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运行机制，从本质上考察，其实就是一个成本与收益的问题。离开了对人类成本与收益的理解，你就无法对人类社会运行的深层理性根源建立理解……
促使人们去展开特定行为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行为可能获得的收益才构成他们行为展开的激励。如果一个行为的展开没有收益，人们就不会展开其行为。而这种行为展开的激励，我们通常称之为利益。利益与收益——其实是二个观念，表征同一性质的人类存在，即可以满足人们某种生活目标的特定的物质与服务——或者人们能够获得这种特定的物质与服务的某种中介物——如金钱等……
如果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的行为，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即人类通过金钱的方式来购买他们在生活目标实现所必须的物质与服务，从而使得金钱在人类社会里具备了一个特殊的功能，那就是调动人类合作力量的成果或者服务，并使用这些成果与服务来实现他们所追求的一切生活目标。这样，金钱就具备了一种神奇的能力，能够有效地调动社会合作力量——这种力量，也包括社会服务在内。人们在他们的日常经济行为的展开中，就产生了一个单一的方向，那就是对金钱的追求——因为他们发现，金钱是一个社会里能够调动合作力量与服务的最有效的工具，并且金钱还能够对人类的一切创造成果与服务进行量化判断，从而使得人们对他们行为的效率建立起直观的认知，即他们能够通过获得金钱的多少，来判断其行为的效率——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机制来判断其行为的效率时，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力量都朝向某一个方向而演变——即如何使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获得更多的金钱回报，这就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利益最大化的一般方向……
人们在社会行为的展开中，通过对其收益多少的判断，来对行为展开的效率方向建立认知，他会自觉地朝向收益最大化的方向而展开其行为——当然当其追求收益最大化时，其行为作为一种力量所加诸于其上的变化，也就自然地朝向特定的变化方向而演变。因为人们的行为是具备外部性的——这种外部性，是通过行为作为一种力量，而影响到变化的可能方向，而这种变化的可能方向，则会因为社会其他成员对变化方向的期待而发生不同的利益走向——即如果一个人基于其收益或者利益的最大化而展开其行为时，其力量会导致社会变化朝向与这个力量产生影响的方向，而当其他的社会成员同样会有力量加于这个变化之上——因为合作就必然会有很多人的力量加诸同一个变化之上，从而使得变化是在人类合作的综合力量之上生成的。如果我们只考察一个人加诸于变化之上的力量，而不考察其他社会成员所加诸该变化的力量，我们可能能够把握到该社会成员与其所加诸的力量与该变化的关系，以及该变化所形成的利益格局与他个体的利益最大化的关系——这是对个体行为建立理解。但如果有若干的社会成员进行合作，其合作的力量的综合，是导致该变化最终结果产生的原因，而这个最终结果的产生，就需要社会成员在该变化过程中，其力量形成特定的合力，而不是每个人都自行行使其力量——这才构成人类合作的一般形式。即合作是通过不同的社会成员介入某一特定变化，并且通过履行不同的行为责任，从而对变化形成一种合力，使得一个合作的变化目标得以实现，而这个合作的变化目标的最终实现，才能让所有参与合作的成员的个体目标得以实现——这构成人类社会基本的合作形式……
这样，我们就产生了另一个考察社会合作的方向，就是成本问题——即一个变化目标的顺利实现，其实是人类力量必须介入，或者就是人类通过对自然变化的认知，清晰不同的环境条件与变化结果的关系，从而有序地组织人类自身的力量来创造那些条件，从而生成了特定的人类变化，这样，人类所追求的目标就在这个变化生成的时候，自然得到实现——这样，人类力量的介入就作为了人类必须付出的成本，人们会发现，没有这种人类自身力量的介入，自然的变化可能朝向其他的方向，这样，人们所追求的利益目标就会落空——这是人类必须介入变化的原因，而这个必须的介入，就构成人类与变化互动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现代经济学理念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人类所追求的一切生活目标的实现，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问题是谁付出成本，谁享受收益的问题——在人类的观念里，不劳动不得食。并且不劳而食一直是一个有着贬义的社会观念，即对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就中，都是劳动的成果。所以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价值——当然，其实自然本身也是创造价值的，但这种自然创造的价值，因为其并不特定的方向性，所以人们获得这种自然创造的价值，就不需要回报自然了，这是自然对人类的慷慨恩赐，人类似乎对此并没有特别的感激，相反，人类在追求这种自然的恩赐时，常常会深度的索取，导致自然环境条件的改变，结果自然的恩赐因为人类对环境条件的破坏而日益减少，这就是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作用——本质上是人类追求对自然恩赐的更多的索取，结果却导致了自然本身产出的减少，而对人类的这种过份索取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人类在其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渐渐地发现了他们行为展开的那种负外部性，包括对环境的破坏，他们需要收敛其与自然互动过程中的那种任性，从而使得人类能够与自然进行更长期理性的互动，这是人类现代社会所产生的与自然互动的那种环保方向，当然，这个可能并不是我们这个系列所深入探讨的问题，未来可能在需要的时候，才进行适当的阐述……
我在这里阐述的可能是人类相互互动时，人类因为必须展开的行为而对成本的承担问题——即收益的承担者，与成本的付出者，在人类社会里的那种深层关系的问题——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天天吃饭，但你发现，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种过一天的粮食，他甚至都不知道粮食究竟是怎样种出来的，也就是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但他依然会有粮食吃——粮食并不由他种，他凭什么能够享用这种粮食的成就？同样，我也不生产电视机，但是，我家的客厅里也有电视机，我也能够使用电视机……人类如何可以让一个不生产某物、却能够有效的使用该物的现象，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实呢？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合作奇迹……
这种人类合作的奇迹，我们在将来还要继续深入探讨。这里所探讨的是，人类如何让合作过程中，那种分离了的收益与成本，怎样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进行有序的分享与负担，才构成对人类社会合作内在本质的理解——即谁享受这收益？谁承担收益的成本——社会机制是如何有效生成的？这是人类合作的深层本质，也是我在这个系列里所努力建立理解的基础方向……
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享受——其实是人类创造的一个核心问题。通常情形下，我们会发现，人们发明了一种技术手段——即将收益化为某个具体的价格——即一个商品在其价格里，体现了其创造者所付出的成本以及相应的回报——即根据价格支付其货币，就承担了商品创造过程中的一切成本，从而就拥有该商品的所有权——这种对商品所有权的拥有，意味着拥有该商品的收益——这是人类交易合作所自然产生的成本与收益的负担与分享的一致性——这不会有争议。但是，人类的分行并非全部是如交易这样的间接合作，而是存在大量的直接合作——如在一个组织里，通过分工的形式，而完成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所有的收益，都在这个共同目标的实现里得到体现，但这是一个整体的收益——这个收益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让所有参与直接合作的社会成员进行分享——而这种收益的分配与成本负担的方式，就成为一个社会合作里另一种成本与收益分配的重要机制……
并且，我们还会发现，一件商品里的收益——当其通过出售而最终实现其全部收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收益其实是分成若干个组成部分的——这若干个组织部分包括——原材料的成本、场地成本、创造者工资、税收、利润——这五个部分，构成了整个收益组成里不同的分享者，这些不同的分享者，其在整个收益里所分享的份额，是人类社会创造过程中，社会利益分配的主流……
在这五个分享收益的组成部分里，我们会发现，有三个分享收益的组成部分——材料、场地、工资……这些是由自愿的合作而形成的。即在创造过程中，这些收益的分享者，是通过一种自愿的协商与交易机制而实现的。而利润——在通常情形下，是由组织的投资者或者创建者所拥有——当然，他们同时可能也会承担风险——即组织的有序运行和其相应的回报，其实并非确定——只是投资者根据他个人的认知而进行资源的组合与投入，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承担起组织与社会互动的所有责任，从而通过这种合作组织与社会责任的承担过程中，使社会获得收益，而组织本身也从这种社会所获得的收益中，通过自愿交易的方式而得到回报——这些回报，扣除组织在运行过程中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材料、场地、工资与税收，如果还有剩余，就构成了组织投资者的利润——但这利润可能是负的，即组织投资者可能亏损，这说明其投资的不成功，即运行一个组织是有风险的，而这个组织运行的风险，是由投资者承担的，而利润，既是这种投资的回报，也是这种风险的回报——有些组织的利润很高，这构成投资的风险回报，或者说风险溢价——但这种风险溢价，对于组织的投资者而言，并不能永远享用，因为风险的溢价会带来某种激励，导致更多的投资者对这种合作模式进行投入，从而增大了社会对这一商品与服务的供应量，最终达到社会供需的平衡，也达到会计利润归零的合作的理想态……
在一般的私有组织中，税收构成其利益分享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税收，从现代社会认知上考察，就是一个社会合作体，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创造与服务都是定位于私人目标的实现的，必然有一些公共目标需要实现——我们会发现，如果考察人类公共目标的有效实现，最终还是为了减少私人目标有效实现的那种社会合作成本的，或者有些公共目标的实现，是社会合作过程中，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愿意更多的实现某些高层次的目标——这些高层次的目标，可能通过私人来提供，可能会产生某种高成本，而通过某种公共资源的统一征集来实现可能会成本更低——如传统社会的养老服务，通常是通过私人来实现的，公共资源只在很少的情形下提供某种救济，而并未系统地对养老保障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但考虑到社会通过私人进行养老服务的过程中，那些在社会中获得能力较弱的人，可能就无法保障他应该提供的养老服务的质量——如穷人家的那些老人，他们的生活质量可能就会很差。这样，当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大家觉得应该通过公共资源的统一征集，来实现整个社会统一的养老服务，这就是现代养老服务由社会统一负担的情形。
假设养老服务通常是由社会私人来自动地完成的，那么这个功能就由社会私人来自动地承担——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养儿防老——但养儿是否能够真正的防老呢？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是千差万别的。很多贫穷人家的老人，其老年生活其实是非常不幸的，我们可以考察传统中国二个最重要的观念——孝与敬——这二个观念，本质上是人们对长辈的观念的，最重要的是成年儿子对父母应该的态度。另一对观念就是慈与爱，这二个观念是成年男子对未成年孩子以及妻子的，这些文化观念，其实是约束一个成年男子，对家里相对的弱势成员，老人、妇女与孩子所应该采取的互动态度——确实这些文化观念也约束了很多的社会成员，他们在面对家庭老人、孩子和妇女时，确实达到了孝敬与慈爱这样的要求，但更多的时候，人性之自私，会让那些贫困的家庭里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可能比起家庭的成年人更不堪……
传统社会的养儿防老观念，其实在中国目前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全民养老的制度——广大的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晚年依然主要依靠他们的孩子——上个世界末到本世纪前二十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就有相当一部分的家庭只有一个女儿，所以现实的情形里，养儿防老其实也不确了，因为即使是女儿，她可能也应该负担起她老去的父母的赡养责任……
这个传统社会养老的解决方案，是基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自愿机制形成的——就如同传统社会孩子的教育，也是基于社会互动的自愿机制而自动地形成的，这个机制，我们需要在家庭这样最基础的社会组织及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的考察中去建立理性的理解。现代社会的养老功能，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解决方案，那就是由社会来统一承担老人的养老问题——这样，养老就传统社会的私人功能而转变为公共功能，但一旦一种功能由原来的私人承担，转为公共功能，而由公共的支持系统来承担，就必然需要产生相应的公共组织，这个公共组织就承担起了对老人养老的社会职能——这种职能就必然需要征集相应的社会资源——这就是税收的来源。但是我们会发现，当一个社会承担某个社会公共功能的时候，他可能就只需要纯粹的履行该公共功能实现的相应的责任，而对该公共功能的收益并不负责——即我们认为，如果这个组织完美地履行了他的相应的责任，我们就认为这个组织实现了相应的社会收益——这些收益，在这个组织所完成的社会功能的那些受益者的个体里自然地体现——但这种体现，可能在社会统计上有量化的数据，也可能就并不需要量化。而只是对那些改造责任的公共组织的工作，进行某种程度的监督与量化而已——甚至这些组织本身运行所需要的资源，也不需要他们去操心，而是通过税务部门来统一征集资源，然后通过一定的形式，分配到这些组织，从而保障这些组织的顺利运行……
我们会发现，公共组织在履行其公共功能的时候，他的社会收益，是通过公共组织在对特定的社会成员的服务过程中实现的，这个社会功能的实现，所获得的社会收益，通常并没有进行明确而清晰的量化，社会可能对这个公共组织所完成的公共目标的任务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但对这个公共组织的运营成本，社会是有认知的，那就是通过税收而征集到的资源，分配到这个组织的部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对这个组织的运行效率的问题——我们知道，个体在花费一定的资金来购买某特定商品的时候，他对这个商品能够给自己带来的收益，可能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量化机制，只是他觉得这个商品值这个价，他愿意为这个商品付出这么多钱——如一幢豪华别墅，一辆高级轿车，通常被认为很昂贵，但其所实现的功能，可能与人类住在茅草屋、或者骑自行车所实现的功能差别并不大——但因为这是责权利完全对称的领域，很多社会成员对别墅与豪车所获得的隐形的社会收益的评价很高，他们愿意为这种隐形的收益付更高的价钱，这是社会自愿的机制，也是责权利对称的机制，其他社会成员通常是无权干涉个体这种自愿的选择的……
但是，对于公共组织运行的成本与收益的考察，就是一个问题，因为这并非个体自愿的领域，而是关乎与所有社会成员的福祉相关的，因为公共组织的成本，是由税收负担的，而税收是所有的私人创造领域所创造出来的，如果税收在收益中占比过多，会挤压私人创造领域的利益，而公共功能所追求实现的目标，从广义上而言，也是所有的社会成员，但并非与这些税收的承担者完全相匹配——即税收承担多的人，未必享受公共服务也一样多，可能相反，这就对社会所追求的责权利的那种对等性产生了冲突，即出现了责权利非一致性的情形——这种责权利的非一致性，我们称之为责权利非对称，与社会自愿行为里的那种责权利的对称性，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合作模式，需要对其建立不同分析框架的认知……
从社会自愿机制里所形成的那种责权利的对称情形而言，又一个根本的差别在于，社会自愿机制的责权利的边界，是通过协商与自愿的机制形成的，而公共领域目标实现的过程，是通过非自愿和强制的机制实现的——这是人类社会的现实情形。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有一种说法，叫皇粮国税，天经地义——即是一种不容思考与探讨的必然付出——但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容思考与探索的皇粮国税，导致了社会广泛的不公的存在——这种强制的税收，在社会整体收入的占比蛋糕中，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私人收入的点比蛋糕的不断被挤压，结果就是私人能够实现的生活目标越来越少，而在公域从业者能够实现的个人生活目标越来越丰富，导致了整个社会激励机制的错位，即公域会成为一个社会成员人人争相进入的领域，而私域的创造领域，则因为其在社会收入占比中不断地被公域所挤压，其激励强度减弱，人们的创造激情因此受到挤压，只有在一个社会成员，无法进入公域领域的时候，他才不得不被动地在私域进行创造，以谋求生计，最终，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整体贫穷——因为私域创造的激励被大大地挤压了……
其实这个过程，本质上是非创造领域的公域，为私域的创造领域附加了太高的成本，结果导致了私域运行的高成本——这种高成本，只在私域存在，其实是将公域的高收益，转嫁为了私域的成本。没有公域的高收益——私域就不会有高成本。但这种公域的高收益——只是公域从业人员的高收益——这种高收益，是社会付给公域公业者的回报的，但这种回报，并未给公域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得到很好的实现——我们知道，这些公域的社会功能的有效实现，正是这些公域组织得以产生的原因，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当社会支付给公域组织非常高昂的运营成本的时候，公域本身在履行其社会功能的时候，却经常大打折扣，或者这公域的功能就根本没有得到实现——这还是比较好的，更多的时候，公域组织的从业人员，还从这公域功能的实现过程中，通过限制社会成员的选择，而再一次获得额外的收益，从而使得社会因此而付出了更高的成本……
所以，对社会公域组织的考察，会有二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公域组织本身的运营是需要资源付出的——我们要考察公域组织运营的资源付出的必要性，努力减少公域组织本身的运营成本。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努力考察公域组织在履行其社会功能的时候，其所实现的社会收益如何进行考察，如何让这种社会所追求的公共目标得到有效的实现，这就让公共目标得到实现，从而使得社会为这个公域组织的建立与资源的付出物有所值。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公域组织在履行其公共功能的时候，需要努力监督其权力运行的方式，要清晰公域组织权力所追求实现的目标，防止公域组织利用其社会授权，干扰其他社会组织目标的正常实现，从而给其他社会组织产生更高的运行成本，降低其他社会组织的效率，这也就构成了公域组织权利滥用的收益，是社会需要对此进行严厉监督的……
公域组织会给社会运行带来多方面的成本——首先是其运营的成本，其实是其实现公共目标过程中可能的责任逃避的成本，第三是公域组织对权力的非正当的运用——这都会给社会运行产生额外的成本，要记住，任何社会运行的成本，可能是其他社会组织与个人的收益，当这种成本是不必要的，这就意味着，其他组织与个人获得这些收益就不存在正当性，这就构成社会运行的高成本——我们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合作体系，当然需要努力考察社会运行的成本与收益，从而使得社会运行在高效的基础进行，这其实就是整个社会自由得到提升的一般方向——这是我们对社会组织合作建立成本、收益考察的一般方向……
人类社会运行是努力追求效率的，这种效率，不仅仅是个体追求效率，组织与整个社会也需要追求效率，而追求效率的一般方向就是，努力降低成本、增加收益。但成本其实是不可能无限降低的，因为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资源，都无法从天而降——这种情形可能只出现在伊甸园或者极乐世界——西方社会想象人类最初是生活在伊甸园之中的，佛教信仰中有极乐世界——这二个想象的世界，其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希望人类在追求自己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不付出任何成本。当现实生活中不劳而获是一种明显的贬义时，我们在想象的天堂世界里，却是这样理直气壮地希望不劳而获——当然，人类知道自己是没有这种能力的，他们渴望一个最强者，上帝或者佛祖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我一般认为，这是一种人类一厢情愿的妄想——如果你认为自己理应得到上帝或者佛祖这样的恩惠，那么你又凭什么嘲笑或者贬斥现实生活中那些懒惰者呢？
毫无疑问，人类需要为他们所追求的一切生活目标的有效实现而付出成本——唯一可以选择的是，人类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实现生活目标中的成本，或者在同样的成本付出的前提下，能够有更大的收益——这构成人类效率追求的一般方向。但这种效率追求的一般方向，需要在一种责权利对等的情形下建立起来，如果当人类的合作存在责权利不对等的情形，我们就会发现，人类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冲突——人类冲突的真正根源，不在于人类需要为他们的收益而付出，而在于，他们在为收益而付出的时候，有另外的人却享受了他的付出，这构成人类冲突的一个核心的源头……
人类追求效率，从本质上是追求自由，而追求自由，就需要建立起广泛的合作体系，只有合作体系，才能让人类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拓展——当然这种拓展，还需要人类在认知方面的突破与创新，即认知与合作，是人类自由拓展的不可或缺的二个方向。而在合作过程中，如何解决责权利的对等问题，就成为人类社会合作的一个基础的问题，而建立对这个基础问题的一般探索与思考的方向，以及认知范式的最终生成，就是人类社会认知的最核心的问题……
而这个最核心的问题，需要从成本与收益二个方向去考察，从而构成人类责权利分析的基础的认知地层……
成本是人类与这个世界互动时必须的付出——如果人类不付出相应的成本，他们就无法实现他们希望现实的那些生活目标——可以说，几乎人类所需要的所有生活目标，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如果一个人不付出成本就可以实现其生活目标，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成本是由他人承担了，或者由其他的社会成员所付出了。当然，我们并不谈空气这一类似乎不需要付出成本的生活目标，人类须臾离不开空气而生存，空气的存在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的基础的前提条件之一，我们的考察可能并不涉及到不需要人类付出成本的那些对其生存的基础支持条件。我们只谈人类所需要追求实现的那些生活目标，这些生活目标，都需要人类付出成本，即使是最容易获得的水资源，在人类的现代生活形式中，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但有二种形式的成本付出——第一种就是他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实现的成本是他自己付出的，另一种形式就是他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实现的成本是由他人付出的，但他是通过购买的形式而承担了这种付出的成本——这就是人类的交易行为——这成为人类负担生活目标实现成本的一般形式，也是现代社会人类生活的一般方式……
人类的五种行为——生活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学习行为、交流行为——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即使是交流行为，看似只是二个人的意义的交流而已，但为了实现有效的交流，交流者需要学习人类的语言和文字，也需要学习人类的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只有适当掌握了人类的语言和文字，以及在语言和文字之上所自然承载的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所以当人类进入真正的交流状态的时候，其实就是付出了成本的，并且这种交流，也需要时间成本，有些交流还很重要，于二个人协商去做某事——这是建立有效合作的前提，可能就需要专门的时间进行单独的讨论，就合作的事宜进行充分的讨论，达到二人的共识，下一步的合作才能进行下去。这还是简单的合作的情形。如果是合作相对比较复杂，责权利在未来害怕处于模糊状态，他们可能还需要为所协商的内容订立专门的协议，以将协商的内容固定下来，防止以后发生争议——这就是契约。我们现在称西方社会为契约社会——其实所谓契约，无非是人们就某一次有着特定合作目标的交流内容里的一些重要的条款付诸文字而已，然后双方根据这些重要的条款来履行自己的责任，同时也要求对方根据这些条款去履行他所需要承担的相应的责任，这种根据契约而完成的责任，就是双方协商好的，然后就可以完成一个合作过程，并且大家也能够从这个合作过程中得到相应的利益，这就构成了一次社会自愿的合作……这些合作是需要交流的。同时，我们发现，其实老师站在课堂上讲课，也是交流的一种方式，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单向的交流，只是老师向学生传播知识——交流构成人类社会其他一切行为展开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交流既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而学习过程，也离不开有效的交流。即交流的成本也是人类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的学习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从人类行为的展开而言，知识是一个必然的背景条件——没有知识的人类行为的展开，在人类的视野里就是一种盲动。人类的一切行为的展开，都必然隐含着某种认知的背景，这些认知的背景，包含了人们对自然的认知，也包含了人们对社会的认知，二者缺一不可。我曾经分析过张三上山砍柴的认知背景，就包括柴能够燃烧、并且通过燃烧而给人类提供的广泛的功用这样的认知背景。但同时我们也能够发现张三砍柴过程的社会认知背景——我们知道，人类的山可能是有主人的，即有所有权归属的，张三可能只能上特定的、得到主人允许的山上砍柴，或者上自己的山上砍柴。当然可能我们也能够发现人类山的归属的另一种情形，即山可能是有归属的，但山上的柴却不在这种归属的限制之内，只要是生活在山的周围的居民，大家都可以自由地上山砍柴，并不受归属的约束……但这些规则的存在，却事实上构成人类社会展开的社会认知。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认知，一个人在社会展开其行为时，可能就寸步难行。这就是社会认知的背景。其实所有的人类知识背景，我们都会发现，都不是人类生命里先天所拥有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而习得的，这种学习的主要方式，其实是通过语言的学习而对其意义建立理解，从而自动地习得了人类的知识与社会规则体系——这是传统社会的一般情形。因为传统社会虽然也有学堂这种知识传承的形式，但这些学堂其实只传承特定的知识，如中国古典时代的学堂，其实只传承四书五经，其他的知识形式，如通常的技术的学习，是不通过学堂这一知识传承组织的，而是通过社会里自愿的学徒的形式来进行知识的传承的，而社会的知识，包括广泛的人类规则存在，基本上是通过日常语言的习得而传承的，并无专门的知识对这些知识进行传承——我们就需要努力考察人类日常生活里的语言交流行为，它其实承担了人类最基本的社会认知的传承——对于自然与技术的传承，在传统的中国，其实主要通过社会实践而有效进行，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参与家务劳动，在这些家务劳动的过程中，他们自然地习得了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技术知识——在农业社会，如果对农业种植知识不懂，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无知者，而现代社会，不懂得农业种植的人，就非常普遍了。这是因为，传统社会农业非常重要，参与的社会成员非常多，并且也很普遍，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生存技能，而现代社会，农业固然依然很重要，但已不是最重要的社会技能了，社会的分工，与生产效率的大大的提升，农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占比大大地降低，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农业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可能占比就不到五个点……但现代社会知识的发达，使得人类的知识量就呈现井喷般的爆发，结果就出现了专门的学校来进行知识的传承，一个社会成员，要想在社会体系中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成员，就需要接受漫长的学校教育，这种专门的学校教育大大地提升了现代社会知识传承的成本——我们可以看到，校舍、课本、仪器、老师、社会教育管理机构、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科研机构、传媒机构……这些，都构成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传统知识传承的重要形式——日常生活中人类的语言交流所习得的社会认知——这些社会认知中最重要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规则体系与生活常识，这些还并不包括在现代学校教育的内容里……可见人类为知识传承所承担的成本其实是越来越高了，除了专门的教育支出之外，还有日常生活中交流形式而为教育所付出的成本，其实已经无法从人类的其他行为成本中被单独分离出来了……
人类的政治行为，是需要付出非常重大的成本的——人类的政治成本，从外在的考量里，似乎只有税收——即从人们的经济行为中额外划出一部分收益，作为政治运行的成本。但我们知道人类的政治行为所付出的成本远远不止于此。我们知道，人们关注新闻信息，关注的新闻信息里，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政治运行的那些负面新闻的，而关注这些新闻信息，人们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即购买报纸、电视，花时间看新闻与看电视，然后人们还需要花时间参与关注政治话题的活动，这些活动其实都需要付出成本，这些成本，从严格意义上而言，都是人类对政治所付出的成本——但同时，我们会发现，人类的政治力量，会在他现实的运行过程中，扭曲其所授权的目标，而向政治组织里的个人或者组织的利益倾斜，从而获得额外的收益——这就是人类政治组织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但这种政治组织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构成了社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成本的增加，会构成个体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学习成本的增加，交流成本的增加，也构成了经济成本的增加，这种政治组织为增加自己和政治组织收益的行为，会导致社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不同的行为的成本的增加——这会让整个社会在高成本上运行——即如何限制政治组织牟取其税收之外的其它额外利益，是任何一个社会里比较头疼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痼疾——即人类无法有效防止政治组织的牟利行为，而这种政治组织的牟利行为，是政治组织与组织里的个体成员的收益，但却构成整个社会其它组织与个体的成本，构成整个社会合作效率的降低——我们将政治组织牟利的行为，视为腐败——理解人类腐败的机制，是理解人类通过政治组织实现其牟利行为的关键，也是将人类政治组织的行为纳入有序的技术手段产生的重要的认知方向，如何降低政治组织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其实是一个人类社会认知的难题……
我们来考察人类经济行为的成本——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切收益，本质上都源自于人类的经济行为——人类政治行为的收益，都会最终沉淀到人类经济行为的成本里来。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人类收益的总源头——离开了人类的经济行为，人类可能就无法实现他们生活中的任何目标。当然，这种经济行为，我们需要某种纯粹化——即只限于人类创造与交流层面的经济行为。我们并不把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的行为视为经济行为——这个行为，在定性上将其归类为人类的学习行为，而老师在课堂上讲课，社会因此而为之承担的成本，视为学习成本，这样就能够对人类经济行为确立起一个比较单纯的方向，即如何降低人类经济行为的成本，和如何提升人类经济行为的收益。当然这个人类经济行为的一般方向，就是经济学里一个最著名的预设——即理性经济人。人类的经济学思考，本质上就是努力探索如何使人类的经济合作能够有最高的效率的，即对人类经济合作的效率目标的考察，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基础的方向，当然这也是理性的方向，因为当经济越有效率的时候，我们从经济行为中所获得收益就越高，而收益越高，自然就能够实现人类更多的生活目标，这样，人类的自由就自然地得到了拓展——这是人类自由在其社会合作层面的最基础的方向，这个最基础的方向，其实早就为人类的理性所窥透，但人类的思想者却长期无视这一基本的事实，而要对人类经济行为中的那种逐利性，进行人性的深刻批判，这其实是人类思想者走向了某种思维的误区，而无视人类生活中的那种常识存在……
当然人类经济行为的展开，固然需要减少成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增加收益。这二个不同的方向，构成人类经济行为选择的基本的方向，经济组织里追求效率的最基本的方向就是，减少成本，增加收益，而收益相对于成本的那个差额，就构成经济组织的利润，而这个利润，就是经济组织运营的效率。当利润越高的时候，经济组织运营就越高效，而当利润越低的时候，经济组织运营就相对低效。如果利润为负，则说明经济组织的运营是无效的，如果不能扭转这样的局面，则经济组织就无法长期存在，必然会因亏空的长期存在，而将经济组织的资源耗散干净，最终经济组织就只能破产和解散……
人类经济创造与交易构成经济收益的全部——而人类其他行为的成本，都由人类经济组织所创造的收益来承担——即人类的生活行为、政治行为、学习行为、交流行为，这些行为都是有成本的，而这些行为的成本，都由人类经济行为所创造的收益来最终承担，而人类经济行为的成本，则由参与经济创造与交流的成员来负担——这构成人类社会有序运营里，最基本的成本承担——离开了经济领域里的成本承担，人类所有的经济收益都不会产生，所有的人类其它行为目标的有效实现，就都会产生影响，如生活行为、政治行为、学习行为、交流行为，都会因为人类经济创造行为里的那些成本无人承担导致的经济收益的受损，而这些行为的最终实现也会受损——因为经济行为的收益的源头受损了——当然，人类是必然会承担经济行为的成本的，因为人类的生活目标需要实现，人类的政治、学习、交流行为也必须展开，这种经济行为的成本的负担，构成人类一切社会行为展开的最终极的责任承担——其它责任的承担，需要在这个经济行为的责任承担有效地完成之后才能生成，才能得到相应的利益的流入——即人类利益的源头，在于在经济行为里，那种成本的有效负担——这是人类利益产生的原初的方向……
最后，我们来看看人类生活行为的成本展开。人类的一切生活行为的实现——构成人类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学习行为与交流行为的最终目标。如果人类的生活目标，无需要上述行为就能够实现的话，那上述行为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即人类生活目标的实现，才构成人类一切行为展开的最终极的意义。如果人类的政治行为、经济行为、学习行为、交流行为，其并非为人类最终的生活目标的有效实现而服务，那我们就无法理解该行为对于人类的意义，就无法理解人类为什么需要为这样的行为而付出成本，这完全是一种多余的付出——即人类生活目标的最终实现，是人类其他行为展开的最终的意义所在。离开了对人类生活目标有效实现这一个终极目标，人类的其他行为的展开，无论是政治行为、经济行为、学习行为与交流行为，就都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生活，是人类行为展开的终极目标……
当然，生活目标的实现，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人们为其所追求的生活目标而付出成本，这是文化多元的领域，是个体自由选择的范畴，一个人愿意为他所选择的生活目标付出什么样的成本，是他个体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愿意为他爬山的爱好付出很多，但另一个人愿意和朋友相聚时一掷千金，而第三个人则更愿意在观察夜晚的星空时购买更昂贵的天文望远镜……每个人所追求的生活目标都是不同的，他们愿意为他们所追求的生活目标的付出的意愿也是有差别的，一些人愿意购买非常昂贵的奢侈品，而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因为早餐多花了一元钱而懊恼——这并非前一个人就不在乎成本，而后一个人就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毫无关心，相反，他们其实都对自己的生活品质十分向往，而对成本的付出也是在意的——只是他们所受到的约束是不同的，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他的选择域就十分宽广，而一个只拥有有限资源的社会成员，他就不得不为日常生活里的支出而斤斤计较——这是人们在展开他们生活目标的实现的过程中，所受到的财富约束，也是他们所受到的自由的约束——即我们会发现，生活目标的丰富性与社会评价上的等级性，与人的社会自由是密切相关的，但个体在追求这些生活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与他所受到的财富的约束程度是有关的，当他所拥有的财富不足时，他的有些生活目标就无法实现，甚至一些必须实现的生活目标，他也不得不通过降低其品质的方式来勉强保证，这就构成了人类社会自由的那种差别，而这种社会自由的差别，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
人类一切生活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付出成本，这是一个事实描述，就象经济学家所说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成本却有高有低，有些生活目标的实现，成本较低，但有些成本却很高——成本与什么有关呢？成本与变化的强度有关。成本是由环境条件所产生的，环境条件与特定的变化结果有关——这是人类从认知上得到的，即不同的环境条件，会导致不同的变化结果——这构成一种认知上的确定性。但并非所有的变化结果都是人们所期待的，人们在实践中与变化互动时，他们只期待特定的变化结果的出现，而这特定的变化结果，就需要特定的条件——这特定的条件，在自然的环境中，只是可能出现，而不是必然出现。如果必然出现——就如同伊甸园里一样，所有的生活目标就自然地实现了，人们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但在自然的环境条件下，人们会发现，环境既可能出现人们期待的变化，也可能出现人们所不期待的变化，也会出现与人们的追求无关的变化——人们的目光主要投向那些他们期待的变化，也关注那些他们不希望出现的变化——当他们期待发生的变化时，有某些环境条件没有及时出现，或者达不到人们期待的要求时，人们就通过实践行为，来促使这个环境条件出现，或者让环境条件达成变化所需要的要求，从而使得变化结果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这个人们改变环境条件以促成特定变化发生的过程，就是人类一般的实践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改变环境条件的那种努力，就是人们所付出的成本——当环境条件需要改变的越多，通常人们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高。当环境条件越能满足变化的要求，人们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低——所以人们与变化互动的过程中，他们付出的成本与环境中的变化条件的差异性与他们所追求的变化结果的那种关系，就构成人们的实践成本……即变化过程中环境条件与特定变化结果所要求的条件的一致性程度与人们的成本成反比——即环境条件越符合变化的要求，人们在该实践中的成本就越低，反之，如果环境条件与变化所要求的条件的一致性越低，人们追求该特定变化结果的实现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高……
人们在追求特定变化结果的实现过程中，他们需要面对二种不同特征的变化形式——自然的变化与社会的变化。自然的变化是由自然环境条件与人们所追求的特定变化结果的关系所决定的，这种自然变化环境条件与特定变化方向发生所要求的条件的相契性越高，人们与自然变化互动过程中，需要改变的条件就越少，因此他们与自然互动过程中，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相对就较低。如果自然的条件与变化所要求的环境条件相契性越低，人们就需要将更多的自然环境条件进行改变，这样，他们就需要在实践互动中付出更高的成本——这就导致人们在与自然互动的实践中，环境条件的相契性就决定了人们在实践中付出成本的高低……
而人类与自然互动，是由人们首先认识到变化与环境条件的那种确定性的对应关系而产生的——即人们只有先认识到一种变化的不同的方向，与其变化过程中环境条件的那种关系的确定性，才引起人们实践的冲动——这种实践的冲动，还需要人们在理解这种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清楚，自己的力量能够通过对环境条件的改变而让他们选择的变化方向出现，要是环境中的条件，是人类力量所无法改变的，则人类就无法通过他们的实践努力来追求其目标的实现，因为他们改变不了特定的环境条件——对环境条件的改变所需要的力量，超过了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度，这时候，人类面对特定变化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听任环境条件的左右，而无力改变——通常人类面对自然这样的环境条件时，他们的认知依然能够给其提供相应的指引，那就是，他们根据特定变化必然发生的环境条件，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来适应环境变化的特定要求——在学术上，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环境决定论——在中国，有一条等隐形的等降水线与长城曲折逶迤的走向恰好吻合——它构成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某种天然的界线——其实这条等降水线，是人类科学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时候，他们能够对一个地方的降雨进行统计、并且通过大范围的降雨量的统计，才可能得到这条等降水线的存在，但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条等降水线竟然与长城的走向如此完美的吻合——我们的先辈们，早就在实践中自动地获得了这条等降水线的存在——他们因此花费昂贵的成本，而修筑一条长达万里的长城，来守护他们的农业家园。这条线之所以能够被我们的先辈们发现，应该是他们在实践中，发现这条线的西北，当人们去种植庄稼时，他们发现降雨量的不足，他们无力通过人工灌溉来保证作物的丰收，或者这种人工灌溉的成本太高，不值得他们为此付出，于是他们就放弃在那里从此农耕，如此，这条隐形的等降水线，就成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天然分野……这也为人类地理决定论的学术理论，提供了极富说服力的例证……
自然变化的发生，与自然的环境条件相关——当特定变化发生方向的自然条件不具备时，人类要追求这个变化的发生，就需要改变其环境条件——而这是通过人类的认知才产生的人类可能的行为方向，没有认知的指引，就不会产生人类与自然变化进行互动的实践形式。但同时，人类所追求的实践收益，需要高于他们改变环境条件的那些付出，如果人类改变环境条件的付出太高，人们可能就会选择放弃这样的实践行为，从而使得人类的这一实践行为不会发生——因为成本过高。但人类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环境条件构成变化的因素，如果这些变化的因素都自然地符合人类所追求的变化方向，人们就不需要改变环境条件，从而听任自然变化的发生，人们的实践结果就会自动地出现，但这样的情形，可能只会出现在天堂或者伊甸园里，自然变化的环境条件，一定会有相当多的部分需要人类力量的介入改变，才能符合人们所追求的变化条件，这就构成人类与环境互动的成本。当环境需要人们力量介入的因素越多，人们与该变化进行互动时的成本就越高，但只要成本在人类收益的范围之内，人们就会努力展开他们的实践，从而追求特定变化的发生，并从中而获得他们与自然互动的收益。就象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国那条等降水线的存在，限制了先人们在长城西北的农业种植，但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以色列的农业技术，就能够在比中国长城西北更恶劣的环境里展开——那是因为以色列人们对农业种植技术有了更大的飞跃，他们的滴灌技术，足以在降水极稀的情形下，依然能够保证作物的健康生长，这就是人类技术进步所形成的能力拓展，他们因此能够在更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依然能够拓展人类的自由……
当然，人类与自然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成本，与人类对自然变化的确定性认知有关——只有形成了对自然环境条件与变化方向的确定性认知，以及人类改变环境条件的能力的确定性认知，人们才能预期他们与环境互动的成本，并且评估其可能的收益，从而决定是否展开该实践行为——如果成本过高，人们就需要考察其收益是否足以弥补实践过程的成本，只有收益能够弥补成本时，人们与自然互动的实践行为才会自觉地展开，否则，人们就会放弃该实践行为，就如同我们的先人们放弃在长城以西北的地方进行农业种植一样。一旦人类的技术能力得到提升，他们改变环境的力量拓展了，那么，与自然互动的成本固然依然是高的，但这种实践的收益依然能够回报人们所付出的成本，这样，人们就同样会展开他们的实践行为，就如同以色列人在近乎沙漠的环境里展开他们的农业种植一样，并且还成为向欧洲农业出口的重要国家……
人们与自然的实践互动，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能够理解自然变化的那种确定性——只有理解了这种确定性，人们才可能评估他们在实践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只有收益能够弥补成本，人们的实践行为才能展开，而成本与收益的评估，离开了对变化的确定性认知，就无法做出判断——因此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实践，是基到对自然变化的确定性认知的前提——即一个变化发生与其条件既存在某种确定性的对应，而人们实现这些条件的付出成本又可以进行相对的确定，然后变化的结果出现所产生的收益，人们也能够事先评估——即人们需要具备某种对变化过程、结果与他们的实践付出与收益的前瞻性的评估之后，其实践行为才能展开——如同，我们来理解古典时代埃及人们在尼罗河下游进行农业种植的行为——尼罗河是一条每年定其泛滥的河流。即到一定的月份，这条河就会大水泛滥，带来上游大量的泥土，一旦河水退去，那些泥土就沉淀下来，而成为宜于种植的肥沃的土壤。但埃及人通过漫长的观察得知，尼罗河的泛滥极有规律，每年定时会涨水，然后河水退去之后，再到明年这个时候才会涨水——而这一年的时间，足以让埃及人们种植庄稼并且从容收获——这个有规律的变化，就是埃及人们在尼罗河下游定其耕种的认知指引——如果尼罗河的泛滥没有规律，随时可能会大水泛滥，导致人们种下去的庄稼根本来不及收割，那么埃及人们就不可能在那里从事农耕行为。正是尼罗河的这种极有规律的变化，让埃及人们认识到了适合于种植，于是那里就酝酿了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人类行为展开，与对变化认知的确定性有关，这种变化的确定性，就能够使得人类的理性能够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某种量化的判断——他们可以判断收益，计算成本——然后通过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和衡量，从而决定一系列的行为是否有效率，从而才能决定某一实践行为是不是值得展开——而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对变化的确定性理解，都构成对收益的确定性理解与成本的确定性理解的基础——离开了对变化的确定性的理解，那么收益的确定性就无法获得，成本的确定性也无法获得，那么人们就无法确定其系列行为展开的效率，从而使得人类的实践就处在某种盲目状态或者混沌状态，而不能构成人类行为的理性机制——因此对自然变化的确定性理解，进一步让人们建立对他们实践行为展开的收益与成本的确定性的判断，从而得到他们行为效率的理性理解，这构成人类实践行为展开的认知指引……
如果进一步理解，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确定性机制，并非只存在于对自然变化的理解上。因为人类行为的展开，不是单独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合作行为——当人们建立起对自然条件与变化方向的那种对应关系，并且进一步确定这个过程中，人们展开其实践行为所付出的成本时，这个过程中，需要人类力量的介入——而人类力量的介入所获得的变化结果，与力量行使者的利益最大化——通常是并不完全对应的，这样，当人们在与自然的实践互动过程中，需要不同的社会成员展开其力量，以承担促成某个变化过程实现的成本时，人们会发现，个体会因为其利益走向的不同，而对是否确定地展开该行为，依然存在可能的变化——即该成本的负担，是在人类合作过程中由特定的个体去履行的，但这特定的个体，在是否履行该成本时，存在可能的选择方向，即他可能选择放弃履行成本，也可能选择履行该成本，这会决定特定变化方向能否发生的关键……
即人类所追求的变化，需要不同的社会成员来负担特定的成本，而人们在进行系统的组织过程中，可能会因为复杂的利益选择机制的原因，导致应该履行的成本，在人类力量介入中出现了缺位，而力量的缺位，就意味着特定变化结果的出现会产生偏差，这会导致人们所追求的利益实现受到损失，这就构成人类社会力量行使的非确定性，这种非确定性，会导致人们所追求的特定变化结果的缺位，也自然会导致人类实践效率的受损——这种要求特定社会成员承担责任、但该成员却放弃其责任的情形，在人类合作的过程中，是一种普遍的现实，对此的机理，我们需要进行深度考察……
人类在社会中展开其实践行为，其履行成本的行为，是否能够得到及时的实践，是与人类社会的利益激励机制密切相关的，这涉及到人类社会合作的力量调动机制的理解，这种力量调动机制，本身是希望让人类力量的行使达到某种确定性，一旦当人类力量的行使，达到某种确定性，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对自身行为所追求的确定性的目标的那种前瞻性就会大大地增加，人们为可能的变化因素的出现而产生的额外的成本就会降低——所以增加人类行为的确定性，本质上是让人们在合作过程中减少成本，而增加合作的收益，从而使得人类的合作目标得以顺利实现，而合作目标的顺利实现，同时也就让合作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参与合作的成员的收益也自然地得到保障……
人类是通过规则体系，来追求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力量行使的某种确定性的，一旦人类力量行使达到了某种确定性，人们就能够从容地理解他们与变化互动的关系，从而使得特定的变化的结果，通过对自然变化的确定性，与人类自身力量的确定性，而确定整个过程中的成本，以及变化最终得以顺利实现的收益，从而构成人们与实践互动的那种前瞻性，也使得人们可以从容地追求他们在实践过程中的更高的效率——这些的前提，其实都需要首先达成对不同力量行为的确定性的理解，即自然力量的确定性理解，和社会力量的确定性理解。但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他们会发现，自然力量的确定性理解也好，社会力量的确定性理解也好，都存在一些根本的困境，即人类发现，他们无法使自然力量完全进入某种确定性，也更无法使社会力量进入某种确定性……这双重的确定性的缺失，就自然使得人类对他们社会实践行为展开的终极的确定性无法获得，从而使得他们在这种与自然互动的社会合作中，经常会处于困顿之中……
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导致人们与变化互动过程中成本的增加，当然也就导致了收益的确定性无法得到，这就导致人类实践面临环境力量变化的挑战——这种环境力量变化的挑战，既包括自然的环境变化的非确定性，也包括社会环境力量变化的非确定性。而对自然变化的非确定性的应对，与社会力量的非确定性的应对，人类所使用的技术手段是有差别的，对自然变化的非确定性，人类只能通过提升自己对变化的认知深度，或者提升自己改变自然的能力来应对。而对社会力量运行的非确定性，就需要理解人们在社会行为展开过程中的那种激励机制，理解人类社会运行的原理，这就进入到对人类社会自我管理核心技术的理解——这种核心技术，既包括一个组织的管理技术，也包括人类的政治管理技术——这些，本质上都构成人类社会认知的基本方向……
即如何理解，人类社会力量运行的那种非确定性的深层的人性机理？即社会成员在其行为展开过程中，一般的激励机制究竟是什么？他的非确定性的力量运行，究竟是基于怎样的自由裁量权而产生和实现的？人类社会的自我管理，如何因应这种基于个体激励的行为方式的普遍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我们的合作效率？这是一个深度的人类社会合作的困境……
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成本，基于人们对变化的理解而确定——变化的确定性越高，人们与自然互动的成本与收益就越能够确定——而成本与收益一旦能够确定，人们就能够从收益与成本的差量中得到确定的利润额。即只有成本低于收益时，人们才会有展开与该自然变化互动的激励。所以对变化的确定性理解程度越高，人们就越能确定是否需要展开与该变化相应的互动行为——因为其收益与成本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确定。如果人们对变化的确定性无法有效把握，人们与变化互动就会面临非确定性变化情形出现的那种成本，这种成本可能会吞食人们预期的收益，从而让人们的行为展开无法达成他们所追求的目标，这在人类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是比较常见的情形——这些情形，人们通常称之为无常——即变化没有在人们所预见的范围内发生，从而导致人们行为所追求目标的落空。当然，随着人类对自然认知的不断深入，人们与自然互动就越来越广泛与普遍，但这种与自然互动的越来越广泛与普遍，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自然变化的确定性已经完全把握——人们其实永远无法把握自然变化的全部确定性，必然会有一些变化会超出人们对自然变化理解的预期，并且也必然有一些变化情形的出现，在人们行为展开所追求变化的方向之外，并且这些变化可能的方向，人们也曾经经历过——但人们基于其与自然互动的那种刚性需求，即使在面对变化可能的非确定性情形时，人们与自然的特定方向的互动，依然会努力坚持不懈——如人类的农业种植行为，在很多的情形下，人们其实都能够得到丰收的预期，并且自然的变化一般都在人类力量所能够调整的范围内发生。但依然会有很多的变化，会让人们措手不及，并且人们也知道这些变化出现的可能性，是是时刻存在的，这些变化一旦出现，不仅能使人们追求的目标受到损失，甚至目标完全落空——如自然灾害、虫灾等……这些灾害的情形，是人类从事农业种植行为所无法避免的情形，这些自然环境条件的出现，也超出人类力量调整的范围，因此，它将会极大地冲击人们追求丰收的预期，但即使这样的情形时刻是可能出现的，人类也必须去面对，并且他们也不可能就放弃他们的农耕行为——这就是人类需要承担的变化的非确定性之外的成本。甚至为了应对这些超出人类调整的自然变化出现的情形，人类还发明了一些额外的方法，来尝试与自然进行互动，如通过祈祷仪式，或者请求神明的庇护……这些都会增加人们与环境变化非确定性情形出现的成本，这些都构成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成本，即使人类无法完全避免自然无常变化之出现，人类依然会选择与自然进行持续不懈的互动——而那些人类无法控制的环境条件的涌现以及与之互动的一些成本，当然就成为人类必须承担的成本，并且人类也没有选择，他们必须承担这些成本——这是人类理性能力不及所必须承担的成本。如果人们能够预期到某年某种特大的灾害可能会导致他们颗粒无收，人们就会停止那一年的种植行为，以免白白浪费他们的成本，但这种自然变化的情形的出现与否，恰恰是人类理性能力所无法提前预知的，因此人类依然必须展开他们的农业种植，如果那些灾害的变化最终出现，人们就只能自认倒霉，从而承认他们这一轮的实践的失败，承担其成本——这是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度所决定的。当人类无法前瞻到自然变化可能出现的全部条件的时候，人们就必须承担那些可能出现的灾害变化带给人类的额外的成本，这是人类与自然互动时，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非确定性所必须承担的成本，是对变化无常所必然带来的对人类行为的冲击构成的那种成本，这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实践过程中所无法避免的……
人类所面对的自然条件的变化——本质上可以理解为自然力量的那种相互作用。人类能够理解很多自然力量的确定性，如埃及人们所理解的尼罗河水的定期泛滥。这种确定性理解是促使人们与自然互动的认知前提，但人类一定需要面对自然变化的非确定性，这些非确定性将带给人们与自然互动的额外的成本，人们需要承担这些与自然互动时超过他们对自然变化认知的非确定性环境条件涌现的成本，这也构成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成本的增加——当人类在追求他们的行为效率的时候，无论是确定性的环境力量，还是非确定性的环境力量，都将给他们带来特定的成本，人类所害怕的是环境力量的非确定性，人们称之为无常——这种非确定性，将大大地抬升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成本，或者降低他们与自然互动的收益，从而使得他们行为展开的效率受到损失，而这种效率受损，意味着他们所追求的生命目标实现的受限，也意味着自由的受限——人类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当面对这种自然变化无常的情形来限制他们的自由时，他们是只能默默地承受的，因为这是他们的理性能力所不及的，当人类的力量无法实现某特定目标的时候，他们需要清楚，这是造物主给他们设定的自由的边界，他们无法突破这个边界，除非他们的力量得到了拓展，对这些自然变化的控制力量得到增加——如人类长期无法应对大规模蝗虫灾害的侵犯——人类个体的力量，对于单个的蝗虫自然是具备强大的控制力的，但当面对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时，人类就发现，他们无能为力，只能听任这些蝗虫将他们一年辛辛苦苦种植的庄稼全部吞食干净，他们因此而承担粮食颗粒无收的结果……但当人类的力量得到拓展，如他们发明了农药以及进行及时的大面积的喷散的能力，当再有蝗虫 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通过大量的喷出农药而使蝗虫消灭，结果现代社会，我们就很少看到蝗虫泛滥成灾的情形——这就是人类能力拓展而对自然灾害应对能力大大增强的情形……
当然，人类是从二个方面来确保他们与自然互动的收益，或者提升他们与自然互动的效率，一是更深刻地理解变化与环境条件的那种确定性对应，以及导致环境条件出现的那种变化的确定性理解。二是努力提升人类自身的能力——这二种能力的提升，前者是认知，后者是合作。但是合作所形成的力量的运行，也需要有确定性——这种引导人类合作力量确定性的社会合作的一般技术是人类的规则体系。人类力量的运行的非确定性，也会给社会合作过程中的不同的社会成员带来成本。因为一个社会成员，当其在社会中展开其行为时，他既需要面对自然的非确定性，也需要面对社会的非确定性，人类面对自然的非确定性，是由他们对自然变化的认知来指引的。他们面对社会的非确定性，是由社会规则来提供他们对社会力量运行的确定性指引的，只有社会力量运行的规则稳定性得到某种程度的确定，人们在与社会互动时的收益与成本才能得到确定性的理解，他们才能对自身行为的那种效率建立进一步的理解——所以社会力量的确定性，对人类在社会行为的展开过程中，对自身行为的那种成本与收益的判断提供认知指引，同时也就能够对其行为的效率提供指引——只有当一个社会成员确定其行为的收益与成本，并且这种收益与成本能够给他带来某种利润，收益高于成本，其行为展开才有效率可言，他才可能产生展开其行为的激励——这是人类社会行为展开的一般判断机制，而这个判断机制，需要社会成员对人类社会规则所引导的力量的那种确定性建立理解，并且这种确定性能够得到有效的实现，即我们不仅需要自然力量的那种确定性的存在，我们还需要社会力量的确定性存在。自然力量的确定性存在，是由自然的法则所决定的，而社会力量的确定性存在，是由人类的社会规则所决定的，而人类的社会规则，是否能够给动态的社会合作过程中，无数的社会成员提供其必要的确定性指引，是社会运行是否理性的判断标准……
变化会妨碍人们所追求目标的实现，它会降低人们的预期收益、或者增加人们行为展开的成本，变化可能性越多，人们的收益可能就会越少，或者成本就会越高，这使得人们行为展开的效率受损。因此，对变化的确定性理解——是人类追求与变化互动时效率的确定性理解的前提——这种对行为展开的效率的确定性理解，本身是对这种行为展开的收益与成本的确定性理解——而这种确定性的理解，是基于对力量互动的确定性的前提的，这种力量互动的确定性，既包括自然力量互动的确定性，也包括社会力量互动的确定性，而人类社会力量互动的确定性，则由人类的规则体系来承担其功能——即人类的规则体系，其根本的目标，是确定人类行为展开的那种力量行使方向的确定性的，这种力量行使方向的确定性，将使得其他与其互动的社会成员因此而获得了对他们行为展开的某种确定性的预期，从而也使得他们行为的确定性也得以得到与某种方向的确定性的相契性，这就构成人类降低自身合作体系力量互动的那种非确定性，从而提升人类力量互动的确定性，并最终实现人类力量互动的效率……
确定性是人类对这个变化世界建立理解的一般方向——即当变化是这个世界的本质的时候，人类认知能够做的，就是理解变化的那种确定性——当然这种变化的确定性依然是非常复杂的，即是变化本身与环境条件的关系问题，即不同的环境条件，就决定变化的不同方向。而确定性的理解，不仅仅是面对自然的，还需要面对社会，人类不仅追求对自然变化的确定性的理解，还追求对社会变化的确定性理解，而当人类建立了这种对自然与社会变化的确定性理解的时候，他们还会进一步产生对自然与社会变化的特定方向的追求，这种特定的对变化方向的追求，就构成人类文明秩序方向的追求，这就需要自然变化的特定方向与社会变化的特定方向得到实现，这就会进一步要求自然变化的力量与社会变化的力量都朝向人们期待的特定方向运行，这构成人类对秩序的理解，也构成人类调整自身合作力量的一般理性方向——而当人类追求这些变化的秩序方向时，他们需要建立起对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进行调整的技术，自然力量的调整，需要调动人类的合作力量，而人类合作力量的调整，人类通过规则来有效实现——规则是调整人类合作力量，使其进入某种确定性范围的人类力量调整的一般技术——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人类规则调整力量的理性根源……
当我们考察人类的效率追求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地向二个方向来理解人类追求效率的一般技术手段——即对成本与收益进行综合的评估与考察，从而实现人们所追求的效率目标。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这二个方向，都是在他们行为展开时，必然从与环境互动时进行判断的动态机制——个体的机制是动态的，组织的机制也是动态的，但组织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调整人们在组织的职能履行，这才能构成对组织成员力量纳入一定方向的技术配置。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存在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复杂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存在时，人们动态选择方向的变化，这是社会力量变化必然存在的情形，这也是人类合作走向理性所必然面对的困境，我们需要理解人类通过规则调整社会合作力量，与人类追求行为的确定性与效率的那种深层关系，这才能真正切入到对人类规则的实践能力的理解，这个方向，是人类社会认知领域里，最薄弱的环节，很多的思想者，也许根本就不曾涉及到这个层面，但这是一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真正认知困境，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深度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