追求而去考察人类行为的方向，只有理解了人类行为那种必然存在的效率激励因素，我们才能对人类那些约束其行为的规则与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考察，即规则与制度的合理性，不能偏离实现人类行为展开的效率方向，一旦规则与制度偏离了行为展开的效率方向，则其就会受到社会成员的公开或者隐性的抵抗，从而降低人类合作的效率，或者提高人类合作的成本，效率机制，是判断人类行为理性与否的一个根本的方向，也是对人类规则与制度合理性进行考察的一个关键的维度——即规则与制度是否能够让人类行为的效率机制得到保障，如果不能保证人类行为展开的效率，那么规则与制度可能就妨碍了人类所追求的自由，而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天性，是造物主或者上帝的恩赐，人类社会是没有权力去剥夺人们对自由的追求的，因此规则与制度就失去其天然的合理性——但如何理解人类规则与制度和效率的那种有机的关系，我们还需要引入又一个维度——公平。即人类的公平观念将是对个体成员追求其效率与合作效率关系的一个判断机制，当个体追求其行为展开的效率时，如果这个个体是在没有合作的情形下，那么就不存在公平的维度——但当个体是在合作的状态下追求其行为的效率的，那就存在这种效率对其他社会合作成员也同样追求其行为效率的协调关系，这就构成人类更深刻的公平观念，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构成人类的公平……
我们知道，人类在追求效率的时候，不能破坏公平——那么，是否可以说，公平是限制人们对效率的追求的呢？并不能这样理解，公平并不妨碍人们对效率的追求，恰恰相反，公平能够保障人类合作的更高效率，而这种更高的效率，能够使得合作收益更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存在个体在追求自身动态的更高效率时，他自身所应该履行的责任，不能逃避——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成员，在追求他个体的行为效率时，他选择了逃避责任的方式来获得其行为的效率，那就意味着他的效率是需要其他社会成员来承担他应该履行的责任，或者承担他逃避责任的可能后果，这就构成人类一般意义上的公平的缺失，这种公平的缺失，会导致社会冲突的产生，这种社会冲突的产生，会让合作体产生没有收益的内耗，从而导致合作效率的降低，甚至合作的破裂，结果会让整体合作效率降低，而整体合作效率的降低，我们就会发现，个体在追求其自身行为的效率时，也因为整体合作效率的降低而失败，结果就导致了合作与个体效率的双重丧失——这就是公平对于合作的意义所在，即公平本身其实是充分地保障了合作的效率的，因为社会合作需要责权利的对称，我们不能允许合作体的成员通过逃避责任的方式来追求行为的效率，因为这种效率是一种伪效率，会让其他的社会成员产生额外的成本或者减少收益，导致了社会责权利的不对等，这会导致冲突的发生与合作的低效……
人类追求行为展开的效率，但因为在大部分的时候，效率是通过合作而有效实现的，人类行为的展开，很少是个体单独而与其他社会成员无关的情形下进行的，这样，他所追求的效率，就必然与其他社会成员所追求效率的行为产生复杂的交集，在这个交集过程中，个体通过减少付出的方式来追求效率的行为，就会涉及到这种减少的付出，可能成为一种其他社会成员收益减少的源头，因此社会要求这种付出必须作为一种责任，而在相应的利益获得者之间进行履行，这就必然会存在需要约束社会成员在追求其个体行为的效率时，那种逃避责任的获利方式，这会导致社会责权利的不对称，因此对这种社会成员通过逃避责任来追求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需要进行深度的公平考察，即这种行为，是否导致了其他社会合作成员正当利益的受侵犯，这构成了人类公平的一般意义……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进入到对人类公平的一般考察，努力理解，人类本质意义上的公平观念，究竟体现了怎样深刻的社会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