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多年前的汉谟拉比大法典是人类最早的法律文献。这些人类的古老智慧的作者与收集者都已涅没无闻。唯有公布者汉谟拉比国王被人记忆：他声称代表神灵来管理国家，并行使公平与正义。这话只是大意，识者可以找出原文比较之。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法律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复杂的人类规则体系而言，社交礼仪也好，职业伦理也好，还有对破坏人类社会基本秩序的个体行为，必须有一定的强制力存在。这种强制力或者来自于社会压力，比方说道德判断。这是一种个体可以感受到的轻微压力。如果你在一个安静的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你会领略到旁人的白眼相待。如果你在一个需要遵守恰当礼仪的场合表现失当，你就会成为他人背后谈论的话题，如赫鲁晓夫这样高知名度的人物，则可能成为世界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即使那天的议题可能是关乎地球和平的重要多边关系的协商，依然会被挤到赫总书记皮鞋敲击桌面这条更有趣的新闻的后面。道德的压力是即时的，也许会被现场若干人记忆一段时间，但过后会渐渐消失。但即使如此，也会产生让当事人自觉遵守的冲动。当然对于更深层的利益追逐，道德的压力当然也存在，但其强度就不足以保证行为者本身的自觉遵守，虽然他同样感知到这种其他社会个体对于他行为不屑评价的存在。这就必须引进一种更强大的压力，一种强制文明体里个体遵守或不违背的暴力。这就是一切文明体里都必须存在的法律制度。
道德礼仪在于引导文明体里个体日常工作与生活的人际交往，这种交往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平台与组成部分。而进一步的职业伦理的存在，则为社会合作体系的构建创设行为规则，这是关乎社会复杂合作所形成的合乎当时认知的利益恰当走向的规则体系。这种规则体系所构建的文明体里利益框架是整个社会寻求健康稳定和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当时共识。随着时代演变与人类认知的进步，这种共识会产生相应变化，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当时这一套复杂规则体系的合理性存在，并且这种合理性可以有效调节冲突各方的利益述求。对于人类文明体来说，这二者都不可或缺。
同样的利益冲动，社会文明体里的个体有强大激励选择自利的行为方式，通过违背社会道德规范与职业伦理来牟求个体利益，这是每一个文明体都不可回避的必然存在的问题。这种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共同体合作体系建立的瓦解。防止这种共同体的瓦解或者保证社会共识能得到有效遵守，每一个文明体里都自觉产生了对这种破坏共同体行为的惩戒措施。法律应运而生。
这种规则体系既然是对文明体构成的共识违背的惩罚，那么必然有某种程度的确定性：即文明体里的执法个体必须清楚什么样的行为构成惩罚的要素、惩罚的标准如何决定、事实的认定规则何在、相关法律决策的程序、是否允许适当的上诉……这些都必须由文明体里的个体所掌握，尤其必须为执行的官员所熟知。汉谟拉比法典是一种采取向社会广泛公布的方式来让所有的成员了解法律的威严与法律所惩治的行为。这被视为人类社会的一大显著进步：法律不再是执法阶层垄断的秘密信息，而是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个体都有渠道与途径得知的公共信息。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同样体现了这样的性质。这种通过公开的方式让法律知识成为大众共享的公共知识，对于社会的稳定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不过这种公开与公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不为中国的思想者所认同，相反他们看到了这种法律透明的消极一面，这种观点是古典中国文化里对社会控制手段的一种负向评价。这与他们对于社会管理理念有关，即强调一种个体的自觉遵守，通过复杂的礼仪这种方式，潜移默化的转化人们的行为方式，以使个体感受不到法律的存在，一切社会行为均达到一种自动的自我约束。
以礼治国可不可能达到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境界，使文明体里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这是值得商榷的。现实生活里个体对社会规范遵守程度的自觉性阙如，使中国的每一个思想者都不由自主的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的道德水平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每况愈下呢？还是这根本上就是一种思想者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错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个体感性认知的某种错位，他们缺失了过去时代生存于其中的个体的鲜活的感性体验，而只阅读到那个时代遗存下来的诸多理性文献。
人类的传承是绵延不绝的。但每一个时代能够留传到后世的记忆都只能是极少的部分。对于古典的人类文明体而言，层级现象是文明体本身一种显著的存在。处于层级顶层的个体的行为易于被观照，当然也易于被流传。但即使这样的个体，他的行为被传下去的也是他个人所有行为的极少部分。于是选择什么样的信息来向后世流传，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就象文学是一种选择性表达一样，历史其实是一种选择性记忆。
毫无疑问，选择传承的人所处的时代会发生大量事件，有好有坏，但如果这个历史记忆的传承者选择的是对当事人有利的事件，那么他的好的决策与良好的行为就被历史记忆。即使这些行为有可能为当时的另一些人所非议，但他的个人的感受并没有通过历史的渠道为后人所侦知，那么后人读到这段历史时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杜撰这样的事实。最早的人类历史是口传的，这种口传的一个最大弊端是：我们无法分清哪些是最早的记忆，哪些是后人根据人物特质有意累加的。这样重叠的信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体如果最初被作为正面记忆而传播，那么后人趋向于对这种正面记忆进行添油加醋的夸大。如果个体本身是一个负面典型，那么后人也同样有激励来对于一些非他所为的更恶劣行为加诸他的身上。这一点孟子就有认知，不过他不是认为尧舜禹被描绘得过于美好，而是认为桀并非象历史记忆那样“不堪之盛”而是被后人恶搞而成的负向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