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古典政治架构的文化理念是对我们文明本质认知的一个关键路径。因为这是指引这个文明体里思想者探索与思考文明理想的形而上的工具。这个工具曾经隐而不彰，但我今天尝试努力把它的内在机理进行一些简单的梳理。虽然我曾在对叔向给子产的信的剖析中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社会学解析。但对于社会控制技术手段的解析还没有开始，而这种解析当然先必须从认知的设计层面进行形而上的理解开始。
中国从来是把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我们的文明体的。这与我们一贯的整体思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当然这种整体思维同时还是宇宙、自然与人的一致性的一种自然延伸。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董仲舒这里才得到明确的阐释，但这种思想是中国古典时代隐而不彰的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老子就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作为一种整体思维来说，个体在自然界的生存由个体自身负责，一只牛被狮子吞食只是牛个体的悲剧，与整个牛群以及大自然的生物链的影响没有关系。同样的道理，个体在人类社会里的福祉，并不是圣人关注人类文明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圣人对人类文明制度设计与文化探索是着眼于人类文明体整体的健康发展的。这种整体的思维落着点在于为了保证文明体的有序延续，进行个体行为规范的文化与制度深层建构，以保证有限资源的配置可以在复杂的群体合作过程中公平、正义与效率等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在这样的制度与文化建构中，个体被抛入社会的大背景下，运用自己的智力，在遵守社会规则与文化规范的前提下，求得自己的利益，社会迈入一种良性运转的轨道。
当然，公平、正义、效率、文化、制度等等观念并不在我们先人对社会进行探索与思考的头脑中，他们有自己对社会进行思考的核心观念，但这些核心观念所要达成的社会目标与现在我们运用上述观念进行省察时并无二致。那么我们的先贤们究竟用什么样的观念对社会构建理解，并且使社会文明有序而高效运转呢？我们来尝试进入他们的概念领域，并且运用现代的社会学理解进行一种文明的再解读。
首先列出我们古代与社会管理有关的核心文化观念：道、仁、义、礼、智、信、忠、孝、中庸、诚、恕。这几个观念大体上可以建构对中国古典文明的核心理解了。但这些文化观念在社会实践的层次与社会作用原理以及深层的人性根源与人类的思维路径上，需要得到一种一致性的理解，这样我们古典先贤的思维技术才能得到脉络清晰的厘清与彰显。
从人类思维的追因与溯果的链条而言，对自然与人的终极上溯必然止步于恰当的思维起点，这对每一个文明体来说，似乎这种起点观念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古典时代的思维起点是上帝，而现代时髦的思维起点似乎是宇宙大爆炸。当然中国的思维起点就是道。老子的名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对中国影响深远的玄妙表述。中国现代哲人黎鸣先生对这一概念的演变源流备极推崇。当然我个人持保留观点，不置可否。道与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种几乎可以互换的观念，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思想者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天道并称。而道在演变生成万物之后并未退出中国哲人们的思维领域，它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功能被赋予了天地万物——当然理所当然地包括人类在内——生生不息、变化不止的原生的内在的唯一的力量。这样道体就自觉地在中国文化里承担起一种人类认知所不及的一切自然与人类社会里演变的原生的力量与终极的原因。
宇宙与自然的起点与变化的力量得到了解决。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宇宙与自然是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变化不止的。这意味着宇宙与自然没有终点。但中国文化的一个奇妙之处是个体生命的延续问题，商人尚鬼，但灵魂之说在中国古典文明的肇始时期似乎是缺位的，中国对人之死亡后的归宿问题，并没有明晰的答案，孔子就罕言鬼神，对神秘力量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而把对人的延续归之于对祖先的崇拜与对保持血缘延续的重视，即把生命的生生不息演变为代际间的有序而不间断的传承，这种现代看来是一种对生命的理性态度的中国早期的祖先崇拜在人类的蒙昧时代好象是一种异数。但是中国并没有产生灵魂文化，这一点后来被佛教所弥补。并且还产生了道教的长生不老之传说与修炼的技术，这更加深了我们文明的世俗特征。这里就不再深度挖掘。 个体的死亡既然是我们文化里不可回避的问题，那么生命的个体归宿当然就不能在文明体的文化解决方案里缺位。由于中国文明的世俗特征，那么文化解决方案也就是世俗的，他为个体终极归宿的最高价值序位上找到了“仁”这个核心的文化观念，这也是孔子学说的真正精华所在。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真是对这二位中国古代先贤的精妙概括。而仁当然也成为我们理想社会里对个体生命所达成的最高境界的必然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