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转向士这个阶层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衍生阶层？难道他不可以象其他更上层的非嫡长子一样，在下一层的农民位置上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吗？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各种爵位的继承与降一等的继承都使承继者有幸济身于社会最高管理阶层：劳心阶层。这个阶层在古典文明时代与劳力阶层即农工商的显著分野是其工作的非体力性质以及相应的社会特权的存在。这些特权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是社会里得不到这一切的个体所十分觊觎的，而士这一个阶层虽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行使社会管理职权的位置，但这种相对于管理阶层的某种特殊的权力却因为其父亲的管理者身份而被继承下来了。同时这种家庭背景注定了他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显著地不同于农工商家庭的教育传承：即他们通常并不具有基本的生产与商业技能。而这种技能与管理者所需的技能不仅截然不同，而且在社会文化判断体系里是一种社会层级低下的表征，是他们与他们的传统社会环境所不屑学习的。从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正常的社会形态而言，这种不甘于堕落到食力阶层是士这一个没有得到明显社会位置的庞大群体的普遍的社会与人性心理。
既然社会继替机制里对士阶层们合理的融入社会生活的确定性位置安排的缺失，导致这个阶层必须自谋出路。这个阶层所能动用的资源肯定多于一般的平民，更何况那时候中国文字开始成熟，表达能力变得丰富多变起来。文字比语言的优点是传承社会知识时有更强的稳定性与清晰性，抽象思维的表达能力也更强。这样一种人类重要的交流工具一经产生，其活力就显露无遗。诸多对社会管理显得重要的文献资料因此得以传承，社会信息收集与管理的技术也变得更加有序，当然也更加复杂，这种技术性的增加与抽象推理能力的水涨船高对于管理阶层的能力是一种考验，同时也考验他们的学习技能。中国文字是一套复杂的图画表达技术，不同于语言可以通过日常的口语来得到经常的训练，它必须有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学习过程才能掌握，而隐藏在其中的更进一步的复杂的形而上的推演技术，更为这种社会管理技术增加了一枚重要的社会合理共识达成的渠道，而这种对社会合理性认知推演能力的独自执掌，同样成为文字技术掌握者的一种当然社会地位的表征。这是后来社会演变过程的一种自然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要尝试理解文字这种传播技术的公共性质。因为对文字共识的达成必须通过大家的共同认可，所以文字必须是公开而透明的，而文字的表达以及通过文字完成的社会合理性推演也是一种公共资源。因为如果它不具有公共的属性，个体如果可以把这种技术秘密持有，社会共同体的其他个体就不得而知，对他的表达内容、合理性判断以及推演过程的了解就付之阙如，那当然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认同，所以这种管理技术虽然是管理阶层必须掌握的核心技术，但它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只要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有意愿，他即可以尝试去掌握与了解这一门人类新生的全新的技术。它不同于其他的制成品技术，技术所有者可以秘而不宣，将其垄断起来，但并不妨碍这种技术的社会服务职能，产品使用者不必知道这种产品是如何制成的，他只需要懂得如何使用这种产品就行了。这与文字与社会管理技术的公共性质有本质的不同：这种管理的合理性以及合理性的推演如果不通过公开的渠道，让大家可以达成一种共同的推演，则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所以公开是它的必要前提。
虽然文字及其必要的社会合理性以及推理技术是一种大家都可以接触的公共资源，但并不意味着社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去追逐这种资源。因为这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同时即使掌握了这种技术，也不一定能在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行使这种技术的位置并不向社会开放，而是世袭的，即使是辅助国王的职位，如卿、大夫，其位置也与爵位一样是世袭的。所以社会最底层的食力阶层并没有激励去花费高昂的时间与资源成本来追逐这一技术。这一以文字表达的社会管理技术在古典中国从一开始就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一般估计这一个比例不会超过文明体里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但是在社会传承机制里自动衍生出来的多余群体——士，由于其本身家庭知识背景、资源富余背景以及不甘于社会层级降低的自我激励背景这诸多的因素的混合作用，有强大的激励来掌握这一门复杂的新兴的社会管理技术。他们的动机与努力程度均远远超过必须掌握这一技术的世袭的管理阶层。并且这一个群体掌握的这一门技术常常远远超过应该握有这一门技术以行使其社会职能的有爵位的群体。而爵位传承导致这种社会地位的先天优越性，个人所享资源的丰裕性，个人得到社会群体尊崇的普遍性，使爵位阶层的群体慢慢地失去其本身的活力，对于有效行使其社会职能的能力变得不足起来，这是一种人性的必然蜕变，没有一种社会技术可以纠偏这种走向。这种普遍的堕落现象导致了这一世袭的贵族阶层的社会评价的降低。同时士阶层的成熟使他们在贵族不能行使自身职权时，被贵族们礼聘来代为他们行使日常管理工作。所以士阶层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慢慢开始有效地行使社会管理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