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对外常常自称是“礼仪之邦”。从本质而言，礼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礼节与仪式。这些礼节与仪式在三本中国号称经典的典籍里有大量的描述，这三本经典即“仪礼”“周礼”“礼记”。其实即使仅仅是对这三本书的历史源头与文化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恐怕就是一部大部头著作所不能穷尽。这三部儒家经典并不能道尽儒家关于礼的全部内涵。儒家的核心是以礼治国，礼仪的确定性就成为儒家一种重要的社会普及与基础性的工作。但这是不容易的：春秋时期晏子在面对景公对他的要不要重用孔子的看法时，晏子就评论了儒家礼仪的繁琐性，说儒家“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很难说晏子仅仅是出于嫉妒之意，而更多的人认为晏子确实点到了儒家的痛处。其实即使是号称知礼的曾子，在礼记里就多处涉及用礼不当之处，可见要想真正精通儒家之礼是多么艰难了。
细细考察儒家之礼仪，其根本无非是一种复杂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同表征所体现的不同仪式来昭示这种人类文明体的外部差别。因为人与人之间通过复杂的内部文化认同来构成不同的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外部信息是血缘关系：父母、子女、兄弟、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堂兄弟、表兄弟……这些都是缘于显性的容易辨认差别的血缘信息。同学、朋友、乡人、上下级、贵族、平民、村民、市民……这些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是从文明体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社会交往之间来分辨的，其实无论哪些关系，相互之间的交往一定需要一定的稳定性：称呼，礼节，说话方式，先后次序等等，这不是中国这个社会所独有的，而是只要构建了一个文明体，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稳定性交往规则来界定。并且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里，界定这些关系的显性线索也许首要的就推血缘，其次就是社会的交往方式与层级关系了。不同的是，这些礼仪方式的差别而已，其所起到的把社会文明体里的个体整合起来，构成一种稳定的可以理解的复杂关系，为更深一层的社会交往奠定一种基础的行为方式的功用是一致的。我们对自己的繁文蓐节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们自身生活在其中，对于个中体会感受清晰，而对西方的具体礼仪就有点陌生了，而这些构成社会基础的礼仪对于西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他们可能并没有象我们古人所感到的那样极端重要，所以相关文献也就没有传到我们国家，我们日日所读的是他们的民主与自由的文献，是对个人主义的张扬，而关于他们对于礼的基础社会规范行为所知甚少，尤其东西方最初交往时曾就不同的礼仪进行过好几次强烈的碰撞：如拜见皇帝时要不要行跪拜礼的争议，结果是西人取得了主动，这使我们大为愤慨，对于西方人同样必须用礼仪来维持基本的社会日常运作的认知就缺了位，误以为西方是一种只讲个人权利，没有社会秩序的独特文化，这样的认知其实是出于对社会组织本身所必须的基础行为规范的不可或缺的无知所致。
对于一切文明体来说，相互交往的基础规范不能缺位，其更深一层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的建立才得以有序进行，更多的社会规范才得以顺次出现，从而形成复杂的社会文明体的整体合作秩序。个体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对于基础礼仪规范的遵守是上至皇帝，下至平头小百姓都必须知晓的课题。皇帝必须面对与父母的礼仪、嫔妃的礼仪、身边服侍他的宫女与太监的礼仪、与百官的礼仪、与天地、社稷进行神秘对话的礼仪、与百姓的礼仪……小老百姓同样要面对与村民、父母、亲友、绅士、父母官之间交往的复杂礼仪。只是各个社会阶层成员面对不同的人的礼仪方式的不同，而存在礼仪的规范是一致的，这样才让整个社会的运转显得和谐有序。比方说在中国，任何人晋见皇帝的礼仪是嗑头，这是这个民族传承了数千年的不可质疑的共识，而胆大妄为的马嘎尔尼竟然无视这一大清国亿万臣民的共同情感，所以不仅乾隆龙颜大怒，即使是满清臣民也大惑不解，最后以讹传讹，认为英夷腿的生理结构存在问题，以致不能下跪。这样就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技术解释，使大清臣民的心理上得到一种特殊的补偿。
通过这种繁琐的礼仪来构成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复杂互动的努力强调，形式主义的反复实践，以一种肢体语言的方式，使一个社会识字率极低的文明体里的个体即使是文盲也能产生广泛的共识。这种行为方式的反复实践与精英与草民行为方式的日日强调，成为一种最广泛的民族认知，几乎在有人交往的地方，这样的知识传播方式就得到强化，所以儒家的以礼治国本质上是一种借助日常礼仪这种明白易懂的肢体语言来强调社会关系的差等秩序的极高明的低成本的社会管理实践。这种管理实践其实尽量不让利益深度界入，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资源互助方式的利益自愿再分配，不知不觉地让人产生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而当更深一层的利益关系开始展开时，这种建立于低利益分配体系而形成的关系及由此递延而自然形成的更深层利益分配知识体系不自觉地进入个体的认知层面，从而更深层的利益分享方案也得到文化上的自然认同与实践中的最小阻力的推广。
也许，对于儒家以礼治国的社会文化与深层人性机理，我们从来就没有探索得十分充分。这里的随意发挥只是尝试着就这种中国古老的治国技术进行一种社会学的认知，这种认知当然不能脱离文化与人性的范畴。毕竟利益的分配其实是十分艰巨的一项系统工程，当面对显著的不公平存在时，不仅暴力是一种外显的刚性存在，而要想降低阻力，文化与社会个体的知识认同是不能缺位的。我们的先人其实具备极高明的智慧，在这个文明体里社会管理与信息搜集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形下，他们的这种折中方案从后来者看来其实是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