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类思维技术统称为形而上是有意义的，这种认知模式的建立可以让形而上与形而下建立一种有机的联系手段，将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存在的形上形下的显著分野进行消弥，理解人类思维脉络以及思维路径，理解人类行为与形而上、形而下这些思维层面与实际层面的可见与不可见的观念及事物的联系以及为什么构成联系的深刻的内在理由。从而达成形而上是人类力量源泉的真正理解。
从对人类的知识本质而言，人类对单一事物的理解，除了增加它的认知维度之外，很难说可以认识一个事物的本质属性所在，除非人们规定某种维度就是事物的本质。比方说一张桌子：我们可以描述它的颜色、它的外形、它的高度、它的材质、它的制造者、它的存在年限、它的价值、它的位置、它的美丑、它的形成过程、它的抗压强度、它构成的分子结构……总之，可以有无限的维度来对这张桌子进行描述。至于什么样的认知维度才是这张桌子的核心本质，那就难说了。我们可能会有形形色色的对这张桌子重要性的认知维度，比方说，如果一家人聚在桌子边就餐，可能我们会关注这张桌子够不够大。如果我们要在上面堆放物品，可能会注意它的承重能力。如果我们想把这张桌子送进展览馆，我们可能侧重于它的独特工艺或与众不同的艺术造型。如果我们要研究桌子的历史沿革，我们会仔细鉴赏这张桌子的制作年月以及工艺水准或与这张桌子相关的历史人物的关联……诸如此类。总之，很难说上面罗列的那些对桌子的认知维度会是桌子的本质所在……那么桌子的构成呢？它的材质的化学成份呢？是不是就是桌子的本质？好象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可以得到大家比较一致性的对具体事物本质的认知维度。其实即使如此，中国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现代化学并不是国人的原创，在此以前，中国人对自然界的事物的本质理解从来就没有达成过，如果我们把这种现代化学对事物分子结构的认知当成物质的真实属性与本质的话。阳明的格竹当然是笑话，朱子的对事物表里精粗无不到则是那个时代的无知妄语。但是在这里我并不想就这样轻易地抵诽朱子。朱子的思维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认知路径，我们必须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奉行的真知概念进行梳理之后才能对此进行理性的阐释。留后再表吧。因为现在我的主题是形而上。
我曾用相当的篇幅来阐释人类对变化的关注，事实上人类智识用力最勤之处是对事物变化的寻求认知。事物变化的内在的机理很难被人的视觉所觉察。人们可以观察到的是事物变化过程中起始阶段与结束阶段事物的外显情形。如一棵树，有生老病死的过程，但人们可能观察到树苗的破土而出，然后由幼苗渐渐地变粗，最后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大家只能看到这些外显的树的形象。但至于树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其实千百年来除了“道使之然也”这样的将看不见的力量一律归诸道这种宇宙原生、创生与化生的力量之外，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更精当的认知。所谓的光合作用，所谓的树根吸取能量的内部复杂的有机变化……等等对生命演化过程的比较靠谱的认知，其实都是现代生命科学的成就，与中国人关系不大，依然是现代西方文明对人类世界知识大厦的卓越奉献。
这里事实上涉及到对人类知识体系本质的认知：对导致事物变化过程的力量进行认知，将这些力量以新的观念昭示出来，并通过确切的实验手段进行复原与验证。这是现代科学的核心手段。而有些力量无法复原，也无法将具体的存在明白地昭示出来，比方说万有引力，就只能通过关联的手段进行揭示，并且通过理论的合理推理对尚感到迷惑的自然现象进行新的解释，然后再通过这种新的解释寻找实际上的吻合，从而达到对理论的间接证明。在新的更具说服力的理论产生以前，人们认可这种理论的合理性，现代科学由此产生：新的观念的提出与对新的观念在现实世界里的隐形存在的思维追溯，比方对万有引力这种神秘的超距离作用力的思维追溯即为典型的例证，成为现代科学大厦傲然耸立的立基技术。
我需要努力阐述的是人类社会的演变原理。对于现代科学的形而上的理解也许超出了我的认知视域，我只能期待识者的指证。人类社会演变同样只能看到那些外显的特征，如社会某一时期里物质的丰裕程度、个体生活在其中的满意程度、社会冲突的频繁程度与剧烈程度……这些外显的现象无法抹去那些复杂的个体行为方式的内隐的动力，这种内隐的动力本质上就是人性的理性选择：如果将这种人性的理性选择纯粹看作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利益多少所导致的行为指引，这是对复杂的人性的认知还有欠缺。因为忽略个体在不同的文明体里牟求自身利益的具体的技术手段是很难真正对社会后果有清晰的认知的。个体无疑有自己对利益的内在欲求，但个体还有诸多的社会因素需要纳入考量：自身追求这种利益在文明体内的合理性认知，超过这种合理性认知的利益追求的技术手段，这种技术手段导致的行为信息被社会认知可能性的大小，这种技术手段导致的行为信息被社会认知可能产生的后果，为免除这样的后果所需要运用的技术手段以及相应成本……这样复杂的考量在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模式里都是隐而不彰的，但是绝对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个体有追求超越社会理性的利益冲动，但并不总付诸实践行动，他的行动与否同样与社会管理技术、信息收集技术以及不同的社会个体合作模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对个体的这种复杂的牟利技术必须构成理性的理解，这是追求社会管理的高收益与低成本的认知前提。
毫无疑问，个体这种普遍使用的技术并没有现实的可视的对应物，它通过形而上的观念隐藏在每一个个体的大脑，并且这种形而上的观念的隐含对于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这就会导致个体行为模式的不同性：个体对文明体知识大厦里的体系与偶然的知识掌握程度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导致个体牟利的行为方式受到不同的限制，因而有不同的选择空间。掌握人类知识越多的个体，尤其是当他所掌握的知识恰恰与现实的利益构成一种高度契合的时候，个体可能牟取的利益就会越多：这样就会导致文明体里根据利益与社会功能不同所设置的不同位置而导致的分层。这是一切文明体里的现实情形。文明体里的公平性：财富平均、地位相同、知识一致……这只能是想象的存在，现实世界无法达成。人类社会只有能力实现广泛社会个体智慧、能力、财富、地位有差异性存在的平等，而这种差异性的形成，既有个体的知识背景，同时也有个体生活体验里的偶然因素，也有相当的运气成分，当然历史不公平事实的传承也导致了这种层级现象的加剧……这些都要分别厘清，有些人类有能力改变，比方说制度层面导致的不平等，有些人类不能改变，比如说运气的因素，有些必须寄望于个体自身的努力，比方一个勤一个懒，有些因为实践的高成本，人类必须忍耐，比方说个体出生导致的家庭背景资源的不平衡，人类不可能通过高成本的社会调整来达成平等以实现个体起点的公平……人类受制于许多因素，当然也有许多社会合作实践的能力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我们的思想者必须努力在这种人类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能力构成认知，然后才能开出一种理性的人类进步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