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的形成并且合理性得到文明体的广泛认同，是文明体构成基础的最基本的型范。共同体的基本结构得以形成。但是这种粗线条的结构还需要在诸多的局部得到与之相应的合理性。而这种小的合理性同时为更大范围的合理性奠定基础。因为一切阶层的位置本质上都是由文明体里不同的人来承担的。而这些人的外显面貌上似乎没有区别，从日常行为方式上体现这种区别以使差序格局得到更加合理性的认同，其实是社会组织与管理的必然手段，当然古人并不能意识到这种内在需求，但他们在种种社会细节礼仪方面进行了广泛规范与文化理念的解释。文化观念具有相当的抽象性，因为它是对广泛的社会行为规范进行类行为指引的，比方说，对上级要忠、敬，对下级要爱、慈。所谓的敬老爱幼。也许进行细细的区分是一种艰难的任务，但是如果大家稍微思索一下，便会发现，人类文明体里对个体的日常行为的礼仪规范上所隐含的文化理念是无处不在的：对父母、尊长、官员、国王、爱人、儿女、同事、朋友、合作者、陌生人乃至于乞丐，只要有适当的行为规范的地方，便会有相应的文化理念在引导这种行为并且为合理性提供依据。比方说你在路边扔给一个乞丐一枚硬币，那么文化观念就是人要有爱心。而你的行为正好体现了这种对文明体里个体爱心的广泛要求。当然这种文化要求即是道德要求。
日常生活里习以为常的礼仪要求，其力量源泉是文化即道德观念吗？毫无疑问，这种认知是恰当的。为什么文化观念会使人产生遵守道德的意愿呢？首先是个体的压力要求。人作为社会的动物，在一个文明体里他有天然的得到共同体成员认同的愿望。但这种认同愿望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即彼此认同。这种彼此认同与个体在社会共同体里的层级位置有关。因为共同体在个体加入时已存有一种自然的秩序，这种秩序成为一种共同体的共识存在于日常的生活经验之中。个体的成长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学习这个共同体的共识并得到认知，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共同体里的恰当位置。不同的位置与应对不同阶层成员的适当礼仪当然也是个体成长学习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都成为这个个体的知识储备，用于他来适应复杂的人类社会里不同场合、不同情形和不同人员的不同但恰当的行为方式，这样的行为方式如果个体错位的话，轻则会被人嘲笑，重则可能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有些后果甚至很强烈，比方说对权高位重者的失礼。个体的与不同个体的适当行为方式会被共同体成员视为彼此认同的基础。那么他行为方式恰当与否可以被对方即时判断并且产生相应的行为。如果他行为不当，即通常认为的失礼，这会导致对方的不悦，认为你不懂礼，那么你就可能得不到对方对你的认可，所以个体有主动的积极性对这些礼仪行为进行积极遵守。因为这样的行为信息很难被隐蔽而不为人知，所以日常生活里的简单行为规范得到遵守的可能性比较高，因为具备信息即时为相关行为人认知的外显特征，个体会因自己的行为得到即时的社会评价，后果也立即显露出来。这是文化观念所导致的力量使个体对相应行为遵守的压力所在。
中国古代以礼治国的传统里强调的其实就是这种日常的行为礼仪，从《周礼》《礼仪》《礼记》这样的经典里看，大量的日常行为礼仪被细化、分类，如丧葬、婚姻、日常社交礼仪是其绝大部分的礼仪内容。这些当然是文明体里个体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并且古代社会相对静态，变化很少发生，人们的生活圈子限于有限的范围内，日常交际的人有限，通过这种频繁的礼仪实践，使得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成为一种习惯，从而使得自然的秩序得到稳定而长期的遵守，社会文明体得以有序而健康地延续。并且这种长期的行为习惯也有利于对于不遵守共同礼仪的个体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使个体有改变行为、遵守规则以回归社会认同的激励，从而使秩序归于正常。
这样的良好愿望在一个静态的社会里自然有一定的稳定的力量，但难以适应变化的情形。人类社会的变化有二种力量，一种力量是自然的力量，这种自然的变化的力量使人被动地应用智慧去适应。比方说，天灾的产生会导致社会变化的情形，文明体里的个体会因为这种变化而导致自身生存资源的变化，当生存资源减少时，个体求生的欲望将超过道德观念所导致的文化压力，这种张力社会当然存有解决方案，比方说，义仓、救济仓、常平仓、官府救济的存在。但是前二者常常只能应对小范围的情形，而官府的救济常常形同虚设，这会导致社会因对生存资源争夺而产生的对道德的广泛违背。
当然更多的对社会文化规范的不遵守来自于人类社会自身的演变所产生的导致不公平后果的变化情形。这种不公的内在根源涉及人性的自利性、社会竞争、个体牟求利益的技术手段、社会广泛的负向合作等诸多的原因，我们在政治文化层面来进行探讨。
以礼治国有其本身的局限性，中国古典知识分子对具体的人类技术持负面的认知，不说老子的反智慧。即使是孔子也对农业技术以及相关驾御有关的技术，均认为不是君子所当为。他认为君子是求道的，是对形而上的追求，而形而下的具体技术，则自然有小人去做。这样的价值认知当然妨碍了我们对技术的发展。但同时也对社会管理阶层的知识边界进行了界定，即主要追求以道德为核心内涵的社会规范自觉得到遵守的形而上的技术，通过内心对这种道德要求的恰当体认与理想社会得以达成的衔接，使君子内心的幸福感与归依感得到加强，从而使他的道德自律出自于个体本能与对生命超越的体验，这种极高的道德水准同时通过“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这种表率作用，使社会良好风气得以形成，整个文明体对道德的普遍自律水准极大提高，社会幸福指数当然同步提高。这是中国古典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与人性认知以及他们自身通过自觉的道德实践产生的幸福感与归属感，期待将这种个体的实践体验同步推广到文明体里最大部分的个体，这样，理想的社会形态自然达成。
这种依赖于道德自律以达到文明体理想状态的内在的逻辑合理性，正是我们古代知识分子所熟悉的一种隐而不彰的认知型范。这种型范的达成，将使社会管理的成本降至极低的水准。但古典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在于，个体达成他们自身独特道德体验而产生的幸福感，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是不菲的，文明体里的个体既没有这样的激励去追求他们所推荐的方案，也欠缺这样足够的资源去进行他们自身的日常实践。而通过日常礼仪的行为只能在静态的社会里，变化强度不至于使社会产生显著不公，个体基本生存资源能得到最低限度的满足这样的情形下才能差强人意。这样的治国技术应对复杂变化的能力是有限的，必须有更进一步的认知与管理技术的介入。当然中国古典社会事实上有一种更深度的管理介入。政治力量主导着这个社会的利益走向与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