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叔向认为子产的公布刑鼎会导致下民的争心呢？叔向这里的争心当然不会和我们现在理解的社会竞争有多少相同性，那么什么是叔向在这里所表达的争的涵议呢？我们必须慢慢阅读下面的文字。
“犹不可禁御，是故……”这里的犹不可以禁御是指先王单纯依靠“议事以制，不为刑辟”这样的手段不能达到先王所希望达成的社会管理的目的。还需要更多重的管理技术的引进，我们试着将叔向的这种管理理念一个个单独罗列，以便使阅者对叔向的思想有更清晰的理解。
一：闲之以义。闲：会意字，以木拒门。防也，御也，法也。而义者宜也。即通过对合理行为的理解来防止非义的行为。这是一种社会文化规范的建构，通过对义的观念的推广，使社会达到对行为恰当性的广泛认知，从而使非义的行为得到有效防范。这是一个规范的普及与教育的过程，是社会管理必须先走的一步。不告而诛，谓之暴。可见这种对义理规范的推广传播是社会管理者必须及时去做的。
二：纠之以政。纠是纠正，纠错。政自然是社会管理的机构与管理的具体措施了。虽然通过义的推广可以让文明体里的个体认知到行为的适当性，但是个体复杂的利益冲动与认知能力的千差万别，注定会有行为与义的规范不一致的地方，这样就要通过政的方式，即由社会行政机构行使一定的权力通过一定的社会规则体系来对错误的行为进行纠偏，以达成社会所希望的义的规范，使社会行为普遍符合义的规范要求。这是社会管理实践的核心步骤。
三：行之以礼。义是一种文化规范，是一种文明体里所达成的共识，主要停留在形而上的文化观念的层面，那么这些抽象的文化规范如何与人的具体行为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呢？这是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进行有效衔接的技术问题。这个问题即由礼对人类文明体里个体的具体行为的外显表现规定来解决。即社会上能够确定化的文明体里个体的行为都有可以为社会成员所明确认知的外显形式，如复杂的礼仪：见面礼如何行使，仪式程序如何，丧葬礼仪上每一个与死者不同关系的个体的行为方式……等等都可以通过一个个个体的行为得到观察并与文化规范的礼仪进行比对，是否符合可以进行清晰的文化判断。这是中国传统最认可的高级社会管理技术，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最重要外显标志。我们的文明被人称为礼仪之邦，其实是有悠久的历史传承的。当然对这种社会管理技术的整体效率的认知效果让人备生诟病。但如何认知这种弊端，如何调整我们的文明体管理方式，却是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在社会管理认识路径上的分野之所在。我们的先辈其实在努力做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业，他们注定不能取得成功，象唐吉科德一样，徒然地与风车搏斗到精疲力竭为止，但他们发现自己的这种努力永远也缩短不了理想与现实那愈来愈宽的鸿沟。他们为之困惑不已，对人性的丑陋充满失望，对邪恶的愤怒因此也愈来愈激烈，社会所期待的宽容氛围也就愈来愈稀薄，文明体内部的戾气也越来越浓郁，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幸福感指数同时也随着这种社会悲观氛围的增加而同步降低。我们的社会管理失败是一个显性的社会表征，是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鲜活的感性认知。但导致这种失败的根源却常常被归咎为个体的自私与贪婪。无法产生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来应对复杂社会实践的现实情境。
五：守之以信。信是社会交往活动里个体对其他共同体成员所表现出来的未来行为的预期。孔子对它的重视无与伦比。这从圣人对“食”与“信”这样的二重选项中，孔子毅然去悼了食而选择了信。这多少使人困惑：没有了食，即没有了社会个体的生存基础，这信有意义吗？圣人的推理有异于常人：作为社会的人的存在，如果不以信作为引导生活于其中的人的行为信念，那么由于信的失落所导致的频繁的社会冲突，使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最重要的安全感与稳定性同时失落了，人堕落为一种简单的动物的生存，野蛮规则因为信的离去而主宰了这个社会。文明体里最重要的标竿没有了，意味着人的生存与动物的差别也几稀。所以这样的社会群落其实与文明绝缘了。一个纯粹的动物群落的消失也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情：即使好象这个群落与人类有外形上的相似之处。这是一种对人类文明进行绝对坚守的孤独的思想者所永远也不可能放弃的底线：有底线才有文明。如果逾越了这条最基本的底线，那么动物群落就不再是一种可以想望的人类理性合作的文明体，其人文价值同时消失殆尽。圣人对人的尊严的把握是人类得以前进的动力。我们再来解构“信”的观念的素朴性：信，确也、不疑也、不差爽也。这是社会对生存于其中的个体行为确定和可预期性的要求，由文明体里的每一个个体自觉地遵守。每一个个体既可以从文明体里其他个体的行为确定性里得到一种稳定的预期，其自身行为因此也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合理规划，由于信所面对的是文明体里所有的个体的自觉行为，所以这个个体所根据其他个体的确定性而导致的行为规划同时也具备被其他个体预先侦知的某种稳定的预期，他们也以此为指引而规划自己的行为，于是一切行为的相关各方因为这种各自对对方的预期行动而自觉行动，因此就在义的形而上与礼的形而下的统一规范下，即使个体之间几乎没有协调，这种一致性也方便地达成了。这种信的自觉性与内在的坚守，正是低成本社会合作取得高收益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圣人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道德自律的广泛推演所得出的社会最理想的合作形式。圣人所以对信的期许之高，超出我们常人对信的肤浅理解。如果我们探索社会里广泛的实践事实，那么信一定在某种程度上被人遵循，但也一定会在相当多的层面上被个体所违逆。这是一切文明体里都可以观察到的外显情形，文明体里的差异程度本质上是这种个体自觉对信的坚守程度：坚守的程度的高低与文明体本身的价值顺位是同步的。社会文明的进步本质上是努力提升这种个体对信的坚守程度。
六：奉之以仁。《六书正伪》里把元与仁并列。我觉得意味深长。元从二从人，仁亦从二从人。在天为元，在人为仁。人所以灵于万物者，仁也。言简意赅，但意义深邃。仁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被提致极高的境界，其实就是人的目的所寄。仁是人类文明体所希望达成的最高境界，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创造，也是奉献给世界文化的一种高明的文明体走向的理想归属。达成这样的目的的社会，将可与任何人类文明体的理想状态相媲美。但是仁究竟是什么呢？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与杰出思想家的思考里，其清晰的定义从来不曾存在过。所以仁的概念与人类文明体里一切最顶尖的观念一样，其核心内涵必须通过复杂的内心形而上的追索与对人性与社会管理的深刻体认来达成。当然仁既是社会的目的，同时又是人的目的。一个社会文明体里的个体的归宿就是仁。达到仁的目的的人就象苏格拉底的达成了善的人一样，是一种生命的最高境界与终极的幸福源泉。所以在中国文明里，复杂的礼仪规范，合理的义的遵从，个体决策机制里自觉的诚的运用，对于外在的信的确定不疑的坚守……在文化设计里的本质都是帮助个体完成其对仁的生命的成功过渡的。这就象义、礼、智、信、诚、中庸等都是渡河的舟楫，而所要到达的彼岸是仁！奉之以仁的理解就在于此：目的永远是崇高的。
七：制为禄位以劝其从。当然现实的生活里找不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复杂的人类文明体里的最重要的激励源自于对利益的配置。俸禄是管理阶层生存的前提条件。而位阶则是文明体里有序分层的现实要素。这二者都缘于复杂的人性需求，前者是生存的基础，而后者，则既是社会激励机制有效的人性前提，也是个体满足在文明体里自身上升渠道的需要。其实中国古典思想者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味的沉溺于理想主义的情结，他们对人性的认知有深刻的省察，对人的欲求的无厌程度有精深的体认。所以他们的现实主义的行为激励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人性内在驱动力的一种妥协与折中。我们的社会实践是有妥协精神在其中起作用的。如圣人所推崇的“庶道”，即是对社会复杂性的信息缺失的精当把握，同时也是对个体内心追求的一种同情与宽容。
八：严断刑罚以威其淫。说文：淫，浸淫，随理也。徐曰：随其脉理而浸渍也。仔细玩味这二个表述，淫即是指水依木脉理间的缝隙而浸渍的现象。在这里可以理解为社会个体对文明体里广泛达成的规则体系的共识的违背。既然社会规范必须为所有的成员所共同遵守，那么其违反行为受到社会制约就当然是与规则体系同步而生的社会共识。因为这也是社会要想实现其目的所不可或缺的手段。是一切文明体里所必然存在的社会强制管理力。而一个威字，其实体现这种刑罚所期待的对社会个体的震摄力。这种震摄力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为一切文明体所采用。中国当然也不可能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