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社会如何使合作体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持一致，或者这种利益的不一致如果现实地存在而无法消除的话，如何使个体的行为信息能最大可能被社会所知悉，便成为一个理想社会管理模式成功的重要标志。这是一个艰难的知识创新难题。它困绕了数千年来人类文明体里最顶级的知识精英。
也许我们必须从推演社会共同体里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可能边界开始。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以农业立国的国度里，土地的主人与土地的经营者双方之间的复杂博弈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生动的例证，来说明人与人之间利益分割方式的差异导致的人与人之间行为方式的差异。
对于地主来说，努力提高地租的激励是显性的，如果一亩地租给张三与李四，他们所缴纳的地租不同，那么他有积极性将地租给出租金最高的人。而张三或李四这样的租户呢，则有激励以最小的地租额把土地给租下来。对于租地的农民来说，如果租金一定，那么土地上的收益与地主无关，因为地主收入是固定的，如果通常年景里地里亩产的收益是五百斤的话，而今年收益升到六百斤，则这多出的一百斤就都是农民的收入。农民有激励好好地看护他的庄稼，努力追求高收益。对于地主来说，则无所谓，反正这收益的增加部分与自己是不相关的。那么地主乐不乐意将地里收入的多少与地租挂钩呢？即一种变化的地租？这要视情形而存在。如果今年收成比往年要高，地主可能获得比固定地租高的收益，他就是乐意的。但如果低于往年正常年份的收成，他的地租就可能要低于固定的地租的情形。这对于地主而言当然是不乐意的。而农民自己呢，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同样是乐于自己的地里打出更多的粮食来的。但存在一个向东家报告粮食的多少的问题。他可能并不会老实地向东家报告今年的真实产量，而会趋向于少报一点，因为报的产量越高，他要缴纳的地租就越高，少报意味着少交地租。地主当然不乐意租户这样做，他希望租户们报告真实的产量数量。但除非他能够在农民收割时在现场进行监控，否则他不能保证农民少向他报告数量。并且即使他在监控，农民也有方法隐瞒收入，比方说故意怠工减缓收割速度，待晚上监工不在的时候将一些谷子隐瞒起来等等。除非地主的田地比较少，并且可以有效监控到农民收割的情形，否则地主一般趋向于把地租数量固定下来，这样他就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预期。这样固定的地租是一般的租凭情形，地主很难分享到土地收入增多的收益。但如果土地减产的年份，则地主似乎能够免除自己收入因此而受损的情形，但这还是不能的。租户会向地主哭诉，要求减租，因为年头不好，天气不助，虫灾水旱等诸多原因。地主很难驳回农民这样的情面。他一般情况下只能允许农民少交租金。当然也不排除坚定要求履行契约的情形。但如果农民收入锐减的话，他们就有激励强制抗拒，地主如果逼租，农民以生计艰难为由解释，地主很难得到民间的同情，诉诸官司的话，官府支持与否也是未知数，特别是如果当地大量减产的话，这种逼租涉及到地方稳定的大问题。在我的家乡里曾有一户大地主，离我祖屋有约十公里的距离，我们村里的地据说大部分归他家所有。平常年份几乎都是固定地租的，但年年会有要求减租的农户，理由当然是水涝虫旱不等。爷爷小时候告诉我，租赁者减租的要求几乎都能得到满足：设下宴席，邀请东家，请当地有影响力人士相陪，好酒好肉款待。饭后，东家看看席面的花费，然后慷慨地将减少的租金额度提高到席面花费的三到四倍左右。爷爷说那个人到了收租的时候，就满村落里吃过不停，为的就是村民们想少交一点地租。因为只要这样的请吃可能减少地租，所有的租户都将有激励请东家海吃一顿。
对于具体的土地而言，要想提高其产量，没有什么比有效激励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民更好的法子了。但这种有效的激励也没有什么奥秘，就是收入的增加部分多大的比例归生产者所有。苏联的集体农庄刚开始的时候，农民们听说家里的牲畜从此之后要归集体所有的时候，他们有将这些牲畜大规模地屠杀以归自己享用的激励。而苏联的集体农庄，无论管理者使用怎样的高压手段，依然不能保证农业产量达到往年正常年份的水平，甚至是大规模的减产。即使管理者以社会主义的敌人这样严厉的镇压手段来对待这些本来的土地的主人，但依然不能因此提高土地上的农业产量。所以当五十年代我们尝试进行集体生产实践时，苏联人向我们提出了忠告。但是以毛为首的最高层自信地认为他们的控制能力与我们的农民的觉悟都要高于苏联人。这样的结果如何大家也清楚了。六十年代开始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其实是想回归到一种简单的调动农民积极因素的古老法子上去。很难想象一个本是农民出身的人，在人类层级的顶层里呆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弱智到不清楚那些基本的深层的人性！无数无耻的吹捧之下的人类个体，尤其是当他发现他的任何再荒唐的想法都会很容易地找到吹捧者与合作者的时候，他的智商就常常坠落到大大低于正常人的水准。
大集体的农业是失败的，那么大集体的工业会如何呢？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阶层，头上顶着这样光荣的帽子，他们是否会比农民更有觉悟为国家免费作出更大贡献？有一个西方嘲笑苏联时代工人工作积极性的段子颇有幽默感：一家工厂从上级部门得到的本年度的生产任务是生产三千斤铁钉。年度末他们就向他们的上级奉上了一枚重达三千斤的大铁钉。计划经济年代里工人的工资是确定的，他们的生产任务是上级规定的。但是多少任务是这个工厂里工人和设备能完成的呢？这个就永远不是上级领导所能知晓的了。如果历史传承下来的任务有一定的难度，那么工厂里的领导与工人们有激励向上级要求更多的资源与更多的经费，或者安排更多的工作岗位。反正这些不争白不争。增加一个岗位，对于领导来说，意味着多一份人情，多一个被领导的对象。而对工人来说，意味着少一点劳动，多一个伙伴。如果争取资源的努力不能成功，他们就有充分的激励减少任务，有诸多的客观因素让他们向领导诉苦以达到这样的要求。领导当然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与这些工厂里的下级同样是一种人情所结成的社会伙伴，他们不会舍不得国家的资源而一味的拒绝这些伙伴。总之，国营工厂里，一个电工本就感到轻松的活计，由二到三个人来完成是常见的情形。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破坏生产资料的情形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这些资料被破坏后能够被廉价处理的话，这种破坏率会更高。并且大家都乐于把厂里的东西往自家的庭院里搬。所以厂里不得不频繁地增加保卫的力量……总之，改革前的国营工厂里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是一种普遍的情形。工人阶级并没有因为一顶廉价的先进阶级的帽子就轻易地把自己血液里流传了几千年的深刻的人性给出卖了。
社会最重要的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如果一个社会里只有少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被认为是正当的，大部分人被要求做一个被安放到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他的重要作用的锣丝丁，而他的个体收益不被社会所认可，或者他的收益被社会某种机制所固定，那么这大部分人如果没有能力进行有效反抗的话，他们就会趋向于努力的消极怠工，以使那些社会资源的配置严重低效！我们的集体记忆就是对这一人性事实的生动诠释。
无论那些年代里我们的宣传机构如何将保尔-荷察金与雷锋这样的奉献英雄进行怎样的大规模的宣讲，怎样努力调动我们的机构在全社会进行无休无止的奉献精神的引导，我们也不会看到这样的奉献精神会出现在哪怕少部分人的身上，除非那极少部分的人，怀有某种严重的政治企图，才会有一种扭曲人性的非正常的行动，但这样的行动同样是人性的一种非正常时代的扭曲表达：有利益渊薮的地方，即使超出正常人性的行为，也会有人努力扭曲个体的正常行为方式，以希求非份的利益。姚文元的与众不同的大批判表达方式，张铁生的逆数千年考试常识的叛逆情形，其深层都是一种人性的利益考量。我们不应该被他们那种独特的表达所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