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人类文明体里最复杂的观念，最混乱的观念，最模糊的观念，最易于被人错位利用的观念，最令人生畏的观念。政治领域也是文明体里最有力量的领域，利益渊薮集中的领域，文明体个体趋之若鹜的领域，文明体里精英荟萃的领域。是个体梦想飞翔的地方，也是豪杰大展拳脚的地方，野心者追逐梦想的地方，思想者实践理想的地方。政治是风暴之眼，险恶之渊，荣光之聚，强力之源……
如何给政治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呢？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人类文明体为保证合作体系的健康有序和长期发展，使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得到适当的资源以维持个体必要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内生出一套复杂的规则体系，为保证这种规则体系的顺利运行而集中文明体里相应的人力物力，形成一种以强制力为后盾的管理体系，通过这套管理体系实施对文明体所需要的集体功能的资源整合、规则调整与功能的统一履行。
实际上从政治的这种复杂的功能上面，我们就可以读出以下的关于政治本身的文化观念的设计理念。
一：首先是对人类政治成本的认知。一切政治均是一种付出，这种付出是为保证社会规则体系得以有效实施而设置的。而规则体系作为一种人类形而上的存在，没有力量自动地实行下去，一切规则体系皆依赖于个体的遵守。个体如果拒绝遵守这样的社会规则，则规则形同虚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同样，如果一切规则体系能够得到所有社会个体的自动遵守，则政治就属于多余，如君子国里的情形。但人类社会没有这样的君子国存在，所以政治成本的付出必不可少。一切文明体里的政治活动都是一种最重要的活动。政治人物都集中了文明体里几乎一切的光环。从中可见政治在人类文明体里的重要性与政治人物在文明体里地位的显赫性。甚至可以说，人类的一切历史都是一部政治史。
二：政治本质上是维护文明体里复杂的规则体系的，而这些规则体系同时是保障文明体里的个体能得到适当的生存资源与发展空间的，即为个体的幸福提供保障的，政治功能的设计就是为这种保障提供外在的强力支持的，这是一个文明体政治机构与政治行为的文化合理性所在。一切人类文明社会的政治都声称这种合理性，声称保障文明体里的公平、正义与效率。从四千年前的汉漠拉比法典里开宗明义的说法里可以印证这种政治理念的攸久传承。从目前的人类文明史的历史记载里，没有一个政治体会声称其政治目的是为了庇护邪恶而不是主张正义。这是一切人类政治行为的形而上的文化合理性力量所寄。政治行为一定是为合理性所建构的，并且对任何孤立的政治行为的适当与否的探讨也一定是从公平、正义与效率这样的人类最高价值维度上进行分析与阐述其合理性缘由的。
三：从政治机构与政治理念的这种合理性的设计里顺延出政治参与者的行为合理性。合作体一旦建立，那么对文明体里个体一切行为的文化合理性与规则设计就不会缺位。政治行为的行使者同样如此。考察人类的文明体，对政治人物的行为合理性的文化观念一定是存在的，其行为合理性的规范也同步到位。我们阅读古典文献的时候，会对这种古代文化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实践里的无数事实，对于管理阶层的行为限制的文化观念是最丰富的。实际上中国的古典文献就是一种合理的管理规范行为的总和。孔子对这种政治规范的解读只有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十分清晰地昭示出了这种社会规范对文明体里的每一个个体都存在的情形。而这种规范对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根据个体在社会中位置的不同，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能的不同而不同的，这种设计不是对人，而是针对具体的职位行使相应职能所必须的授权界限而定。这种合理性存在大量的人类知识背景的内在指导。考察每一个职位规范的文化合理性时，都会发现这种社会管理技术所导致的人的认知水准的存在。正是这种认知能力导致这种职位的规范的差异性。
四：一切文明体都会给变化预留位置，而这种变化既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同时也可能有一些变化会导致文明体本身的共同体合作效率的降低，这样的变化是需要进行适当的限制的，这样为进步的变化排除干扰的规则新生，以及为消极的变化进行人为的干预的新管理规则的产生，都是文明体必然会面对的问题。即使在一个相当静态的农业社会里，这样的预留空间也是必要的。那么新规则的产生可能会由共同体内在的张力自动进行，但如果这种规则与现行规则发生了冲突，可能导致共同体的内耗，这样就必须由相应的职能部门进行仲裁，对规则适用进行筛选。这是文明体里的一种重要的机制。即对新规则的合理性的探讨与取舍。
四：对于管理人员行使管理职权时职业伦理的合理性设置，以及监控这些管理人员的机构的产生，也是文明体里必须面临的课题，这个问题的复杂性随着文明体本身的复杂性的增加而增加。与此同时也对监控人员行使职权的文化合理性以及职业伦理产生了要求，文明体对这样的问题的规则体系与文化解决方案必定同步产生。
人类文明体本身会有一种自然的张力，当它面对一个新的问题时，它会自动地产生相应的应对措施，这种应对措施其实出自于人类对于文明体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与厕身其中的个体的趋利要求这样的复杂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这样的应对措施的文化合理性不会缺位，但同时个体的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会使社会的规则及时跟进，力求协调这种利益差异，保证这种新出现的人类需要所导致的利益走向符合广义的公平、正义与效率的认知。当然这种规则与文化的合理性永远是相对的，它的变化会随着人类认知的演化而演化。当一种新的认知产生时，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也许不再，新的合理性产生会导致新的行为方式，与之相应的规则便会产生。但是新规则与旧规则的冲突是必然的，因为旧规则的受益者会反对实施新的规则体系，因为这会导致他们的知识落伍，自身利益受损，尤其是当这种旧规则与文明体里的有力人士相关时，这种阻力尤其明显。如果一种新规则的有效实施会使文明体的合作效率得到有效的提高，但文明体内部阻力的存在导致这种规则得不到及时的实行，那就说明这种文明体的进步力量得不到有力的支持，文明体进步动力就弱小，进步步履当然也就比较缓慢。这是古典文明里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但要清晰认知这种现象的深层机制是不容易的。需要对社会运行机理进行深入阐释。 我们这里阐述了社会政治秩序建立的文化观念所必须解决的四重合理性的现实要求，下面我们来阐释中国这个古老文明体里政治合理性的文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