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事实是不庸讳言的，人类一切文明体都有大量的不公平情形的存在，这种广泛的不公平导致了严重的文化冲突。为什么人类的智慧可以创生出技术极度发达的文明，却无法消除内部那种深刻的冲突？孔子及儒家观点认为，天下不患贫而患不均。在匮乏的时代，贫富的不均确实是一种显性的外部存在，它带给贫困者深刻的内在冲突：为什么社会常常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有悖天理人情的事情的存在？为什么贫穷的人日夜操劳不休，却只能过着勉强裹腹的生活？为什么富贵的人家什么也不用干，却可以夜夜笙歌，挥金如土？这样的社会现实让思想者困惑不已。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文明体文化价值里的最高层级的观念，人类的一切行为的文化合理性的追溯的终点都必须在公平与效率的维度上找到支撑，其存在的合理性才有支撑。但是什么才是人类的公平与效率呢？公平与效率如果发生了冲突，人们应该如何从二者之中找到一种折中的方案呢？这是一个千年的难题，也许人类文明体从来就不曾将这样人类普遍面临的困境真正从思想与实践层面进行了解决。很多思想者孤立地看待财富分配的不公平问题。认为这是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因而努力就社会财富分配提出诸多解决方案，甚至干脆将社会重新推倒重来。一九四九年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财富再分配，尤其是土地的公平分配，并没有解决人类文明体普遍的不公平问题，相反却严重的挫伤了大众的劳动积极性，导致社会生产效率的迅速下降，最终的结果是国穷民困，整个国民经济走到近乎崩溃的边缘，在世界范围内普遍追求更富裕生活的情形下，我们却到了食不裹腹的边缘，这种人为的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再一次证明理想主义者实践的破产！可见社会如果企图依赖几个所谓天才的个人头脑进行清晰的整体规划，然后试图把这种规划付诸社会实践，以求达到普遍富裕的社会现实，这样的思维模式将永远会被那些广泛的被支配的个体用实际的行动说“不”！
社会的实践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里必须依靠所有生存于其中的个体知识的普遍运用。个体是不堪成为某些社会设计者的所谓“锣丝丁”，被甘愿分配在他人指定的地点，通过社会广泛的道德洗脑，然后进行勤勤恳恳的工作，其工作成果自愿被社会整体进行再分配，以实现资源的广泛意义上的高效率的。如果个体不能被免除被支配的命运，个体在行动上将自觉地选择消极怠工，选择以最少的付出来应对那些支配者的愿望。支配者将发现他们所希望的财富数量总是达不到要求，并且各个环节的质量标准也常常是不理想的。被支配的大量个体没有追求高效率的愿望，也没有保证质量要求的愿望，他们唯一的愿望很简单：在收入一定的情形下，尽可能少付出。在付出一定的情形下，尽可能多收入。假设他们劳动的产品不能由他们自己支配，他们的个人收入只有一定的工资，那么管理者会发现他们的监督成本将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
这样我们可以想象二十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发明：流水线。个体被安置在流水线的指定位置上，做着规定的动作，日夜重复，单调无比。但是这种单调的重复工作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的效率，因为个体的重复劳动使他们的熟练程度大大提高，同事之间的合作变得简单而没有变化，彼此之间的交流降到最低，由于每个人的位置是固定的，所以产品责任追究也变得容易，工人在这样无形的信息监控中，有保证自己工位工作质量的激励。于是，合作效率大大提高，流水线生产迅速普及到一切可能的领域。这是人类社会一种划时代的合作模式的创新。它使群体合作的协调性大大提高，监控成本大大降低，而质量又得到空前的保障，于是人类因为这样的合作创新，工业产品生产效率呈几何级数提高，人类由此跨入丰裕时代。在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中，流水线的重要性可以与任何人类的智识成果相媲美。
虽然我们对流水线将人们变成单调的生产工具颇有微辞，但是社会却不肯放弃这样的高效合作模式，相反流水线一经在福特公司产生出来，其令人瞩目的合作效率立即引起大家的追捧。流水线这样的生产方式迅速普及，以致如果企业不能将自己的生产进行有效的流水线化，那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将因为成本过高而面临淘汰的命运。人类的智慧使离散的个体在工作中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最大可能的抑制，个体的行为选择被几个可以量化的动作所替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个体只要在某一个岗位上，他的动作就保持某种不变性。流水线成功地将人变成了机器，并且大大提高了效率。比起我们曾经努力想将人变成机器一部分的锣丝丁的失败而言，流水线是一种堪称人类奇迹的成功社会实践。现代社会里认知到了流水线所带来的对人性的异化，努力创造一种新型的企业与社会文化来消弥这种对人的异化。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达到我们希望的效果，但是即使这样的明显后果是清晰可辨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人类有放弃流水线带来的巨大生产效率的意愿，以保证这种人的异化的不再发生。人类的每一个社会进步都面临着某些成本的产生，如果这些成本的付出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就只有承受。流水线生产过程中人的异化，必须依靠人类自身的智慧进行化解。我们相信人类的智识一定会有能力与方法来解决这样的困惑的。
个体在文明体里的有效激励模式必须被思想者认识到。个体的激励植根于深刻的人性，他的衡量参数是收益与成本。古罗马时代大规模的农场里，金属器具很少被使用，大部分奴隶用的是低效的木质工具。因为奴隶主发现昂贵的金属器具的损坏率惊人。奴隶有充分的激励来将金属器具故意撞击硬物，以使手中的器具损坏。一方面是发泄内心的不满与积怨，另一方面是通过这样的隐形破坏方式迫使奴隶主考虑他们的个人福利。同样的道理，古罗马矿山里大量的矿工们使用的都是廉价的简陋工具，而美洲农场里那些昂贵的加工设备必须在严密的监控下被使用，要不其损坏率就会使奴隶主得不偿失。美洲奴隶的另一个破坏活动是故意纵火，烧坏建筑与生产设备，让奴隶主备受损失。如果奴隶们不能有效的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么他们就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破坏的方法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奴隶主不得不尝试改变，提高奴隶的生活与福利待遇，允许他们拥有个人的财产，进行适度的分成激励以保证奴隶们有努力的愿望……最终，人们会发现，使用奴隶是一种高成本、低收益的不合算的买卖。奴隶制的最终从人类社会的消失与奴隶本身不懈地追求自身的权利有很大的关系。当人类个体发觉自己没有自由的时候，他就有追求自由的最大激励。不自由，勿宁死！可见自由在人类心目中崇高的分量。
对于人类个体来说，奴隶也是进入合作体系的一种方式。但是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愿望要超过合作体合作效率提高的愿望。如果合作体合作效率的提高与个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个体有愿望提高这种合作效率，如果个体的利益与合作体合作效率的提高相歧异，那么大部分个体将更有激励来提高自己的利益，哪怕这种利益是以合作体利益受到损害为前提的，个体也会毫不犹豫地去选择。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性，是人类社会里最普遍存在的情形，它过去是，今天是，未来必然还将是个体自觉的选择。当然我们可能会排除其中极小部分的个体会选择克制自己的利益而优先保障合作体的效率，但是这是低概率的事件，无法准确反应大部分平常个体的正常选择。
但是另一个现实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即个体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时，个体虽然有强烈的愿望来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但其前提是这样的行为信息不为社会所发现，或者即使社会有部分个体可能知晓这样的行为，但这些个体要么事不关己，要么与行为个体有利益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选择共同阻断这样的违背社会利益的信息向社会传布，从而使社会得不到认知，在这样的前提下，个体将选择自身及其合作伙伴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人类文明体里最普遍的负向合作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