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一切成就源自于合作，这个判断不会是离谱的，而是对事实的基本的认可。当然人类共同体建立的首要前提是秩序的存在。如果没有秩序，合作就谈不上，更不用说人类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人类的秩序是内生的，是漫长的人类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秩序是共同体基于合作事实的需要所必然存在的前提。合作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分工的存在，这种不同的分工意味着即使是从事与核心生存资源无关的工作也能保障这种生存资源的获得，如果个体因为不从此核心资源的工作就得不到这样的生存资源的话，则不会有个体愿意去做那些与此不相关的工作，合作体的分工就得不到实现，合作效率的提高就是一句空言。
如果我们猜测合作体最早时期的核心生存资源是食物的话，那么合作体的形成一定是那些慢慢地从核心生存资源的生产中分离出来的需求，比方说，火种的护卫，巫术的产生，食盐的获取，部落的保护，能源的捡拾，刀茅的制造，独木舟的削制，部落的管理……这些工作都必须有人去做，并且必须预见到这些工作的从事者会得到播种从事者收获的粮食，出外打猎者猎获的肉食，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资源，从事这些部落所需要工作的个体就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所以一定会有一种生存资源的分配方式使生存资源在整个部落里得到有序的分配。而且每一种工作都伴随着人类一定的知识储备，而这些知识储备会使从事某种行业的人越来越高明，人类对某种行业的发展就得到了提高，技术进步因此发生了。这种技术的进步可能引发人类更加高级的能力，这种更高级的能力使文明体从大自然获得生存资源的能力同样得到提高，这种能力当然就越来越被部落所青睐，从事本行业的重要性也就被越来越重视，其所获得的资源当然也更丰盛，这应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巫术和管理技术，由于在复杂的社会演变过程中，文明体的规模不断扩大，文字的产生，对自然与人类社会认知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富，这样的知识由于为一小撮人所掌握，他们倾向于使这样的知识神秘化，专业化，并且越来越成为文明体主流的、高级的知识，使其掌握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最后终于慢慢演变成文明体里的高级阶层，而其他阶层由于同样的知识传承，彼此之间由于知识的差异导致行为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异，因此社会分层就渐渐生成了。
这种社会秩序的深层演化机理的想象有某种合理性的现实存在。并且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文明体里，管理阶层都无一例外地演变为高级阶层，这和早期人类合作时的资源分配规则是由部落管理阶层主持分配有某种关联。因为现在人类普遍使用的货币也许在最早的人类小规模部落里是不存在的。小规模的部落里，大家彼此相识，资源有限，生活艰难，一切资源在获得之后为部落成员所共享应是一种最早的自然产生的情形。那么既然是共享，一定会有人主持某种必要的分配，一只野牛被部落的猎手猎杀之后，分配之前会不会有某种神秘的祭祀仪式呢？哪些部位的肉或内脏可能被用来祭奠神明呢？这些都随着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观念的不同而不同。但至少中国这些祭神的食品事后是被用来颁赏的，这在早期的文献里有明确的记载，比方说孔子就因为胙肉的不至而毅然辞职。一旦这样的观念产生，那么共同体里个体地位的差别就显示出来了。这种差别不会是一天形成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同时可能伴随着某些神秘的传说，可能和部落某一天的打猎发生的一种独特的记忆有关，如果某一天的某一次狩猎的成功被归之于一种神秘的力量，那么可能会被某些个体出于个人的动机而将之归之于一种神灵，部落的历史记忆也许还和一些与相邻部落的冲突有关，部落之间冲突的产生一定是部落的大事，如中国古代就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一定会有某些部落会将某次战争的原因追溯为战争发生前的某种神秘的预言或一种特别的际遇等等，这样就为部落的口传神话提供了真实的历史题材。部落与人类的神话传说不会是完全凭空杜撰的，他应该具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史实，只是历史越悠久，这种真实与传说的成分的混杂就越使后人分辨不清。西人对荷马史诗作过深刻的研究，发现就是一种不同时代的不同事实、不同技术、不同风俗以及神秘力量的混淆。这应该是许多文明体早期印象的一种普遍情形。当然我们现在推演的这些神话的早期真实性，并不意味着这些神话在口传阶段就遭到人们的质疑，恰恰在那个时代，这是人类文明体主要的知识，唯一的知识，由这些知识演变而来的人类文明体的行为方式成为共同体普遍遵守的行为指引。这是我们必须有清醒认知的。这样的行为指引其实是人类早期共同体合作形成的力量源泉，这样的力量被人类早期的思想者所利用，并且形成共同体普遍的信仰与行动指南。
人类的规则体系与文化观念就在这样的过程中缓慢形成。那些最早时期的人类智识者，利用他们的独特的神秘的知识体系，在指导文明体有效合作过程中贡献了他们的智慧与力量，他们有效地在小范围内分配人力资源，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以及对部落的守卫与扩张工作。这样的过程中他们个体的能力得到提高，使合作体服从的技巧得到提高，在合作体里的威望同样也得到提高。随着合作体稳定的秩序的产生，他们的阶层地位也越来越稳固。当合作体规模还小的时候，也许部落里的高层成员的选拔还可能发生，但假设某些部落连续产生杰出的管理人才，在这些杰出的人才的指导下，部落规模迅速扩大，部落体成员对顶层成员的活动渐渐地不会再象从前那样是日常的耳濡目染，而是产生了距离。但部落里传布的神话使他们对这种高层成员的威严与信仰却并没有因距离的增加而减小，反而越来越亲切。因为这是部落里传布的唯一的公共知识。
部落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高层的决策圈子同步扩大。相反这种决策圈子会有一定的稳定性。因为早期人类决策更趋向于功利的选择，即要求决策的成果立竿见影，并且决策的负面作用如果不被决策层所认知，就更难被其他的文明体个体所认知。更进一步推演，即使那些认知到这种负面作用的个体可能也意识不到这是缘于部落决策的原因。这样，高层会发现他们决策的自由程度大大提高，他们用来解释他们决策结果的信息传播渠道也常常只被动地接受他们发布的信息，因为并没有同步产生一个监督的阶层，用来考察他们的决策机制的优劣。这一点古典希腊与罗马是人类文明体的一个例外，因为他们有一个部落的大的决策与监督机制，这样的机制能够对共同体里重要的决策的优劣进行评判与选择，但这个机制后来演变成一种决策团体里纯粹的个体利益取舍的意气行为，而对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抛之不顾，这也是这样的决策机制终于被帝制的独裁所取代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那个时代，对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认知界域常常并不明晰，什么是公共利益对于决策者个体来说是混乱的，而自身利益与决策的关系却十分清晰，所以决策者选择短视的个体眼前利益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最终扼杀了这种人类早期的可贵的民主实践。
但中国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这样的较大规模的决策机制，从尚书里所记载的尧咨四岳以及他简单地对四岳的推荐进行否决的情形而言，我们的决策机制一直以来就是小范围内的，并且高度集中的。这满足了早期文明体需要这种高度集中的决策来应付复杂与剧烈的部落冲突，但是这样的集中决策随着部落规模的扩大与文明体的扩张，自然导致个体权威的同步提高，与此同时集中在个体权威身边的少数个体以及同时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个体的更紧密的合作激励越来越强化，因为这种合作可以支配的资源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多元，于是这种激励导致了强化这种个体权威的文化观念的产生，这些观念被以半神话、半现实的口传文学的形式在部落里广为流传，慢慢地成为一种显性的公共知识，终于成为文明体里最重要的知识积累，也成为主要阶层分布的理念基础。
当然文化观念的产生一定伴随着知识的演化。人类早期的知识无不与天地的运行有某些关系，对于四季更迭、日月运行以及记年之法的产生，同时伴随着一些对自然与宇宙的神秘解释，也伴随着人类仪式的发生，祭祀活动、预测活动、复杂规则体系……文字在更进一步的文明演变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更加重要的人类工具诞生了，它最先一定是被高级阶层所掌握……高级阶层的管理知识也越来越复杂，这种知识的传承变得重要起来。人类早期知识传承的特点是通过血缘进行的，父子相继是普遍的知识传承背景，管理阶层当然也不例外。于是最早的贵族阶层其实意味着一种知识的传承……
人类的演变是漫长的，过程是复杂的，最早的人类演变情形已经只能通过人类自身的理性去推演了，也许并不是历史的真像，但是当我们尝试着从人性与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这些基础的判断来猜测远古时代的人类秩序的确立情形时，也许某种想象就具有合理性了。总之人类的层级秩序建立起来了，人类文明体的合作体系建立起来了，人类开始了在这个星球上伟大的合作实践。虽然这种层级秩序在今日备受非议，但是早期的人类确实没有这样的理性能力来理解数千年人类文明体里冲突的社会过程所艰难蜕化而来的民主实践。我们必须从人类事实上的层级体系来慢慢探索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