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时代开始，这种贵族阶层的堕落就已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了。士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许多杰出人物都是出身底层的士：太公、管子……另一种现象是社会整体凝聚力的明显松驰。王的权威下降，以齐桓公为代表的霸主的替代社会最高权威的出现，导致社会不同的群体形成以诸侯为单元的诸多平行社会对抗集团，这样的集团不具有历史延伸下来的社会层级性质，彼此之间的交往与远古野蛮时代唯力是视时代具有某种同一性，当然那种公共权威的影子存在使他们依然顾忌其行动的公共合法性，但总体而言，公共合法性的束缚是下降的，力量的强弱是这种公共合理性的内在的保证。这种社会趋势为所有的诸侯与社会有识者所清晰地认识到。而这样的社会政治大背景下就产生了诸侯们的生存危机：只有土地足够庞大，人员足够众多，在这种以暴力为生存前提的社会竞争环境中，自身地位得到保障的可能性才更高。这是诸侯之间争伐不已、征战不断的原因。孔子云：春秋无义战。其实是指孔子依然固守社会秩序里王权合理性的固存的情形。但是王权的事实瓦解与诸侯生存危机的日益加剧，这种战争其实是不可避免的。道德的谴责无绩于事。
当然这种社会压力加剧了另一种需求：有效提升自身合作体的合作效率，将有限的资源进行高效整合，从而使自身更易于在加剧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机会。那么必然产生另一种需求：整合社会资源的社会管理技术拥有者。这些拥有者当然是大量的士的阶层。他们立即被各种各样的诸侯礼聘，担任诸侯国里的核心职务，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春秋战国时代这样的士可以说不胜枚举，商鞅、吴起、文种、范蠡、苏秦、张仪、孟子、荀子、范雎、蔡泽、蔺相如……有一句战国时代对策士作用的夸张之语可以说明那个时代对士阶层杰出人物的渴求：一人之辩，重于九宝之鼎。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士阶层清醒地崛起于中国历史的开始，并且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事实上掌控着中国的历史走向，并且一直成为社会的最高的阶层。
这种士阶层的崛起，有他社会演变所产生的内在需求的必然性。也是中国步入文明时代之后社会管理面临这种世袭的社会解决方案的明显缺陷时，社会解决机制缺位导致的一个衍生阶层——士自觉地追求社会上升空间的强大动力的驱使下，与贵族阶层进行的一场无声的战争：这个战争以士的彻底的胜利而告终：贵族阶层最终被士踢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从中国社会消失。而中国一种新型的贵族产生方式也慢慢蕴酿成熟：以士阶层所掌握的知识为凭借与核心依靠而通过有序竞争走向社会管理岗位。这种竞争固然是激烈的，但是又是有序的，并且具备相当程度的公平性，为社会保持某种程度的开放性与持续不懈的活力，提供了一种对社会所有个体的外显激励，这成为中国保持社会公平稳定的一种重要社会管理手段。
这种社会演变的复杂性通过这种宏大的思维推演呈现某种程度的逻辑合理性。虽然其中不乏某种程度的反复，如汉、晋的分封。但其主流走向是清晰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分野是秦统一之后的子弟是否分封之争，虽然有部分士阶层成员出于个人知识背景与自我利益的考量，提出了分封的建议，但遭到李斯为首的士阶层的反对。其合理性的推演得到了秦始皇的认同。其实这种合理性是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社会分争的一种显性社会现象。贵族的管理职能从此永远从历史上淡出。士阶层既经历了历史大潮的严竣考验，同时也具备了社会管理的核心技术，更加不同的是，在复杂的社会变局中，士显示出良好的对社会掌控的能力，其优秀者成为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文明体顶级精英，他们的事迹同样激励无数的后继者，不懈地沿着他们开拓的士阶层的康庄大道努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