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应对变化的能力是智识所具备的一种高级能力。当人类智识认知到了某种变化的规律时，事物变化的某种确定性认知便被人类的智识所掌握。这种对确定性的理解依然离不开人的智识的驾驭。离开了人的智识能力，即无法对自然与社会的一切变化构成理解，更不用说可以根据对这种变化规律的理解来预设人类的某些行为以适应这些变化，并让变化朝着人类期待的方向发展了。这种确定性是相对的，必须对在事物的演变过程中的相关的限制与影响变化的因素有认知，这同样需要有人类的智识能力，并且事物的不同走向的可能结果是对事物变化确定性认知的组成部分，并且人类将根据这种认知来调整相应的行为使事物的变化朝向人类希望的方向来进行，从而实现某种程度的预知的确定性。这是人类一般的行为方式，建立在对自然与人的理解之上。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智识，这种智识本质上是适应大量的日常习以为常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未来趋势已为绝大部分的人所理解，所以人类应对这些行为时有一种稳定的行为方式，这样的行为方式会导致一种稳定的预期的产生。但是并不是这些变化永远会与预期一致，一定会有现实生活里变化的情形超出人类认知的范畴，不能被智识清晰地前知的变化总是在人类的世界里不断出现，这种变化或者是对自然的某种新现象的涌现，或者是个体对利益的追求与人类信息的控制手段产生歧异，导致个体有能力通过信息的有效阻断手段来谋求自己的超越社会理性的利益，这种人为的变化因素会使其他的相关利益方的预期被打破。当然，一种新的变化能力渐渐被人所理解，那就是基于对人性诱惑导致的人的新的欲望的产生，这种欲望的新的出现与新的产品有某种程度的吻合，一些人能预见到这种情形的出现，而另一些人也许对这种变化的趋势并不敏感，于是差异出现了，个体因这种对变化能力的不同而出现了社会分层的情形，这是对社会与人性理解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的，这种能力在商业社会里尤其明显，但并不为许多人所理解，这是一种高级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是人类社会复杂合作造成的一种独特现象。
对基于人性的需求所产生的欲望的理解，是商业社会营销的基本技能，这种技能常常被人所忽略，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控制力量强大的国家，对个体为社会服务方式与产品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与人性的契合程度，常常并不能产生理解，因为其中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不易把握，这样的共同体里习惯于使用权力进行社会控制，他们容易理解通过权力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行为方式，这样的行为方式的显性后果具有易为人所关注的特点，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因为对人力与物力的调配，主要通过权力来进行，个体自由选择权利的被侵犯似乎并不为人所认知，并且即使有一定的个体阻力存在，也被认为是个体自私属性的贪得无厌，对于公共利益形成侵犯，因而常常为社会主流共识所排斥，当然这主流共识的认知方式也由这同样的资源配置群体来主宰。这是强控制型社会里注重那些外显的、刚性的效率因素：如物质的产量、速度、整体控制力量的强弱等，但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生活质量、个体选择空间大小、个体的幸福指数、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公平程度以及维护稳定力量对不同的社会个体的公平述求的反馈效率的不同等隐性的社会成本，常常是不被关注的，并且这种倾斜会导致的一些文化冲突经常得不到主流媒体的认同，只能在民间悄悄流布。而因此形成的社会冲突，常常被政治强力进行有效压制，以消弥于无形为最大的成就。所以这种社会的成本经常是得不到认同的，也很难为关注这个社会运行机制的思想者所看到，如果这个思想者没有对社会制度执行机制的深刻理解，没有对人性的准确认知，那么这些隐性的社会成本会被忽略，而显性的社会收益因为其硬性的统计指标而容易被发现，很容易被作为这种制度优越性的一种外显的成绩，这样的制度于是会得到相当一部分知识阶层成员的认同，这种认同会使这样的高强度的社会控制体系被认为有相当的优势，可以为公共利益而有效阻止个体自私诉求的超越，从而使社会合作效率大大提高。这种认知的错位正是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情形：即看到了大量的高楼大厦、公路铁路、丰富物质等等外显的成就，但整个文明体里大量的个体在一种社会非理性控制的高额成本下备受强大的生存压力，这种生存压力本质上构成成员体另一部分成员的收益，而如果减除这些压力，这一部分成员不仅可以免除压制之讥，还可以加入社会新的合作体系创造财富，这是一种双重的社会付出，其对社会公平的戕害是严重的。虽然目前迅速的社会反应与高效的控制手段能有效地扑灭明显的反抗，但趋利的个体将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以与有力阶层合作的方式进行社会负向合作，导致公平倾斜严重加剧，社会文化冲突愈演愈烈，政治的公信力日趋消失，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悲哀。
越是复杂的社会，其控制就越难，对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认知就越困难，二者边界的认定就越不容易得到共识。因为多元社会里个体行为的复杂性加剧了这些变化的因素，导致一种趋势愈演愈烈，如果这种趋势对某一个群体是有益的，而这个群体恰恰是主宰这种行为的关键力量，则社会对这样的行为失控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官官相护，这是一种明显的负向合作，是一个社会产生文化冲突的显著原因，但因为找不到有效的调整方式，真正减少这种负向合作的唯一有效手段是将官员行使职权的信息与被管理者在同一的权限内进行对流，这样将使官员阶层控制信息的力量显著减弱，其通过这种手段牟利的能力当然同步减少。但是这种社会控制手段并不由被管理阶层来决策，而恰恰必须由官僚阶层本身来制定这样的政策，这样就导致了一种社会管理的尴尬局面：由控制者自身来决定消弱自身的权力。这是对人性的一种极大的反动，是无法在没有强大压力下实现的。即使官僚阶层里的个别成员有自觉的觉悟，但因为这是一种基于合作的权力，如果整个体系拒绝合作，他即无法实施，因为这个觉悟的官员的权力来自于这个集团的合作，没有这种合作，他和一个普通的个体没有差别。但是社会被管理个体的反抗是艰难的，他常常是独自一个人对抗整个机制，显得力量渺小，并且他除非打破这个机制，否则要得到公平的利益分割，还必然依靠这个机制发挥作用。他并不能轻易获得这个机制的公平启动力量，除非是信息确凿并且在官僚阶层里有有力的同情人士的支持。并且他只能得到个案的收获，并不能在制度层面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这种负向合作机制对抗整体利益被文化冲突纠缠时所采取的消极手段，让每一个希望获得公平的被管理个体付出足够的成本才能获得所谓公平，常常是入不敷出，这样就有效地构成一种激励，对公平欠缺不通过激烈的对抗方式来恢复，而通过体制内有力的个体来行使，这样的方式只能使体制发生个案妥协，而不能使整体的制度得到有效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