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社会管理实践在中国古典思想者里的混乱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维实践中不存在利益的边界。相反正因为他们的利益边界是清晰的，所以他们对行为作出道德的文化判断也容易。这里有一种矛盾的东西需要揭示出来。即古典的中国思想者所期待达成的理想的社会合作模式是清晰的。他们为保证这种合作模式的顺利进行所进行的权力设置也是明晰的。这种权力设制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也是他们所了解的，为这种后果所设计的社会道德方案也是他们所最主要关注的。他们设计了一种极高明的为个体不断的上升空间永远提供方向的道体的追求来消解管理阶层的逐利行为，也是出于对管理阶层在退出逐利之时的行为真空进行有效弥补。这在思维上是缜密的。任何一个单纯进入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个体知识分子，都会对这种高明的解决方案表示钦佩。
道体的追逐行为是一种在社会价值排序里处于价值高端的行为。这比较好理解：这样的行为具有极少的资源消耗，同时又可以进行广泛推广。它的社会效果是显著减少因为利益原因而导致的冲突。这是价值排序机制里对于行为的社会文化判断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这对个体来说又是一种高成本的行为，因为不是每一个个体都会自觉产生对道体的追求行为的，就象每个社会都会只有很少的人去思考太阳为什么从东方出来一样，一个个体对某种行为的追求其实基于他的知识背景，而任何一种知识体系，当体验到它的快乐需要的时间与精力越多，那么可能体验到这种快乐的人就会越少。扑克与麻将的技术是比较容易学会的，其提供的变化因素也是不少的，所以沉溺于这些游戏里的人就比追求道的快乐的人多得多。而道体的追求必须对人类文献进行海量阅读，个体还为此要进行艰深的思考。当然沉入道体追求的人确实也体验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快乐。不过即使他们努力将这种快乐向大众推广，他们也会发现一种尴尬现象：即追求者几稀。不是人们对深奥的思想追求没有动机，而是他们对于要通过漫长学习才体验到的快乐心存畏惧。而社会实践中很多快乐是清晰而明白，尤其是体现在竞争层面的快乐：穿得体体面面，高级的座驾，漂亮的别墅，大量的羡慕与追求者……这些现实的物质利益所带来的对个体于文明体里的成就感所带来的现实激励，其力量比对道体追求的内心愉悦与外在寂寞形成鲜明对比。所以这种解决方案里的最高级激励机制事实上只对极少数的人起作用。但是这极少部分人却存有对大部分逐利的群体的鄙夷心理，对于他们自身所追求的道体充满推崇。当然在那样的时代，对宇宙与自然的认知处于蒙懂与无知的阶段，这种认知被认为是对自然与宇宙的一种本质体认，是极高明、极深奥的学问，其得到社会尊崇当然不是幸至。但时代进展到今天，当人类更开阔的视野得以建立，宇宙与自然的全新认知知识得到广泛拓展的时候，这种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宇宙与道体观，已蜕变为一种思维与文字的游戏，其高明的外衣被剥离。但是从这种观念顺推到人类事务，并对人类文明体的合作体系建立进行广泛规范建设的文化与制度的源头的神圣性，却依然保持它的某种光环。比方说某位前不久谢世的国学大师就声称：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中国奉献给世界文明的一种高级观念，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如果说今天的人类文明实践使我们对自然的被破坏感受深刻，那是因为人类智识在欧洲中世纪之后得到极大拓展，人类为这种力量的解放而欢欣鼓舞因而不免有点滥用这种智慧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观点，事实上是出自于西方主流社会而非我们对世界发展的一种迎头棒喝。而在此以前，西方的上帝造人的观念如果不是天人合一的另类表达的话，我不明白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内核究竟又在哪里呢？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易所言，其实对于广泛的人类文明的实践的某种一致性有一种深刻的体认。人们会用不同的观念来表征人类文明体里相同内核的事物，尤其是那些形而上的观念，用词也许有异，但核其实就可以得出本质一致的判断。天人合一几乎是一切文明体原初的思维模式，不可能由我们这个民族所垄断。
对于管理阶层的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过小，并且这种自由裁量权由于个体在管理阶层的位置高低而呈差序的状态，其实是我们这个文明体里导致最主要社会问题产生的制度设计。这里的问题其实是关于文明体公平与效率探索的最宽广的领域，政治解构是理解一个文明体合作效率的最核心的因素，留待以后对政治进行梳理时再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