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这种叔向期待的“何辟之有”的境界在他的知识背景之下似乎是一种当然的社会归宿，当然前提条件是他所列举的一系列社会管理与文化实践得以有效实施，如有“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这样的理想先王的存在，他的社会目标就有可能实现。古典文明对曾经的先王时代情有独钟是中国古典文献里的一种独特现象。想象社会可以达成某种状况，社会管理阶层的某些成员的某些行为所导致的后果理所当然可以达成某种理想结局，对于中国的古典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当然的公理，不可置疑也不容质疑。其存在性具有天然的神圣性，质疑即是对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规范手段背后的庞大的知识体系的反动！这种反动意味着对包括现今时代在内的一切社会实践的合理性的否定，包括对所有的知识阶层荣光所系的自身知识体系的否定，也包括对长期社会实践所导致的这个文明体对社会、人性的基本认识的否定……其后果的严重性，对生存于其中的知识个体——包括大量权高位重的个体的自尊的打击，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指望从这个文明体里自身的知识创新来打破这种认识之拘是不可能的：强大的社会阻力对于创新者的激励是一种无可逾越的鸿沟。新的认知范式的产生必定由拥有更加强大实力的文明体来强力提供，并且必须有明显的不同的文明体比较背景来彰显这种文明体外显形态的落后，这种外显的落后最先由知识阶层认知，产生求索的动力，最终上索到社会管理与实践的思维的人性层面，从而使古典时代的知识的人性背景认知基础发生动摇，知识的艰难蜕变缓慢地导致社会认知的文化规范的更新，一种追求更加公平的社会合作体系的建立的动力在这个文明体里的知识分子阶层里进行漫长的传播，终于成为主流的认知，而相应的社会规范与制度的合理性在这种不断拷问的压力下进行艰难调整，社会文明体里个体与个体之间特别是管理阶层与被管理阶层的相应的行为方式的改变使社会的最终蜕变成为可能。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迂回的，曲折的，也许充满了对抗与暴力的性质，也许有某种程度的不断妥协，但古典文明必然进化至现代文明则是今日一切文明体所达成的基本共识。其差别仅是这种文明演变的极端复杂性与古典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会管理阶层的特权阻力的存在导致社会变革方式的不同。导用一句流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十八：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这段文字的内在的古典思维基础已在前文有了清晰的昭示，这里也就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