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思想者必须面对的又一个社会现实是文明体层级存在的合理性探索。这种层级的外显现象是以天子这最高决策者、庞大的贵族阶层与士阶层紧随其后，社会基础是农、工、商这三大财富生产集团。我们不妨在这里顺势进行更深度的中国文明早期形成的思维探索。这四大集团的更迭其实是一个社会文明体秩序演进的一种重要社会解决方案，其合理性与低成本的知识传承是这一更迭方案所必须面对的考验。社会个体融入文明体的知识传承是通过社会日常礼仪交接与父母对孩子从小的语言学习与行为管制来完成的。当然主要依托于孩子本人在成长过程中个体的观察与思考，同时也由他的家庭背景而决定了他所取得的专业与社会知识体系。农业的知识、加工的知识、商业的知识的传承绝大部分通过家庭来传承，也通过一定的亲友关系而造成跨家庭的知识传承。这是最初社会信息传承相当简陋的情况下社会知识传承的广泛情形。文字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极高明的知识，形而上的思考是极少数人有幸参与其中的幸事！这样的事实必须纳入思想者对早期中国现实认知的视野。社会管理的知识也进入知识分工的当然过程，垄断这样的社会管理与对社会行为合理性的文化解释成为知识分子的当然选择——社会愈复杂，这种知识对于社会来说愈重要，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愈得到社会的认同。
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文明体早期的规模也许并不会很大，那种以家族血缘为纽带联结起来的方式使大家可以清晰地追寻到自己在文明体里的恰当位置，文明体可能也以这样的信息以及年龄、性别、祖先在文明体里的地位、个体所掌握的知识对文明体的重要程度等这样容易被社会认知的显性信息进行组合，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利的、大家都愿意遵守的存在普遍共识的合作团体。这样的团体需要面对诸多的现实的问题：生存问题当然是第一位的，那么这个团体里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土地的分配方案就一定会产生，象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一样，虽然是一种历史想象，目前找不到现实行使的证据，但相关土地公有的情形应该是中国古代比较合理的普遍可能性。
我越过了可能存在的中国古典文明前的游牧时代而直接进入农业文明。因为我们的传统文献是以农耕文明为主要依托的。我主要尝试理解这种文明从远古时代向第一次大规模文化与社会统一的时代进行演变时的社会主流思想的蜕变过程。通过土地进行社会组织的人类组织方式会因为管理手段的限制而呈层级递进的方式：一个小规模的团队是基础的社会集体，这样的若干个团队形成一个较大的集体，又几个较大的集体形成一个更加大的集体，再几个更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再大的集体……士、男、子、伯、侯、公、王……最大的集体统一在王的周围，王之下是公，依次为侯伯子男士……这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层级递进关系，理论上和我们现在的队、村、乡、县、市、省、中央的层级递进是一样的组织形式。那么实际的情形应是：社会爵位的最低阶层应是男：它有一定的土地，这个土地范围里的人归他管辖。男爵理论上归子的管辖，子归伯，伯归侯，侯归公，公归王……这种管辖的权限是由不同时期里具体的社会文化规范所规定的，但总体上是以王为最高代表的一系列社会大大小小的集团构成了一个文明整体，这个整体里不同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财富分配、社会关系、文明共识、冲突解决都有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的存在，大家都在这个框架之内思考与行动，有高度的一致性。社会一旦被组织起来，那么自然就有序运作了。但士这个阶层呢？他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大家很清楚，士的源头不会是农工商的家庭背景，而一定是有爵位的管理阶层的后代。古代中国社会管理位置的传承解决方案是世袭制：父子一脉相传，并且是嫡长制。但是因为管理阶层基本上是妻妾多多的，所以不会是单传，一定会有多余的子孙，这些非嫡长的儿子，不会均分父亲的土地财产。因为父亲的土地财产是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功能而存在和延续的，一旦让子女均分，意味着社会管理职能的瓦解与消失，文明体不允许这样的情形存在。所以父亲的土地只能作为一个整体由嫡长子来承继，而其他的儿子则被封为比父亲爵位次一级的管理层级，即王之非嫡长子封公，公的非嫡长子封候，以此类推，而最后男的非嫡长子将没有更小的社会组织让他们去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所以士这一个阶层事实上是社会管理阶层传承制解决方案所衍生出来的一个没有得到社会生存资源恰当位置的庞大群体。
这里我们必须尝试理解社会对于它所面临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提供解决方案这一基本的文明体构建技术。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这是一句古老的谚语，说的是社会每一种职业都会有一种传承机制，猪的屠宰是一种社会需要的职业，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这种社会需求会随着这一个职业群体里个体的消失而自动产生新的接替人手。张三、李四、王五这样的以屠猪为业的个体的寿命终结并不是社会牲猪屠宰这个职业的终结。社会一定有一种机制存在，一定会有一些个体因为这种社会的需求而学习这一门技术，源源不断地加入这一职业，从而保证屠宰业的健康延续。而社会管理职位的传承机制就是这种嫡长制。
嫡长继承制的存在是土地这种资源在封建时代被作为核心的生存资源而充当了社会组织功能，而爵位与公卿以及大夫等则不仅是土地所有者，同时还是社会管理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具有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这也是他门下的土地不容通过子女继承来分割的一个根本原因——分割将导致社会管理机制的解体，这也是欧洲中世纪时代长子继承制所承担的社会功用而顺理成章的内在社会原因。但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只是解决了确定性这一个问题，避免了由于对这一职位的社会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与社会尊崇光环的过分集中导致的社会争夺，这种争夺同样会导致合作体的分裂与解体。但是对于这种传承机制的效率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虽然社会产生了另一种机制——对传承个体进行全面系统的教育，给继承人以道德、技术与心智层面进行多重教育以让他掌握这个位置所需要的基本道德要求、职业伦理与技术手段。但是由于社会这样的最核心的位置往往需要比一般的位置具有更强烈的道德意识、更理性的社会责任、更清醒的对社会发展的预知能力、更成熟的社会管理技术能力……遗憾的是社会实践常常使这个职位的继承人缺失了这数种必不可少的能力的一种、几种甚至全部，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法理上的继承人甚至是一个小孩或弱智或过分的自我中心者，其不健全的心智不仅不能使他有效的履行他的社会职能，甚至他根本就利用这种职能胡作非为。并且一旦当这种职位的承担者缺失基本的行使职位的技能时，社会便会有与职位本人的亲近或喜好者代为行使他的职能。这种非在职者本人的职权行使的逾越导致强烈的文化冲突与剧烈的社会争夺：其他与最高职位者有一定关系但却没有机会行使他的特殊权力的个体会觊觎这种权力的非正当行使所带来的个体荣誉与利益，因而对现有的非法行使者通过文化负向评价与消极合作的方式试图取而代之，从而使核心管理阶层貌合神离，彼此离心离德，社会管理水平因此变得效率低下，社会本身深受其害。这是这种最高决策者传承制度在演变过程中所必然带来的弊端。中国的许多社会冲突即源于这样的弊端：皇帝的更迭制度的这种基本缺失导致中国社会的诸多深层问题。这个我们可以容后再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