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其实是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他们所需要面对的任何问题的。很难想象象语言和文字这样的复杂创造，是如何从人类的漫长演变过程中创生的。如果没有语言和文字的创生，人类这个地球上今日看来最有智慧的种群，也许和非洲的猩猩群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人类孤独地走出来了。比起语言和数学这样纯粹的观念工具而言，人类的又一个精彩的创生工具就是货币了。人类最早使用货币的年代离今天会有多远呢？早期人类文献里货币的记录又是什么呢？这样的难题让给那些学术界里的精英吧。牛羊、粮食、贝壳、铜铁、布匹、甚至石头……很多东西在历史的长河中充当过人类的货币。最后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把金、银作为最主要的货币。而今天，人类大规模使用纸币的历史其实才刚刚开始。
交易是人类文明体里最主要的形态，也是人类进入合作体系之后必然演生出来的一种更高效率的自觉选择。人们虽然趋向于在文明体里更广泛的公平状态的维持，但是绝对的公平其实很难为文明体所持续坚持。一旦人类进入更复杂的合作时代，技术越来越精细，人类知识体系越来越复杂，个体越来越无法穷尽人类的知识体系，只能在一个有限的领域里取得领先，这时候不同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差异与社会需求的差异，就必然面临一个复杂的分配方案问题。这样的分配方案除了付诸广泛的社会自愿之外，很难寻找到一种通过个体的静态的指定分配方式，这样的权威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如部落时代也许还存在，比方说某天部落里的一小群人出发猎杀了一只大野牛，拖回来之后在部落里实现公平分配。但即使是这样的公平分配方案，很多情况下还会有某种特殊的分配情形的存在，如部落首领、神职人员、猎获者、发现者……等等。这样的分配方案即使有一些差别的存在，也还在很大情况下得到大家的认同，因为不公平是不明显的。但是如果部落规模更加扩大，有成千上万的野味、无数的粮食、大量的布匹……这样的时候，指望权威的分配难度就显著增加了，并且不公平的程度也加剧了，而这种大规模的指定分配将很难评价个体在这些资源获得过程中的独特贡献，而这正是有这些资源在等待分配的核心原因。如果这样的积极性在分配过程中得不到体现，那么等待分配的资源将大大缩水，因为个体多余的付出如果不能在收益里得到及时与相当的回报，个体的积极性肯定受到严重挫伤，从此部落会发现可以分配的资源将越来越减少……这是一种基本的人性。四九年之后中国的集体记忆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文明体里财富分配的方案常常是一个思想者静态的思维训练题目。我们常常听到这些年里的一些呼吁：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再来分配。这其实是一种搞笑的提法。因为很难想象，如果做蛋糕者在不清楚这个蛋糕的分配规则时，他如何会饶有趣味地来做这个蛋糕并且有动力将它做大？事实上做蛋糕者如果明知有一些人在等着分他即将做大的蛋糕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会动手来做这个蛋糕。人类文明体里的所有个体，当他在开始从事某项工作时，他一定会对这项工作的未来收益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即他可能的收入会有多少？如果他不清楚他的这些活动的回报，除非是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导致，否则他将会放弃他的行为，这是人们的一些寻常生活经验。
网上有一个分粥的题目，讲的是如何使粥分配更加公平。六个人共一盆粥，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分配的公平？其实在这样小范围内的固定资源的分配，人类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思考，随便找出一个人来让他分，他也会分得公公平平，绝不会一个人独占一大盆，然后让其他五人食不裹腹。至于那些想出让分粥者最后选择的所谓“正确”解决方案其实是一种搞笑，明显低估了人类自身的智慧。人类在简单、清晰的信息面前是会轻易就达到公平现实的。很多时候，人类对公平的困惑是极度复杂的合作情况，无数被社会漏失的信息存在，以及人类赋予公平维持机制的起动程序的信息机制等的制约……导致了社会合作过程中明显的不公平现象却无法得到社会正义力量的有效纠正……这才是人们常常对自身文明体感到深度困惑的地方。
人类是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那些静态的问题的，只要这些问题的信息准确清晰，比方说，大规模的土地分配，因为人员与土地本身是静态的，分配过程里不公平的情形当然会存在，但这种不公平可能不足以导致社会的文化冲突，比方说，二个不同的地方人均土地的差异，这种历史传承下来的不公平，人们并不认为是一种显著的不公，相反大家认可这种不公平。七九年责任田的分配，全国是以生产小组为单位的，我们发现小组人均占地的不同，并没有导致二个小组之间的争执。一个村民小组里也无法完全实现分配公平，因为土地有好有坏，位置有正有偏，水道有方便不方便，但这些不公平的地方并没有导致什么明显的争执发生，即使有争执，大家也很容易通过拈阄这样古老而原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拈到差阄的人吃了亏也会认同结果。
对于社会十分看重的公平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绝对数量平均的问题，大家认可的更多的是规则的公平性，而不是结果的公平性。漫长的人类实践中，人类其实已经认识到了，人类只有可能实现规则的公平，而结果的公平是永远也无法实现的梦想。
社会财富分配的静态思考有其相当的局限性，因为社会演变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社会运作过程中，并没有预先生产出一笔财富来让共同体里的个体来分配，除了原始时代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之外，我们所见到的社会与文献里记载的社会都一样，当人们在生产财富时，这种财富的未来分配方案就已经确定了。假设个体在行为开始之先就知道他的劳动所生产的财富，将不由自己主宰，而由社会进行分配之后，那么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将受到打击。他极有可能会消极怠工，因为他认为他的劳动成果将会由他人分享，而他个人的激励在于付出少的劳动，而这种劳动的减少付出与他个人收入的减少相关性不大，这样他就有这样充分的激励，这样社会整体财富将严重缩水。中国四九年之后社会大集体的实践明确地证明了这种人性深层的激励机制，就象我儿时所见的踩田与双抢时收割一样，当踩田是按出勤记工时，大家就都趋向于磨洋工，而当收割是按劳动量计分时，大家就有努力付出的高效激励。 影响个体行为的最重要的二个因素是收益与成本。如果把个体所获得的财富视为收益，个体所付出的劳动与资源视为成本的话，个体有激励努力提高收益，减少成本。个体将在他自身能够控制的范围内进行理性选择。如果收益一定，个体将努力以减少付出为激励。如果付出一定，个体将有努力增加收入为激励。同样，如果个体付出的收益将完全不能由自己控制，个体将产生强大的减少付出的冲动，比方说消极怠工，奴隶即是有强大激励进行消极怠工的群体。人类社会奴隶制度的最终消失，与奴隶们的消极怠工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监控同样需要成本，当监控成本增大到入不敷出时，奴隶主倾向于与奴隶进行一种比例分成的激励模式以提高奴隶的工作效率，最后的结果是奴隶制度完全从人类社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