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适当地把视角转向孔子了。这位为士阶层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核心推理技术的中国古典社会人文与管理知识的集大成者，如何可以博得万世师表的崇高尊崇的。一般都认为孔子“删诗书、正礼乐、著春秋、作易传”，而对后世影响力同样很大的《论语》一书，则出自孔子弟子对其言行的辑录。这也导致了中国语录体文学的一独特表达方法。但对于删诗书与正礼乐，虽然长时期里被人认为确定无疑，但后来被人质疑。至于易传的作者，则因为那些统一度量衡的事实本身在秦的统一之后，所以一般认为是秦汉之际的儒者托名孔子之作。而春秋之作，则确定无疑出于孔子之手，这是一部对人类历史的独特的褒贬之作，据说书成之后“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但春秋之经其实是一部晦涩之作，说是一篇历史文献，而其历史事实的完整性大多付之阙如，要没有春秋传的佐助，想读懂春秋必须要对这些历史事实有相当的了解。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春秋是一部对历史的文化判断的奇书！当然那个时候并没有对文化这一行为的如此理解。但孔子事实上是在对以天子、诸侯以及大夫等为代表的管理阶层的行为恰当性的历史评判。这样的历史评判依据的是孔子自身对古典文献的复杂整理所得出的一套系统的判断体系，这一判断体系是对于古典文明时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人性理解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文明体健康、稳定和长期发展所必须遵循的文化规范的集大成。孔子本人通过中国历史上民间教育的开拓性工作，将他的这一体系通过言传身教与对诗书礼易乐射等六艺的传授，而得以在中国及其后代的知识分子中间传播。这种古典知识为那个时代尚处于社会发育时代的士阶层的合理性存在，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基础。并为士阶层挺身而出，进行更大的社会担当指明了方向。当士阶层在最初只是处于贵族阶层的附属地位、到渐渐济身于社会管理阶层、最终合理地将贵族这个阶层从理论上进行否定并取而代之，孔子是一种最强大的理论支撑。毫无疑问，这样的理论的出现，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必然，是对贵族阶层堕落的一种前知性预测，并将以自己为代表的士阶层的历史自信与担当进行了当仁不让的发挥。孔子本人介于理想与现实主义之间，其开出的社会解决方案依赖于士阶层的出色的道德自律，其社会控制手段温和而有节制，信息传播途径是理性而开放的，使社会活力得以有序的延续。孔子学说里最重要的二支是孟子与荀子，前者更多的传承了他的理想主义情结，而后者则将现实主义诉求付诸实现。
千百年以来孔子都被视为万世师表。他自己也自信地认为他的学说“虽百代不能易”，这是出于他对人性深刻理解的自信。以道、仁、义、礼、智、信、忠、孝、诚、庶、中庸为核心内涵的孔子学说，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体系，其形而上的推演技术是孔子学说的一种内隐的核心技术。只有懂得了这种内隐的推演技术，才可能对这些儒家最重要的观念的内在的一致性以及他们对于人类理想社会的达成在社会管理各个层面所起到的作用构成清晰理解。如果不能构成这种清晰的理解，则孔子学说会被感到是支离破碎的，只有局部的合理性，仅是一些简单的道德说教而已。这样就会对孔子的许多表述进行所谓的合理性删选，进行不同时代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选择……这些都是对孔子理解的肤浅所致。也只有领会了这一核心的推演技术，才有可能对孔子所理解的社会控制手段的内在人性基座，同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人性基座来解构孔子学说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局限性与高成本性，其实践性依赖主动与自觉的实践者，因而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所谓的“人存政存、人亡政亡”即是孔子自身也有清楚的认知。这种对人的依赖是孔子对于人类社会的一个关键力量源泉——形而上学对于个体的限制作用的理解有欠缺的缘故。也许这种力量源泉本质上还是要由人来执行这样的实践事实给圣人带来了错觉！这种错觉的后果是严重的：他使中国长期不能实现一种合理性力量的社会有力建构！最终导致的后果是社会合理性的探讨永远局限于狭窄的可控的层面，使这种合理性成为一种可为少数人所操控的合理性，而更广泛的言论自由的社会风气因为这种管理层面合理性的社会基座不够而受到管理层面的限制！这种对人的依赖性的制度设计并非出自孔子，是孔子时代以来就存在于中国的一种长期的社会现实。而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割裂是孔子不能对广泛社会实践的引入以对制度层面的拷问进行理性的社会成本推演的核心原因。虽然有广泛的社会观察与实践后果的解读，但孔子将之归咎于个体道德自觉性的欠缺。这种对社会问题的孤立的解决方案的技术手段的建立，使一种局部的视角被用来对广泛的社会合作的制度弊端进行简单的修补。个体虽然是行动的实践者，但他在一种大背景下行动的某种程度的不自由的信息被忽略，这种不自由的信息虽然是个体理性的自觉选择，但社会合作背景的压力才是应该被理性调整的方向，因为如果社会管理没有为个体消去这种潜在的深刻压力，个体将很难进行社会所依赖的理性行为。因为这种不自由的信息是个体的体验，难以为对这个个体行为进行文化判断的其他社会个体所认知，于是这漏悼的信息为我们进行更大范围的社会管理进行制度调适的路径被永远阻断了。直到西方对于社会大规模合作过程里负向合作模式的存在的理解，我们才对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蹩脚的社会管理技术进行反思。但是目前还没有能力改变这种传承数千年的治国技术。因为一切社会合理性的达成，仅仅从思维的形而上的推演的完成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机构来执行，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控制问题，也许我们在分解政治技术的过程时会认识到，为什么一种社会明显的合理性认知，在实践中却得不到有效的回应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