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道体的追求与物质的追求并不是矛盾的，使大家感到困惑的是文明体里的个体对物质追求的过分热衷与对道体追求的名义上的追捧与实际行动的欠缺。这是人类社会所普遍看到的情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形呢？其实这和人类的合作体系所建构的对于世俗物质的价值量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我们也许必须尝试理解个体在社会里对幸福理解的差异，通过这种差异来理解个体对不同的物质与道体追求认知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复杂的，也是微妙的，更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
对于人类的个体而言，某些需求是刚性的，如个体维持生命运转的基本资源——衣食住行的需求以及维持种族延续的生理需求。在很长的时间内，人类并没有有效地缓解这样自身的刚性需求。马尔萨斯曾经悲惨地预测人类永远没有能力解决这种最基本的人性需求，所以他认为弱肉强食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人类个体会因为生活资源得到解决而无休止地生育，从而使得文明体没有能力使基本生存资源的生产能力赶上这种生育的速度，所以极力反对对市场竞争的淘汰者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救济。穷人趋向于努力生育究竟是不是他们对繁殖后代有着相当的兴趣，还是在他们清贫的生活中，也许性是为数极少的几种快乐之一呢？一句古老的谚语曾说：性爱是穷人的晚餐。古代的高生育率也许是出自这种生活里极少的快乐的因子的存在吧？要不几乎所有民族都存在溺杀婴儿的情形，就可以解释过高的繁殖率其实更多的是出于对这种快乐追求的意外，大自然赋予人性的快乐，为的是让这个物种有追求这个种族延续的动力。现代科学的进步说明了这种繁殖后代的动力远不如追求性爱乐趣的动力更强大：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自动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但性爱的花样与频率可以说大大提高了。
现代社会赋予了个体更大的追求自身需求满足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增加使个体的文化追求大大的花样翻新：审美追求、竞争追求、舒适追求、个性追求、好奇性追求……并且社会满足种种个体追求的技术的演进也产生了更加宽容的文化氛围，个体上升的空间与追求自身独特个性爱好的方式都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这使社会的文化多元性更加使古典文明对人的限制减少到最少，即使个体的某些道德观念与古老的时代开始产生差距，只要不对其他个体造成影响，社会上就趋向于宽容与包涵。对于个体的道德要求大大的降低，意味着更多的个体行为得到许可，社会管制开始只趋向于一种更高的社会效率合作体系的建构与个体行为对第三者造成的影响。这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表征：社会允许个体爱好作为一种独特的隐私存在，公共权力拒绝介入这种个体独立的空间。这种对个体发展独立性的张扬，导致社会文化观念的日新月异，创新的局面得到大大的拓展，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现代文明给个体幸福的提高大大地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在这种广阔的空间中，传统的对道体的追求似乎被人遗忘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好象是大家的共识。其实这不过是一种社会知识多元化面前的一种认知错位而已。现代人并没有减少对道体追求的动力：只是人类文明体的演进，对道体对人类文化的作用的有限性得到了认识：社会分层方式的改变也导致了这种由最高的社会层级群体掌控着完全发言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那么这个阶层对社会作用的消极层面得到广泛的认知，这使这个阶层所垄断的知识——尤其是对道体神秘性认知的知识的神圣性得到解构，这种神秘与神圣性的双重消失，使得对道体认知本身也走下神坛，掌握这种知识的个体不再具备天然的社会权威，反而因为其历史上这个群体的负面社会作用而得到否认！从清末肇始的中国开始对传统的反动，尤其是四九年之后极度的对传统的批判以及文革十年的社会动荡，使得西方的优秀文化既没有可能在这个国度里生根，本民族的传统更受到严重催残，而这样的年代里个体在社会里处于一种斗争哲学的统治之下，一切的合作共赢的意识从我们文明体里被抹去了，反而留下了对于其他社会个体的极端不信任与人性恶这种本质是缘于个体的偶然与社会管理的落后而产生的现象归咎于血统的传承这种荒谬的认知。并且社会管理的落后，公共资源尤其是公平与正义维持的力量无法有效地为社会个体实施保障，这导致一切个体追求自身利益不择手段，没有行为底线，这样的行为加剧了本来就匮乏的社会互信基础，于是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似乎永远不能从这种对人的负向合作之环里解套而出。
对于合作的破坏本质是对文明体稳定有序的秩序的背离。这是一切文明体必须努力解决的难题。这些对合作的背离行为本质上是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所驱使的，同样是一种合作行为，只是这种合作是对社会理性的否定，是一个小群体为小集团的利益而公然践踏公平、正义与效率而追求自身的超然利益，这样的行为会导致社会高效的合作的破产，最终导致社会冲突与仇恨的广泛漫延，这是文明体里的毒瘤，是一种必须予以根治的癌症。但是我们必须认知到，这种追求个体私利的行为在文明体里其实是打着公平与正义的恍子进行的：没有一个文明体里的个体行动时会公然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他们要不以公平的名义而行动，要不就是通过合作将不公平的行为信息隐蔽而不为社会所知。所以要理解人类社会的不同的合作类型，这些形形色色的合作方式牟取利益的手段以及他们行为的信息为社会所侦知的途径，只有了解了这些技术手段与信息传播的途径，我们才可能找到有效的社会解决方法，以高效的管理手段来抑制这些与社会理性背道而驰的负向合作。社会必须有一定的手段来理解各种合作信息以及他们的利益所在，保证这种与社会理性相关的合作信息可以被利益不相关的第三方得知，这才能抑制那些破坏社会理性的个体的负向合作行为。在东西方文明艰难的演变过程之中，对这种负向合作的限制其实都是同样的愿望强烈，只是东西方的古典文明都面临同样的困境：所有对这种负向合作进行限制的社会规则体系的建构都必须由这样一个负向合作团体来作出，这就会产生一个困境：由一个团体通过某种社会制度来限制自身牟取社会利益的手段，这样的激励如果不是由充分的社会压力来作出，就不会自动产生，所以暴力革命才会一直有着充分的土壤。斗争哲学才会在很长时期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这种对文明体破坏性极大的非理性行为，因为其有着反对小部分群体牟取非社会理性利益的旗帜而获得一定的正义性，但事实上这种正义性常常只是作为一种旗帜而被利用，事实上暴力革命的成功只是一个社会牟取非理性利益的群体易人而已，并不是社会的一种真正进步，并且这样的革命常常导致一种深深的社会悲剧，人性在这样的过程中受到极大的催残，人类的痛苦得到极大的彰显，历史的悲剧一再地重演！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负向合作导致的社会崩溃是一种历史的不断重复！并且为此而产生了一种历史循环理论！无法有效地使整个文明体构建一种整体的合作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每一个个体都必须通过自身的理性付出而获得自己在社会的回报，并且有能力强力限制文明体里的所有个体，当他违背社会理性时，有一种社会机制能及时有力的制约他的非理性行为，这是中国传统文明一直没有解决的千年难题。个体行为的理性对于社会而言是一种非理性，并对这样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限制，其覆盖面必须针对文明体里的每一个个体，并且是一种不容质疑的强力，是我们这个文明体里制度层面一直无法解决的死结！而这个死结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话，那么就无法理直气壮地声称，我们这个民族是优秀的。
人类的力量来自于合作。因为个体的能力永远有限，即使是人类里那些最优秀的个体，他们也只具备某些方面的能力，而在其他方面会显得十分幼稚。所以人类必须谋求彼此合作。一旦进入合作状态，人类会体现个体所不曾有过的强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既有可能对人类文明体本身产生巨大的贡献，也有可能成为文明体的一种强大伤害！如何保证人类文明体合作力量是一种正向的有利的力量，是每一个文明体形成之后所面临的当务之急。人类数十万年以来的合作史，其实一直没有有效地解决过这种对于自身进行伤害的负向合作之祸！因为人类对这种负向合作的管理手段是落后的，并且这些管理常常会导致一种更深的负向合作，因为管理阶层其实是人类文明体里对于公平与正义践踏得更厉害的一个群体！这是人类文明体自身之殇！这种伤害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也成为一种主要的反社会与反文明的力量！一种本身被寄予厚望以期待对社会公平进行保障的力量，蜕变成一种病态的社会力量，是我们这个文明体制度构建的最深的痛！如果不能理解这种痛苦的根源与这个团体反社会的技术力量，也许，我们永远不能说已经进入真正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