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体里价格机制的形成是微妙的。无数的思想者试图抽象出其中的共性的因素，比方说，马克思、李嘉图、熊彼特这样杰出的思想者就把人类的一切价值都归之于劳动。可以说没有人类的劳动就没有人类文明体里的一切价值存在，这是一个无可质疑的判断。从人类的一切物质创造物而言，只有经过人类的劳动的物质存在，才能在人类世界里获得一席之地。人类根据自身的需求而进行劳动，把这种劳动的创造物来满足人类形形色色的需求。即使偶尔某个人从河床里捡到一块金子，这似乎没有人类的劳动，但是这个个体必然具有人类的知识体系，有一种对黄金价值的判断知识才可能从河床里众多的自然存在物里单独判断出黄金的不同的价值，从而捡拾出来为人所用，从这样的层面而言，即使是自然界里的偶然存在，它的形成没有人的任何劳动成分，依然存在对其价值进行判断的人类知识体系，而个体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知识体系，同样需要通过学习来获得，而这种学习是隐含人类的劳动的。所以熊彼特将一切价值归之于劳动，其思维的上溯过程清晰易懂，体现出一个杰出思想者深刻的内省能力与思维的内在的连贯性。
仅仅解决了劳动对于价值形成的唯一性因素是不够的。确实，人类一切有价值的物质实存可以说都是通过人类的劳动得来的。但是如何判断这复杂的物质实存的不同价值，并且有一个具体的量化的机制，是每一个文明体面临的一个技术难题。这样的技术难题其实并不能通过某一个静态的点上通过人类的统一协商来达成。没有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时刻点的存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文明体的协商过程，事实上这一个量化的过程源自于文明体里的一个广泛而自愿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与文明体里离散的个体所具有的离散性知识与文明体本身的某种共识性价值判断相依存，并且随着时间的演变而自动地演变，大部分情况下个体并不能察觉到其中的机理，也不清楚这样的价值机制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他们只有被动地适应其过程。但漫长的人类实践使得文明体得到某种程度的共识，即人类价值的变化与人类的需求、物质存在的丰裕与匮乏程度、文化判断、知识演进、合作规模等都存在广泛的内在的复杂的联系。
但是个体生活其实没有必要理解这样的复杂的社会演变过程。事实上人类产生了一个简单的量化的机制。一个老大妈听到鸡窝里的母鸡生蛋之后的咕咕的叫唤时，她就清楚这一个鸡蛋的市场价格。一个农民当他把地里的谷子收到仓库里，称量完毕时，他就知道这一个季度的收获究竟有多么沉甸。一个公务员当他在发薪时走到财务室里，他内心对自己即将领到多少薪水是心中有数的。超市里一个个的价格标签使大家对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有清晰的理解。每一种物品都会有一个市场的价格的存在，尤其是在交易经济特别发达的今天，如果不弄清自己手头物品的市场价格，大家就不愿意轻易出手：怕的是这种不知会导致将更高价值的物品低价出售了……
也许最早的过程里文明体里的交换机制并没有等价交换物的存在。更多的是通过某种内部的规则体系来实现不同物品的分配的：部落里打猎的猎获物，通过特殊的仪式或分配规则在整个部落里进行某种程度的共享。这样的过程在今天某些偏僻的部落里曾经还存在。但现在大部分是通过一种中间的介质——货币来实现了。今日的人类，如果没有货币的存在，这种庞大的合作体系如何构成就是不能想象的。货币不仅对任何对人类有用的价值存在提供量化的手段以确定其价值，同时也对任何文明体里的个体劳动提供量化的手段以确定其劳动的价值。这样的话，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只需要理解自身知识所蕴含的社会价值并且找到适当的可以发挥这个价值的地方，然后以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相应的报酬，并且用这样的报酬来购买自己生活所需要的相应物品就可以了。这对于生活在文明体里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一种必要的认知，这种无数的个体的分散的对自身能力与社会价值判断的认知通过货币构成了一个合作的整体，人类文明体就是这一个个离散的个体的单独行动而构成的。而一个个的个体的看似单独的行动其实又与其他的个体构成了某种合作方式的互动：老师在学校里担任不同的课程，使整个学校有序地运转，实现它知识传承的功能。合唱团里的个体之间有序的演唱构成一个整体的音乐表演，从而使音乐喜好者得到精神上的享受，从而使每一个合唱团的成员得到社会认可，并且同时得到相应的收入。工厂里坐在流水线上的工人们，各自在自己的工序上做着自己的工作，他们的个体成果整合起来就是一个成熟的产品，这种产品是社会里其他个体所需要的，他们通过出卖这样的产品得到自己的劳动收入。服务员通过自己的服务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承认，她或他提供服务给需要的人，从而从需要者那里得到回报。警察则是负责社区安全，保证公共秩序的有效运行，从这样的劳动里得到他们的个体报酬。而税务人员则负责税收的征集，因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持需要一定的资源集中，而这种资源集中过程的职责正是税务人员所担负的，他们的价值就体现在这样的职责履行上，他们也因此得到他们的个人报酬。而总统的职责也许是一个文明体里最光荣、也对文明体合作效率的提高影响最大，很多文明体都把这一个职位的产生视为一件举国关注的大事，并且对这一个职位的履行者以高额的报酬与崇高的社会地位，以期他能有充分的激励来履行他的社会职责。
总之，文明体的有序构成与人类发明了货币这样的高效工具是密不可分的，货币使用的场合越多，货币使用的机会越多，货币使用的频率越密，货币使用的数量越多，说明一个文明体里合作的程度就越高，合作的效率也就越高。当每一个个体都切入合作体，尤其是他的需求与他的创造物都明确地分开，这样货币就成为个体生活的重心：他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货币这个中心来运转，如何有效地从社会合作体里得到更多的货币，如何高效地消费他所获得的货币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成为个体生活的轴心。围绕这样的轴心，个体调动自己的知识与能量，努力融入社会合作体里，付出劳动与智慧的同时，也得到个体的收入与需求的物质。
货币的大量使用，货币无孔不入的魅力，使人们产生了某种错觉，认为货币侵蚀了人类文明体里本来的精神需求，使个体的精神力量受到压抑，而物质的力量过分彰显，从而使人伦为物质的奴隶。这确实是人类世界里的一个普遍的事实。但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认知，即如果没有物质的实存，人类无法追求精神的享受。精神本身是无形无质的，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是离散的个体大脑中对事物的某种价值判断：对某种物质存在的价值判断，对某种观念的价值判断。而人类一切观念似乎是非物质的，但是如果没有通过物质来体现，则人类无法形成观念。声音就是一种物质实存，而语言文字同样必须借助物质存在来表达，否则人类的交流就没有可能达成。一个具有人类复杂观念的个体，必须通过大量的学习才能获得他的一切观念，而这学习过程里他所使用的一切人类知识载体，都是一个个的物质存在：字典、书籍、笔墨纸砚、教室……并且这一个个的知识载体的来源，同样是通过对物质的实存的人类知识劳动来达成的，这些知识劳动同样必须有物质的基础。所以人类不能离开物质实存来抽象地谈论精神。并且人类的一切事物里，都隐含人类的价值判断：猪肉的肉质有好坏之分，这依托于个体的口味。商品的包装有优劣之分，这依托于个体的审美品味。大米与钻石的价值有高低，这依托于二种物质实存的丰裕与匮乏程度与个体融入社会后自然的竞争需求，即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可是通过这样的外显的物质实存的价值判断的高低来达成的。那么追求对道体的体认是不是就可以超脱于物质的实存呢？这是一种错觉。首先任何追求道体生活的知识分子都有人类大量的物质实存的具体支持，即使象颜回这样的公认的清贫的知识分子，至少他也要稀粥与白开水，原宪也需要木质的房屋与门帘。只是他们这种外在的物质支持相比一般的人较少而已。可见这种对道体的追求与文明体里个体所获得的其他的物质支持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可以相互共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