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孔子极为推崇的一种文化观念。兵、食、信。三选二的时候，孔子去兵，二选一的时候，孔子选信！这立即使人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困惑：难道信比生还重要吗？因为无食即死，这是一种不可置疑的事实。孔子的回答很简捷：人无不死，人无信不立。如何理解孔子对信的坚守？绝不是孔子认为人的生死没什么关系，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不能让他们失信。这样理解夫子连隔靴搔痒都算不上。我们要理解的是孔子对人类文明体的基础构成的某些因素的内在固守与矢志不移。再回到老子的判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在宇宙天地的生生不息的自然运转中，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生命幸福与归依并不为上天与道体特别的垂怜。个体在其中自生自灭。这是一种普遍的生物法则。不为一只雄狮的偶然毙命而哀怜，也不为一朵鲜花灿然盛放而舒心。大自然有其自然的法则，恒久而自在的转运。生命自生自灭，物种自接自续。这就是自然的真实本质与持久法则。在这里，人类亦是其中的一个种群而已。千万不要以为老子这里的圣人就是象孔子、周公乃至于尧舜禹这样的与人分忧的与我们生活的现实感同身受的实存人物。先秦文献里有许多圣人是那种智识通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知全晓式人物，不能等同于我们后来的圣人概念，而与天意无二。我在这里铺陈了这么多，其实只是想让大家建立对中国文明里自然理解的另一个侧面：天人合一是人类文化建构的对自然与天道自觉归一的一种高级选择。是我们的文明体从对自然的理解上的不懈的形而上的追溯，从而寻找到个体与文明体终极归依的一个思维探索的结晶。这种个体与文明体目标统一性的达成，同时也造就了我们这个文明体里成就最为卓著的思想产品。这种目标的达成，使个体与文明体同时脱离了宇宙与自然安排给人类这个种群的自生自灭的宿命，寻找到了一种永恒的生命寄托与精神的终极归宿。同时这种归宿与我们不自觉地拔高人类自身，自诩为万物之灵这样的自我赋予的种群高级属性与自然、宇宙及道体的和谐一致性，得到了文化上的高度统一性。人类自觉地脱离蒙昧，坚定地迈入了文明。而这种文明瑰丽的大厦需要文明体里某种行为方式的信守以确保其底线不被突破。孔子把这种底线定位于“信”。民无信不立。掷地有声之语，数千年之后的我读来，依然能够感受到圣人那种对人类文明的坚定信念！是啊，猴子种群里的个体生死会让我们介怀么？一个没有信为坚守的人类种群，可能找到的与猴子种群的区别有多少呢？这个没有信来支撑的人类种群，其生生灭灭，究竟比起猴群的存亡来说，是否有更大的值得关注的价值呢？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对信的理解的视角，我们就不会对圣人的选择产生疑惑。
但是现实生活里我们虽然一直在持久地呼唤对诚信的坚守，但常常无法得到有效的实践。这与我们的社会组织有某种必然的关系：我们强调的是信息的单一的对流渠道，这种信息的对流渠道本质上要求对社会正义必须通过由上而下的方式来行使，越是下层的个体，他期待行使社会正义的力量就越弱小，而恰恰是这一个群体正是公平与正义倾斜所受损的人群，他们无法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利益，而渴望清官的公正廉明来保证他们不被社会上层的侵扰，但是这样的权力路径行使却无法产生他们眼里的清官——即使有个别偶然的例外，他们常常发现会出现尴尬的负向淘汰的情形，即有强烈愿望维护底层利益的官员个体无法得到他行使权力的同僚的支持，因为在一个零和博弈的国土里，底层被维护的利益本质上就是上层让渡出来的利益——没有个体有激励自动放弃自己的利益，除非他受到极大的压力，而道德律令的压力强度是不够的。从本质而言，官员的贪腐其实是一种诚信欠缺的行为，就象现在社会广泛存在的假冒伪劣产品也与诚信的缺失相关一样。即一切社会，如果单纯依靠道德坚守来达成诚信的目标，是很难的，中国几千年的道德实践事实上证明这样的目标无法实现。诚信建设当然是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律，但是社会相关制度建设的同步进行是必须的，即存有一种对非诚信行为的尤其是这样的诚信欠缺行为对合作者或社会第三方产生利益损失时的有效的惩罚机制，并且与社会诚信建设相关的信息披露，比方说官员财产的公布等，都能够有效促进社会诚信的建立，并且世界上诸多国家也对这样的实践效果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榜样，但是许多原因——核心原因依然是我们社会的决策机制——这样的机制要求决策者群体自觉放弃自身的利益而维护社会公平以促进更大的合作效率使全民族受益——我们前进的道路还很漫长。
要求一个社会达到高度诚信的水平，如果没有制度的建设，单纯依靠道德的提倡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最早的诚信群体将成为非诚信者牟利的渊薮，从而构成一种负向的社会激励，使诚信的坚守者无法有效的重复他的行为，也使更大范围的参与者因而止步，没有对非诚信行为的有效的社会制约，或者非诚信者可以通过收买相关执法人员而使他的非诚信行为得不到制约，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其实就会沦为空谈。信息的阳光法案与新闻自由是建构社会诚信的双重利器，什么时候可以在我们的国土上得以实践，什么时候我们的诚信社会就可能是有希望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