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种地，妇女积布，工匠打造器具，武士负责保卫文明体的安全，政府官员进行公共管理，国王履行文明体里的最高决策权。他们都会有自己恰当的行为方式，为文明体里大众普遍认同的行为方式，只要他遵守这样的行为方式，他在文明体里的行为就会得到大家的认可，他所占有的资源就得到大家的共同维护。这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一种通行的秩序意识。每个人都努力生产出新的资源，满足群体里个体的需要，进行合理的管理，保证群体里秩序得到有效运转。
人类对什么是理想的文明体的状态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在进行之中，尤其是，即使在文明体合作刚刚建立之后，社会普遍不公的存在就是一种显著现象。那么一种理想的文明体的存在方式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人类思想者不懈地追求的目标。柏拉图的理想国无疑在西方世界具有不朽的影响力，而中国的大同社会则即使到了今天的时代，依然不乏众多的粉丝。
我们不妨来读一读对中国社会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段文字出自《礼记-礼运第九》，据说是孔子原话，是对中国古代理想的黄金时代美好社会状况的完美描述。当然其真实性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是值得怀疑的：在孔子以前的时期，我们的人类社会是否真的存在过这样的令人感觉完美无缺的时代？看一看吧：天下为每一个文明体里的个体所共有，社会贤能的人自然得到选用，每一个文明体里的个体都和睦相处，信用良好。社会里的每一个个体，如果有能力的话，就自然有他的位置，如果没有能力，那么社会也会根据他的实现需求而适当配置恰当的资源……每个人对资源的管理都自觉地出于社会的需要，每个人对自身能力的运用都自觉地满足社会的要求。一切的阴谋诡计都不存在了，一切的盗窃乱贼都不存在了，生活在文明体里的个体个个安居乐业，夜不闭户……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八字描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许与我们的大同社会有某种相似之处。一个现实世界里存在的文明体，有没有可能建立这种理想的合作模式？从目前人类社会曾经现实存在过的我们有资料可查的文明体里，大同社会所描述的情形是不曾找到过的，其实柏拉图所描述的情形也没有在人类的一切文明体里得到过任何实践。
为什么这样的情形不可能在人类社会出现呢？有几个对人性的基本认知也许有助于我们对大同社会的纯粹空想主义的理解：社会合作的广泛性导致人类文明体的异常复杂。个体在这个合作体里对自己对文明体与自身同样有利的行为方式的认同其实既不可能得到个体的认知，同时也得不到共同体的认知。而社会的兴旺发达必须依赖于独立的个体对他自身知识的充分运用，这种每一个个体充分运用自身知识所造成的整体合作效果，构成文明体外显成就的总和。请记住：一个个单独的个体在这里行动的指引是出于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诉求而动的，并不是出于对共同体利益的共同认知。因为在对个体即时行动所导致的复杂知识背景的情景之下，这种行动的合适方式如何才对共同体有利，并不能为共同体与个体形成明显的行为共识，并且个体自身的利益同样构成共同体利益的基础。允许个体追求自己恰当的利益其实就是共同体利益之所在，只要个体这种求利的行为是符合共同体里恰当的行为规范的。所以对于文明体的理想状态的设计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面包、房子、器皿等这样一个个具体的利益归属于谁的问题，而是允许共同体里所有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恰当行为方式的规范设计问题，这是社会达成理想状态的一种文化与制度建设的唯一方式，在这样的方式之下，自然会造成每一个具体的物质实在会归属一个个适当的个体名下这样一种外显的社会现象，只要这种归属是符合共同体的行为规范的，那么这种个体的利益就同时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是和谐一致的。个体在行动时的指引就会清晰易懂，社会文明体里每一个个体的行动效率自然也就大大提高，文明体的兴旺发达也就指日可待。
所以将目光瞄准与社会文明体里行为规范的制度设计与文化合理性的建设，才是思想者所必须努力的课题，这种思维必须有某种前瞻性，在个体行为开始以前，这种制度与文化判断就已经到位。而符合这种前定行为规范的行为的合理的后果就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即使这种后果可能从静态的分析来说可能与人类的文化规范与理想的社会形态产生了某种差距。这种与理想状态所产生的现实差距的进一步调整，要从二个方面去思考：调整个体的行为，或者调整制度的规范，这种新的调整在对社会行为与制度互动的内在的人性机理与社会管理的技术手段二者得到充分认识以前，必须要有对现实结果稳定性的社会认同，这种认同是让社会个体行为的预期保持稳定性的基础。社会管理的最重要的前提是：为个体的行为判断提供前瞻的社会管理规范的稳定性。因为社会管理规范稳定性的欠缺，会导致个体行为稳定性的欠缺。尤其是当社会管理的不稳定性显著加剧时，个体与管理阶层结成利益同盟的负向合作方式的产生就成为一种明显的社会外显现象，社会企图调整个体行为不稳定性的意图常常在这种负向合作面前破产，甚至会导致更加恶劣的公平被显著践踏的后果。这是对于社会管理进行思考时必须正视的人性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