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莅之以强，断之以刚。这里是对社会强制力的使用与对个体行为合理性的判断技术的决断性。实际上是中国古典时代管理阶层所强烈热衷的社会控制力所使用时的果敢与决断。是否含有对与管理者本人感性因素的牵连导致的行为上果断性的要求呢？品味这种文字，意图并不明显，但从古典社会理性的设计原理而言，却是一种必须的社会要求。并且大义灭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诸如此类的公平的理性要求观念并不会在古典文明时代当然缺位。但是刑不上大夫、议亲议贵议功……这样的观念同样也存在，这是对于行使社会核心管理权的阶层的一种原则上的特权收买，目的同样在于他们对本阶层的行为的忠诚，自觉遵守这个群体的社会理性，以使社会稳定性更长期也更和谐。但是这种刚强的果断其实更多的行使在与管理者本身没有情感纠缠的阶层，因为脱离了情感的因素，他们有更强烈的利益激励来通过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主持而实际寻求自我的短期与可见的收益。这种权力使用的错位是古典文明时代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是拍拍屁股就可以猜到的情形。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文化观念的导引，他们即有强烈的行使自己意志进行复杂社会变局里的自由裁量。
十五：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这里对管理阶层的道德与智慧要求提出了一系列的抽象文化规范。圣、哲、明、察、忠、信、慈、惠这一系列的品德要求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的上、官、长、师的，这里的并举其实是中国文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使得行文更流畅，表达更典雅，阅读更愉悦。古典时代的社会管理信息的收集成本是高昂的，尤其是对于管理者，他们没有激励机制去构建低成本收集信息的冲动。如果一旦社会管理需要相关信息来作出判断，他们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要求他们对事实信息的收集，他们一定会有技巧保持这种收集信息的高成本，无论这种高成本是由信息受益方或被惩方承担，或者由公共渠道征集的资源来承担。他们的唯一激励是通过这种人为的高成本来牟取个人的利益。这样的行为模式是古典文明时代其实也是现代文明所面临的人性困境。古典社会倾向于由单独的信息受益方或被管理方来承担这种成本，并且为使控制易于进行，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则偏向于社会层级越高，则授予的自由裁量的权限就越大，这种差等的自由裁量权的授予结构，正是文明体内在的不公平的关键因素。这样的制度设计导致社会理性观念的演进面临着文明体内不同群体权限调整的极大阻力：需要被降低自由裁量权的正是文明体里作出这样的制度变化的决策者，其自我放弃利益的行为如果不面临强大的压力，是没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良心决策，而是一个庞大的管理阶层的合作群体的利益攸关！所以即使文明体里高层决策机构里偶然出现对社会理性强烈追求的个别决策者，其所面对的强大管理阶层的统一利益述求，他的决策要么流产，要么得不到机构的有效实践。那么这个阶层对于社会公平的戕害所导致的文化冲突的责任承担者，就归咎于个体的非理性与贪婪。将本来可以通过制度调整来有效提高的管理水平永远停留在低效的层面，强调这个群体的权力行使的道德属性与自觉能力，给社会公众一种错觉，似乎这种文化冲突导致的社会不公平是个体的偶然行为所导致的，这种古典社会的核心管理技术即使在今天也依然为很多思想者所承袭。所以在古典文明时代的文献里，我们看到最多的是社会管理阶层的选贤与能的问题，中国社会管理者的选拔历史悠久，其中科举制度即使在今天还为众多的复古主义者推崇。但是公平并不是理想社会的唯一维度，效率同样对于社会生机的迸发具有关键的力量。一种低效的社会管理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广泛的负向合作形成的，无法通过个体的道德力量来扭转，反而加剧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负向淘汰，即具有社会理性的个体成员无法在管理阶层有效立足，受到同僚的普遍排挤，无法调用其他力量来行使他的权力，结果他只能自我或被动放逐。这种结局是社会管理阶层群体里大量逐利的个体通过一种高明的信息交换与阻断技术来构成的无形而巨大的阻力来完成的，单个的理想个体没有能力突破这种无形的社会隔离。复杂的社会实践里个体逐利性的行为对个体的道德坚守是拒斥的，这就导致试图通过道德的提倡来为管理阶层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自利行为进行个体内心坚守与自觉纠偏的导向的失败。这种失败事实具有普遍性，是古典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文化冲突源泉。古典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普通痛苦地看到这样的现实，但他们归咎于人性的贪婪而拒绝对制度设计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调整。一旦这种管理阶层的普遍腐败被归咎于个体的道德不自律，社会管理就容易对导致这种文化冲突的行为进行纠正：将对腐败的打击作为一种日常的工作，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对付这样的违反规则的管理阶层违法犯罪问题，同时进行普遍而广泛的道德说教工作以保证每一个管理者在进入这个管理团队之前就十分清楚他职责上的道德要求。这实际是中国的古典文明时代的社会管理上对管理阶层行为与文化规则脱节时的主要管理手段，今天的中国同样在实践这样的管理手段。
十六：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实际上上述复杂的文化、制度、传播、管理等手段，其本质目的是为达成这里所清晰阐述的目标：民可任使，不生祸乱。当然请记住这里的任使并不是一种任意使唤，而是管理阶层在实践过程中自觉遵守上面复杂规范里他们自身必须坚守的界限。只有这样的前提得到满足，这里的任使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在民的基本生存资源得到起码保障的前提下的资源奉献，而这其实也是古典文明时代最庞大的群体不生祸乱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