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社会的现实可能性，在现代社会对复杂人性的认知过程中已被基本否定。至于它是否曾经出现在古代的中国，识者应该不难判断。更多的时候也许我可以这样调侃，外户不闭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有没有外户都是值得商榷的事情。并且选贤与能的社会实践在中国将近五千年的文明实践中一直在努力践行，但效果之不堪，只要稍微熟悉历史的人就会有较深刻的理解。
我们再来随便聊一聊中国的另一个次于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小康社会。
还是在《礼记-礼运第九》这篇文章里，我先将这段文字抄录如下。
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群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是一种更高明的想象，在今日的我看来，这里的人类文明体的合作构建模式是对人性的更深刻的认知，对现实的人类实践更明智的选择。对于社会个体的激励机制更易于为文明体里的成员所遵循。虽然有很多的社会实践离这里的理想有相当的距离，但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圣人对于人类社会的次一等现实可能性的可贵设计，无疑是远超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的境界的。当然圣人的社会层级的设计与柏拉图有惊人的相似性，古代的思想者对人类社会变化的源泉的认知是不清楚的。由于对人性逐利导致的社会问题与当时时代社会管理技术手段的落后，导致他们不由而同地强调道德自律对于人类组织的重要性，这样就对道德的源头进行了一种神秘的归溯，易经有“圣人神道以设教”，柏拉图同样通过引进神秘力量为自己的理论奠定源头。
对于社会组织稳定的核心力量，力求道德的稳固性对于思想家好象是必须的选择。而社会相对的稳定性，适应变化能力的欠缺，也使他们趋向使社会结构也保持相对稳定不变。于是社会分层的传承解决方案，在中国古代与西方社会基本上取决于外显的遗传信息也就不是一种巧合了。这样的社会设计可能带来的对社会变化力量的产生，就产生了巨大的阻力。社会技术进步的力量如果对现成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那么得到实践的可能性就大大减低，或者这些变化知识的开拓者得不到有效的承认。中国长期对具体的技术发明抱鄙夷态度，认为是三教九流、不入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对于文化创新常常持拒绝态度，比方墨子就明确非乐，反对雕刻等现代认为的艺术活动。
对于商业活动，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持负面的文化判断，比方说：无商不奸。便是对商人阶层的整体负向评价。始皇时期曾有所谓“七谪戌”，里面的主要被贬斥的对象就是商人。士农工商，社会分层里商人阶层长期被视为末流，并且商业被视为对农业这样的社会根本有破坏性示范作用的行业，一旦社会有某种动荡，就会被社会的主导阶层归咎为社会的逐利弃农行为，从而对商人阶层进行整体打击。汉武帝时对商人阶层曾进行大规模的全国性打击，天下中产阶级几乎破产。其实原因并不在于中产阶级的牟利行为，恰恰是武帝穷兵窦武的行为导致国库空虚，财政困难，通过简单的手段无法弥补财政支出的捉襟见肘，于是通过这样近乎掠夺的赤裸裸的野蛮手段来解决国家的财政亏空危机。
也许我们应从更深的层面来理解国家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本质上是社会里每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行为确定性的增加，一个个体的行为有相对的确定性，那么与这个个体合作的相关利益人的自我行为就容易保持稳定。当社会个体稳定性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时，社会合作成本将大大降低，那么社会财富的增长也会水涨船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当然也就大大提高。那么如果社会制度的稳定性、制度执行的稳定性不能被个体有效预期的话，个体利益的可预期性就不会得到有效的社会制度保障，那么个体趋利避害的本性就决定了个体会努力规避政策的风险，从而与政府行为的不稳定性同步增加，甚至更为剧烈。所以政府行为的稳定性是社会稳定性的根本前提，是一个文明体里对个体幸福指数起核心作用的关键因素。
努力理解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其制度的合理性考量，稳定性考量，执行能力考量，从而使其确定性得到持续的增长，是对文明体优劣进行判断的一个核心指标。
这些其实涉及到了一个对社会经济利益走向的核心力量的认知：政治。对这一块我们目前还没有系统推演，因为还有一些相关的文明体观念必须得到理解，这些观念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政治的核心运作得到澄清，我们暂时保持耐心，让我们的思维路径一步步地曲径通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