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这段话是叔向致书子产的关键。这里涉及到社会管理核心技术手段——信息交流渠道的运用方式问题。也涉及社会管理希望达成的理念问题。民可使尤之、不可使知之——这个观点在中国古典时代其实是管理阶层最核心的技术密码。这涉及到对于社会管理想要达到的终极目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里的一切规则体系通过广泛的社会宣讲活动与不懈的日常实践融入每一个个体的行为习惯，在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涉及利害冲突的行为中，自觉地将社会理性置于首要的位置并自动遵循，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可以在极低管理成本下自动自觉地运行的，个体的幸福指数也极高，社会稳定性也极强。这是大同社会里的理想情形。这是古典思想者不懈地对下层民众实行礼仪说教的关键原因：他们坚信通过这种礼的频繁实践可以达到人的行为的深刻的内在自觉性，而让社会处在一种自觉选择社会理性的自动运行轨道之中。假设社会不能有效纳入这样的轨道，那么对于规则破坏者的惩治的自由裁量权则必须掌握在管理阶层手中，让百姓在一种对什么是符合礼的行为的清晰认知状态、但对于犯罪行为的认知与惩治的模糊状态，有助于管理阶层出于对社会管理的目的而调整认知与惩治手段，通过这样的信息传布而使民众保持对管理阶层的恰当敬畏之情，从而减少管理阻力。这样的社会实践的文化理念，是一种对普通民众的逐利动机的畏惧心理。毕竟在匮乏时代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当管理阶层将一定社会剩余抽取之后，社会底层的生活将捉襟见肘，从人性的自私性而言，他们是不情愿的，他们事实上处于管理阶层的对立面而非利益的统一体。如果象子产一样公布刑书，使他们清楚自己的权限所在，了解了管理阶层据以管理社会的技术手段，他们将对管理阶层在刑书权限未曾规定或规定细节不够明晰之处，与管理者据理力争，从而使管理阶层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能力受到限制，使他们对管理方面需要达成的高于普通民众认知能力的社会目标的愿望受挫。而民众将对管理阶层所滋滋讲求的礼仪置于不顾，而选择刑书规定不及的行为方式来牟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即使这样的行为与礼仪处于明显的歧异状态也在所不惜，从而这种对礼仪自觉遵守所导致的社会理性运行基础受到根本性破坏。这个文明体里最大的民众群体一旦处于这种挟技与管理争执的状态，管理成本将极大提高，管理阶层所期望达成的更高的社会目标将会付诸东流。社会因此而乱象丛生，最终导致颠覆。严格来说，这样的推理在一种社会规范与社会目标由单一的源头——先王来无条件提供，即使这样的提供是有深刻的社会理性基础的，但一旦进行刑书的公开与透明，这种单一的源头的设计理念受到社会实践的强烈拷问就是一种人性必然：底层民众同样有利益述求，这种利益述求会因社会实践与自身经济力量而改变，并且必然呈向上的追求过程。这种社会性的个体的自我上升空间拓展的激励，主要依托于经济与利益的层面。而先王在设计时的静态因素，即一定的时代的认知水准与社会结构以及他对这种结构合理性的认识，导致他的设计方案是静态的，对变化的路径与可能的新情形不会产生充分了解。而他自身所处位置的与民众的天然隔膜，使他一定对大众的诉求不会有明晰的认知，这就无法指望他对民众追求自己利益以求得文明体里可能的更高位置与财富的愿望构成了解，也不可能指望他对这种愿望的合理性进行充分的理性考量，这种忽略会自然地构成他的制度设计里的主要的社会不稳定性因素，这样的不稳定性因素是经不起由下而上的清晰的理性探索的，只能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教化与强制的相辅相承过程：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大量下层民众对生活与幸福述求的理解与选择权被收归管理阶层，由以先王为代表的管理阶层来决定普罗大众所应有的行为规范，在这样的行为规范里来寻求自己有限的幸福权利。这种权利述求的不对等性是古典层级结构的必然选择，即使受到普遍遵守达到所谓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也是经不起由下至上的公平追溯与个体自由的多重诉求所导致的文化多元性追求的。更何况这种制度的设计所赋予的管理阶层的过多自由裁量权必然地将这种本已由他人设计而有限的底层个体的幸福追求范围进行进一步的显著缩减，这种文化冲突的愈演愈烈并不可回避就是一种自然的归宿了。当然这样的后果的深层人性因素无法为叔向及子产所认知。叔向的知识背景导致他对子产的大义凛然的质疑，令子产汗颜。这是古典文明时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管理与人性认知的一种缺陷，今日的解构视角当然不可能出现在子产他们的认知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