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的目的是抽象的。我们也没有看到最倡导仁的圣人孔子对仁下什么精确的定义。当然孔子似乎从不下定义，这和希腊的苏格拉底有一致性，苏格拉底不仅不下定义，还常常先诱导他人对某事物下定义，然后得意地将他的定义进行巧妙的推理，使他产生自相矛盾的结果。这是苏格拉底一贯的说服技巧。孔子的逻辑性没有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那样明晰。但是圣人的思维链条同样是清晰的，只是隐而不彰而已。他习惯于对于平常的生活事实进行人性的阐释，使人从中得到教益。这样孔子的整个思维体系常常得不到人们清晰的理解，也因此导致儒家理解上的歧义与分歧。但真正理解孔子的人便会有这样的体会：圣人是首尾一致的，他的思想没有矛盾之处。认为孔子矛盾者是对圣人的理解不够，而不是圣人自己的问题。
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利益的冲突是多元的。而对于生活在这个文明体里的个体，要想体验到真正的仁的乐趣，并不是象佛家的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叨仁字就够的。人类复杂的文化合理性，在中国要从义上去寻找。义是一种广泛的文化规范，他界定了这个文明体里个体在面对复杂的利益选择时的行为边界：什么是合义的利。符合义的行为意味着个体在利的选择中自觉地遵守了社会理性，遵循了大家公认的利益边界，在个体自己的逐利行为中没有对文明体里的其他个体的利益造成侵害。这是义这种文化观念对个体行为的形而上的制约。所以义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规范，是面对复杂利益分配时，合理的行为方式的形而上的指引。
礼是一个个具体的行为方式。是义的行为的具体化。当然这些行为本质上是人类文明体本身为了保证个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日常生活里可能重复发生的许多行为采取了一种标准化行为方式，让个体通过从小学习并自觉遵守，从而体验到复杂社会规范的力量，并对社会规范保持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之情，以一种习以为常的方式将行为内化，并在遇到适当场合时就自动地采取某种恰当的行为方式，这样对于个体的自觉遵守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种自觉的内化的力量，从而使社会的确定性秩序得到更加有效的维护。这是一种将文化力量外显化以使文明体里的个体视觉化文化规范，使文化规范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推广与实践。
智即智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智的国度。人类其实是凭藉自身的智慧而在这个世界上立足。老子反智本质上是对由智导致的复杂社会生活的不适。其实一切的理智行为都有智识的决策因素。人一刻也不可离开智识的存在。实际上人之所以可能成为人，其唯一的依靠只有智识。中国人误用智慧也有数千年的传统。事实上我们的纵横术即是智慧的滥用。春秋策士是俗世用智扭曲的开始。自此之后，中国之智即走上阴谋的路径。当然这并不是说此前我们就有孔子所主张的正大光明之智。但是儒家尚智的依恃是诚。如果智而无诚，则是救世之权，或谋利之渊，非关儒家道统之智。诸子百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但智识传统却并没有被国人从外显的面貌上得到清晰的体认，当然不妨碍国人对此的亲切实践！这种内在的传统得到国人最广泛的认同与不懈的实践，智谋大全之类的文献一直是市面上行销甚广的书籍，智谋之术一直是国人津津乐道的趣闻逸事。一部三国，由说书艺人的广泛流传，成为国人智慧的圣经。但是中国智识传统的浓烈的阴谋意味本质上昭示了这个国度里内在的、强烈的功利的意识。它与制度有关，与个体在社会安全感的缺失有关，与人性在复杂而多变的个体的不确定性面前的被动选择有关。个体智识的误用，既有社会的压力，也有个体在这样的压力下自觉参与的错踪复杂的集成。这是题外之话，在这里稍作发挥。而孔子之智其实是一种正大光明之智，是一种阳光之智，是一种基于内在的诚与外显的信的对复杂事物应变过程中义的边界的体认与选择，是时刻对自身利益边界的厘清。这样的智才是孔门的真智慧。是对变化的世界里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个体不可或缺的对具体行为方式的智识选择，这种选择必然地、自觉地切入义的界域。如果你理解了孔门的这种智慧，那么你在世俗生活里的幸福归依才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的体会，而不必再有外在的凭藉。“可与共学，不可与适道。可与适道，不可与立。可与立，不可与权。”孔门的路径本质上是思维路径上的清晰上溯渠道，并不是现实生活里会有这样的从下往上爬行的自然的山体在等着你。权这个在后世常常被演变成与阴谋等一的观念，在孔子这里是个体智识通过内在的自觉律令而对变化复杂的万千世界的理性权衡，是一种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自然地融为一体的高明技术。这个过程很漫长。孔子自言七十方随心所欲不逾矩。可见孔门之智的门坎其实是极高的。这为我们后来理解孔子庶道的引入埋下了伏笔。要不，你即会认定孔子学说里有一个不能解开的矛盾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