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文明体，似乎都必须有一个最高决策者。即对这个文明体整体利益相关的行为进行最后的决策，或者对于冲突的文明体成员与成员之间、成员与机构之间以及机构与机构之间的最后解决方案的决策者，当然也有对于文明体本身最重要的行为规范的制定，这个人在中国被视为天子，先秦时期通常称王，始皇帝之后称皇帝，这个职位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才从中国历史上消失，其间传承了二千二百多年之久，并且还经历了袁世凯与张勋复辟的短暂闹剧。
皇帝这个职位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太熟悉了，对于生活在这个文明体里的个体来说，成为皇帝可以说就是个体所能达到的最高社会位置了。虽然到达过这个位置的许多个体实践过千奇百怪的方法想长生不老或成仙，但都没有取得过成功。在世俗世界里超越生死似乎是没有可能的，但那个时代觊觎帝位并且成为这个庞大的文明体里唯我独尊的个体的可能性虽然微乎其微，但还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其实我个人并不是想对皇帝这个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中国最显赫的社会职位进行某种程度的怀念。我这里想反思的是这种社会管理的最高位置的更替机制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复杂的文化与社会冲突导致这个文明体里个体之间的对抗、仇恨与崩溃。这个具有文明体里最强大的资源配置职能的位置让所有的国人觊觎，但是这种觊觎同时又面临着最大的风险，当然一篇短文章不足以把这之中复杂的情形完全昭示，但其中的社会与人性的因素也许可以得到某种理解。
先聊聊尧舜禹。这三位老兄代表了我们这个古典文明时代一种典范的最高管理职位的更替制的一种最理想的情形：禅让制。帝尧以道德著称，五帝本纪里记他：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娇，贵而不舒。这样的品德究竟对于曾经和他接触过的人的感觉如何，现在我们也只能想象。总之应该就一个字：好好好。
如果尧是德行著称的话，那么舜就是德才兼备了：比较吊诡的是他的父亲、后母弟，似乎都不能用正常人的理性来推测他们的行为。尚书里曾经这样记载他父亲和后母弟对舜的二次谋杀，他都成功地利用自己的智慧躲避过去，并且依然敬父亲弟。这种久远的半神话、半传说加上可能羼杂的某些历史记忆的人类早期口传文学，不知你信不信？信多少？反正我是疑信参半。而舜正是因为这样的孝行被推荐给尧，然后他又表现了某种可贵的才能：比方说，治家如礼，五典能从，百官是序，四门穆穆……社会管理基本职能他都表现了一种充分的能力可资胜任。另外二种才能是：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不迷。还有瓷器不窳。这二者应该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生活技术，舜都掌握得很好。当然舜的德行还表现在他到哪里，哪里的人就都表现谦让的社会风气。如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人被推荐，并且还有一个讨论与考察过程，尧咨四岳，这四岳一般被解释为四方部落的酋长，四岳推荐的是尧之子丹朱，看来那个时代就有父死子继的传统。并且尧死后四方诸侯都有一个不朝丹朱而朝舜的社会合作意愿的选择过程。这个选择体现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公共意志的走向。
接下来是大禹，禹应该是以才能为主的被推上帝位的人。也可以说是顺应时代的需求。因为那个时候天时不顺，大水滔滔，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群臣荐鲧，九年而水不成。时舜已即帝位，乃殛鲧而用其子禹。这里可以见到某种古风：已有隐隐的责任追究。并且父死之后用其子，则治水技术与其他技术一样有专门化的趋势，主要通过父子相传。而禹治水的最终成功应该还在于他技术的创新，即那种单纯可以想象的局部堵截变为更宽阔的对地理环境的了解，通过这种对大范围的地理背景知识的增加，改变传统的那种堵截技术，而使用疏导这种新技术，顺应水势，通堵结合，终于驯服洪水，取得成功。
《禹贡》是中国历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后来被人证明是后人的伪作。这篇文献的重要性在于对于农耕文明而言，对土地性质的认识，这在农业时代是一种关乎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的获得据说都被归入禹的功劳。这被详细记载在禹贡一文里。中国的另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天下九洲的观念也来自于禹贡。中国这种传统的某种统一性，从文明最初的时期就形成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对于一个文明体整合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形而上的资源，这种资源对于这个饱经苦难的民族而言，统一体的达成是历九死而不悔的必然梦想。而我们民族长期以来分分合合的痛苦经历，也愈来愈加剧了对这种民族大一统的执着追求。虽然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着统一的任务，但是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预先给我们这种统一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持。
这三个重要的人物我相信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存在的真实性。其事实也应该是某种历史的真实过程与后世思想者的完美加工的结合。在不停的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变得完善与美丽。比方说，禹之后禅让制终结，为了保持某种程度的对这三位中华文明早期圣人的完美记忆，我们的口传历史与神话让禹有了一个能干的儿子，并且不让禹的禅让风韵从他而终，他推举了益，而没有选择自己的儿子启。但天下诸侯朝启而不朝益，于是这三个人的完美风骨得到了一种统一性。这个久远的优美故事成了中国最成功的历史记忆与梦幻神话。
可以想象这样的历史传承，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制，如尧咨四岳，同时又必须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有某种程度的认知，从今天的考古挖掘来看，那时的中国也许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部落，但总体而言还是一种规模较小的人群聚居体，社会分工并不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几乎大家都彼此熟悉的情形。公共与剩余资源应是不多的，同时社会面临频发的自然灾害。而部落之间的冲突也应该是文明体里所面临的最大压力。那么整合文明体资源以求得有效生存就是部落的当务之急，对于最高决策者的要求当然就很高：必须把部落里公认的能力最高的人推到最高的管理职位是一种明智的要求，这对部落生存之重要性是一种文明体必然的选择。而这个过程会让产生了最好的部落领导人的群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在部落战争中取得决定性优势，这种优势加剧了部落对这样的领导人被推上最高管理职位的印象，而连续的优秀领导人使部落规模进一步扩大，征服的范围越来越广，最后规模到了一定程度，文明体个体之间熟悉程度减小，复杂程度增加，管理阶层征集剩余的能力增强，控制力由此增加，这种增加使管理阶层保证自己决策权力的传承的激励也同时增加，当然这时的社会控制不再是小范围内，管理的群体也增加了，这些自然增大的群体由于日常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上下体系，大家都认可现成的社会层级事实，也乐于相互传承这种自然形成的管理职能，于是这种文明体内部的新的合作模式开始产生，最高决策与管理阶层的贵族传承制度在这种漫长的社会演变过程中产生了。
当然这一切也许都是我们今天对于远古时代社会演变可能情形的一种大胆想象，但其深藏的人性与社会秩序自发形成过程的机理是可以得到合理性的推演的。我们已无法复原远古社会组织形成的历史真像，也许这种合理的想象可能使我们对那个时代先人们所面临的选择与诱惑有一种智者不惑的印象。 也许我的这种粗线条的历史追忆会令识者讥笑，但是我其实只想增加某种历史演变的合理途径的猜想，这种猜想得不到历史文献的印证，就象反驳者提出的另一条途径一样，也许同样不能在历史文献里得到清晰的证明。其实即使得到了某种逻辑上的文献根据，这种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同样将面临拷问。也许我们不妨离开书斋与象牙塔，让某些被埋没的历史真象走进我们的大脑联想，放飞的思想翅膀总是有趣的，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人性与社会演变的隐而不彰的内在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