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者宜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对于中国人的利益观，其实是十分有君子风度的。虽然在现实里我们读到的是十足功利的信息，但古典思想家温文尔雅的义利之辩，确实体现一个二千年前就十分成熟的古典文明里应有的关于利益的文化观念。
当然这种利益的文化观念体现在实践中就是关于职业伦理的。职业伦理作为社会财富创造与交换的核心规则所在，在每一个文明体里都是不会缺位的，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
职业伦理的一个特征是技术含量，这样就导致了社会对个体遵守职业伦理的了解程度问题。如果社会了解不到生产者对职业伦理的违反，那么就只能认可行为者对职业伦理是遵守的，除非得到他违背职业伦理的确切信息，这与社会礼仪是不同的，因为社会礼仪是否得到遵守，行为人的行动信息一经发出，了解行为人与相关礼仪人员之间关系信息的人，立即就可以判断行为人行为恰当与否。但是你如果从商店里买回一瓶酱油，如果你不清楚酱油是如何生产的，你当然就会认为这酱油的一切生产过程是符合卫生标准的伦理规则的，否则这包装瓶上就不会有合格证与名优产品的标签了，这些为你消费该产品树立了必要的信心。但是如果象毛一样，他不幸恰好看到自家酱油生产过程，从此以后内心产生阴影，对天下所有的酱油产品一概排斥，岂不知那些生产过程符合卫生标准的酱油调理出来的美食，他就无缘享受了。
职业伦理的缺失其实是中国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中国古代有一句流传甚广的民间俗语：无商不奸。这固然和我们这个民族重农抑商的传统有一些关联，但是商人唯利是图、不顾职业伦理的事实恐怕俯拾即是。前不久的三鹿奶粉，即使是价值数十亿的品牌企业，为了一点短时期的蝇头小利，就甘心做这样罔顾客户健康的伤天害理之事，算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了：而在出事之前他们成功用金钱抹平了一次曝光危险无疑使他们胆气更壮！甚至有人悲哀地叹息：对于国人来说，只有更卑鄙，没有最卑鄙！
而另一个知名企业双汇的瘦肉精事件，就幸运得多。虽然二个案件均由有关部门成功地归咎于个体利欲熏心的偶然作案，但双汇挺过一劫，不过他们吸取教训的诚心还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我就不会轻易相信。
一个讲究礼仪之邦的国家里，一旦信息被社会知觉的程度降低，其行为与外在的温文尔雅就大相径庭，这种悲哀是对于这个民族怀有深深热爱之情的思想者感到极度沮丧的。中国职业伦理的普遍丧失几乎是一个对国情稍有认知的人就可以做出的明确判断。若干年前曾经有一个王海，一个坚决的打假者，就是被利益集团给强行压制、最后销声匿迹了。一个普遍受到假货伤害的群体，竟然因为看到王海表面上那种因打假而得到的一点微末的利益就看不到假货对国人巨大的伤害，从而加入对本来就是弱势群体里一员的王海的打压大军，真正令我感到不可思议：难道我们已失去了对人类行为的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与得失比较的能力吗？我只能无语。
谈到一个文明体里最关乎公平与效率的职业伦理，我们当然不能忽略这个民族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官员群体。官员是一种职业，其中聚集最多荣光的职业当然是皇帝。但是中国“无官不贪”的俗语见证了这个群体的集体堕落。虽然衙门里高高地悬挂着“公正廉明”的巨额扁幅，但是有什么用呢？实践证明，单纯的道德制约远不足以对官员的行为进行有效限制：一切社会行为，只要关于行为的文化负向信息有被有效地阻断其向社会传播的方法，这种方法就会被使用，无论这种方法需要涉及到多少人的合作，需要怎样复杂的合作系统，但是只要有利益存在，这种再复杂的行为方式就会自然地在社会内生地出现，并且其存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除了有效的社会管制外，再强烈的道德谴责都无法把它消除。
对于利益的追求是人的天性，绞刑架也无法阻挡，即使将实草的贪官人皮整齐地排放在衙门前，坐庭的官员依然可以面不改色地接受贿赂。以至于朱元章不得不感叹反腐倡廉的艰难。当然朱瘪三不值得同情，这个近乎变态的无赖，他之所以不必贪污不过是因为他的一切欲望都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国家里所有的臣民必须尽其一切能力来满足他的无底洞。所以他只需限制他人的欲求而已。中国这种帝王体制是人类文明社会里最劣等的制度。无论一个文明体如何庞大，它不能容忍哪怕一个人为所欲为。如果它容许这一点，那么这唯一的一个人就是这个文明体的恶性肿瘤，这个社会因为这一肿瘤而终于毁灭，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毁灭的必然性在这种制度确立时就可以预见了！
把统治阶级关进笼子，其实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并没有一个有形的笼子在哪里等着那些政府官员。但一种无形的对官员行为的制约其实就是一种有力的笼子：人类创造这样的笼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这个历程是十分艰难的。而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管理的技术手段，这种手段赋予官员一定的职责以及相应的职业伦理。当然为保证官员确实遵守了这样的职业伦理，有一种至关重要的技术：信息公开是必须得到履行的。如果这种技术得不到实践，把官员关进笼子本质上就是一句空话。人类一切文明体不缺职业伦理，缺乏的是对职业伦理得到有效遵守的实践管理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