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
这段出于左传里的文字，我特意将它抄录于此。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绝对精妙的思维探索。它的影响力流传之广，数千年而不衰。如果没有西方观念传入的话，他依然会左右我们最顶级精英的思维模式。即使今日以法治国的观念在众多国人心目中已落地开花，但这种对法律的传统认知却依然在相当一部分对传统侵淫颇深的知识分子心中具有独特魅力。我需要对这段文字进行单独解构，通过这种独特的解读方式，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深层文化观念与社会管理手段的内在的和谐的一致性，来探讨中国最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人性的精深理解，对社会理想的滋滋不倦的求索，以及对人类层级构成观念的天然合理性与自己有幸厕身精英阶层的优越感与使命意识，对于力求使社会在每一时刻、每一事件上都达成最理想的中庸状态这种最高的人类社会理想而不懈追求……我同时还要引进与这一段文献相关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些文化观念：中庸、诚、权、民可使尤之、不可使知之……等一类观念来综合印证，相互之间成为一种错综交互的理解，从而使这种理想的社会一体性构成一种整体的思维模式，而决非对这个孤立的事件的偶然发挥，其内在的、深刻的文化统一性可以得到社会学理解上的行为与文化的高度契合。
《中庸》是中国自宋以后才开始广泛传布的礼记里的一篇重要文章。但这种对任何事物都“不偏不倚、允执其中”这样的观念在中国古典知识分子阶层里被奉为圭臬。这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一件事情一旦发生，如果不能达到不偏不倚的境界，说明了还有人力未尽之处，那么人类社会怎么会明明得知有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来提高的地方而置于不顾呢？这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这种观念的强烈的理性与单独提列出来所具有的强大的说服力，实际是人类社会一切理性立基的人性深层根基所自然上溯社会实践并油然而生的一种人类本性的冲动，这样的冲动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是自发的，但其内在的机理并不明晰，是隐而不彰的，但是中国的思想者敏锐而深刻地把握住了它，这种对人性的最深刻体悟注定不能由肤浅的探索深度轻易地得出。它是中国对道体不懈探索的那种执着的思维上溯精神所打开的一道对人性最深层本质构成准确认知的直觉之门！它不可以证实！但绝对是一种极高明的不可思议的判断！没有人有能力否定这种中国古典思想者对人性的这种充满穿透力的体认！这是中国思想者崇高与尊荣之所寄！
还是让我们先来对这一段文字进行社会学上的认知。
首先，从这段文字来看，它主要涉及到中国关于社会管理原理的核心认知，从文字本身而言，其表达十分典雅。中国文字的表达力之丰富只有浸淫于其中并且通过大量阅读之后才能产生深刻体会，其独特的感性魅力为生活在其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精神养分，一个真正的中国文化人与世界其他文明体里的思想者一样，在精神上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他的幸福源头只取决于自身以及对于这个文明体里最深刻、最高明的形而上——构成宇宙原生与演变力量的道体的永恒探索与体认。我们的文化给真正的思想者提供了一种极高级的生命解决方案。而这一切当然都和我们的文明体产生了大量的经典文献息息相关，经典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精神养分，是他们思考的基本范式，当然也构成他们对中国文字表达技术的独特品位！而我抄录下来的这一段文字则不仅从思想深度上还是文字表达技巧上，都符合中国文人对于经典的认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