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聊到官员的职业伦理时，我谈到了中国一个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也是人类文明体产生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最使人向往的职业：皇帝。
我要专门来谈谈皇帝的职业伦理。
人其实是一种十分矛盾的动物。他们对于文化价值排序的判断是十分清晰的，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自觉地根据这种自己也有共识的文化判断去进行价值从高到低的自我选择。比方我曾在网上和人聊天，在谈及佛陀与始皇帝谁更伟大时，他几乎没有犹豫，直接打字过来说：当然是佛陀伟大。我接下去又问：那么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做他们二个中的哪一个呢？这时他打字没有那么快，过了好一会，他打字过来了：秦始皇。后面还伴有一个乐呵呵的笑脸。
我承认自己也会选择做秦始皇。
这会不会导致个体内心的文化冲突？尽管这只是一个假设，但是面对现实世界里复杂的人性变数，社会管理确实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人类实践。在这种实践中，需要安排什么样的角色来充当这个任务，每一个文明体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实践所演化出来的不一样的特征。中国的帝王制度是一种从秦始皇开始之后一直在中国实践了二千多年的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社会管理制度。这种制度按照金字塔的形式进行社会个体的排序，而在庞大底层所衬托出的文明体里最顶尖处，是一个代表上天光荣地抚蓄众生的至尊人物：皇帝！
其实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对于中国的皇帝来说，他绝不是一个需要众人供养的软弱的角色，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抚养万民、无所不能、公正无私的圣人形象。看中国正史关于帝王的记载，即使你明白这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昏君，但从他的本记里读出的都是决策英明、爱民如子、用人唯贤的良好信息。最多在传记的最后来几句不疼不痒的春秋笔法的评语来昭示他的值得争议之处。对于中国帝王的真实形象，如果你不读野史，你一定会和今日我们人民日报的伟光正取得和谐联系，会感动得五体投地。
但是符合中国历史上关于传统的帝王职业伦理的中国皇帝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中国历史上，荒淫无耻、固执己见、穷兵窦武、任人唯亲、刻薄寡恩、嘻戏无度、挥霍浪费、大兴土木、残忍无比、杀戮成性、威福擅专、刚愎自用……这样的其他个体基本没有资格的对社会杀伤力极大的恶劣品性，在每一个皇帝的身上几乎都可以找出好几个！而这样一个整体如此不堪的群体，却是中国这个古老文明体里的最高决策者与前进巨轮的掌舵人！能够指望这样的一群近乎变态的群体引领一个民族走向荣光，与痴人说梦没有差别。在中国所有的职业伦理缺欠的地方，最最需要将职业伦理的刚性界线进行硬性圈定的群体，就是最高领导者！最高领导者的职业伦理如果得不到有效遵守的话，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因为这一个位置的行为方式不仅关乎文明体里普遍的利益走向的公平，也关乎文明体健康稳定发展的长期性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我们聊几个明朝的皇帝：朱元章，猜忌成性，杀戮无数，其惩恶的手段超出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其威福自恣之势，从沈万三的迹遇上就可见一斑。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心胸之狭隘，竟然容不下一个有钱的老头的生存。而对于明初大规模杀戮功臣的举动，多少冤魂死于他的屠刀之下。很多人说，这是为了政权的稳固！这是这个文明体里思想者最拙劣的思考之一：任何一个文明体的稳固必须建立在公平之上。对于一个个体能不能再行使文明体里的最高决策权，与文明体的稳定没有丝毫关系！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认识到以政权名义杀戮无辜的罪恶和那些杀人犯的罪恶是一样的，甚至更恶！
也许对明朝唯一的短命皇帝建文帝，是我仅有好感的对象。不去说他了。朱棣的残忍不逊乃父，这是遗传么？他对宫女们的极端手段令人发指！这样的罪恶滔天之徒，在中国依然有不少崇拜者，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有多少崇拜者就有多少悲哀在这个民族流血的心灵里漫延。
其他的明朝皇帝，我几乎看不出有一个心智是稍微健全的：游山玩水、寻神求仙、幻想长生不老、采阴补阳、更不可思议的是沉溺于木工手艺、换宰相象换衣服一样频繁、打大臣的庭杖精致到一命呜呼而皮相完好、躲在宫里二十年不见外臣、派出太监去大规模寻求矿石、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等机构遍地开花、滥施酷刑凌辱臣民……唉，不得不说，这个民族坚韧的忍耐力，应该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不可能有第二个比中华民族更坚韧，对残忍与不公更有包容力的民族。
曾在一次网上留言时，对一个不堪忍受痛苦生活的七零后的无病呻吟发了几句感慨：苦难是我们这个民族一张显性的名片。没有对苦难的深刻练历，即不能理解我们这个民族漫长的艰难岁月。也不能理解我们这个民族不可思议的忍耐力。
有太多的痛苦沉淀在历史幽暗的深处。我们习惯炫耀那些逝去的荣光，但我更多的是从这久远的记忆中读到深刻与无以名状的苦难。这种民族所默默承受、随着岁月流逝而被健忘的国人象蛛丝一样抹去的沉痛记忆，恰恰是引发我对人类文明真正的社会实践进行广泛探索的不竭动力。而这个民族无数痛苦的源头，恰恰在这种帝王制度。有多少罪恶是假帝王之手直接犯下的呢？而这个民族的间接罪恶，则同样由这种帝王制度所深刻影响。
我们必须努力解构出这种拙劣制度所必然导致的社会行为方式，从而理解为什么帝王制度是一种对人性必然导向罪恶的社会不可承受之重的低效的制度设计。
虽然我们早已抛弃了这种制度，其落后与反文明也成为定论，但是在中国，这种与帝王制度一脉相承的社会资源配置与社会理想前进方向的思考路径，却依然不能脱离二千年帝王制度实践过程中沉淀在社会文化中的思维范式。它依然在我们这个民族今天的许多人的大脑里成功地指引着他们的行为与思考模式。最近学术界里的一个时髦词汇是“路径依赖”，其本质是一个民族本身历史传承所积淀的认知与思考模式依然在他今天的文明体里为多数的个体所遵循与实践。中国就是这样的路径依赖十分严重的古老文明体，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被作了巧妙的文字修饰，估计大部分的国人都耳熟能详：中国特色。这种有文化正向意义的表述，掩盖了其对现代文明内在的抵触情绪，并且赋予某种悠久与历史的内涵，因而具有民族独特的意义。这种民族的意义特别适合于目前我们虚假繁荣所带来的自豪：我们似乎是一个正在重新崛起的伟大民族。
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真实理解一个民族崛起的核心内涵，然后比较我们的现状，再来判断这样的一种自信是不是今日中国所无愧无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