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受到数千年误解的阶层。一个社会作用从来没有得到我们真正认知的阶层，一个在文明体边缘艰难地挣扎以求得生存的阶层，一个不断努力拓展自身生存空间、但是永远无法在传统文化观念里得到合理理解的阶层：这就是商人阶层在中国的尴尬地位。
交易是人类文明体里最古老的行为。其最初的源头今天除了通过思维的追溯外，已无法寻觅。但其古老是与我们的文明体一样的历史悠久。人们一般认为文明体里最早的交易动机源自共同体内不同个体所拥有的不同物品，他们以自己所有来交换他人的所有，这样个体可能拥有的物品品种就会增加。现代经济学认为交易是个体对不同物品的价值认知的不同而产生的。并且个体倾向于对丰裕程度较高的物品的价值认知较低，而对匮乏物品的价值认知较高。而个体自身所生产的物品无疑有较高的丰裕性，而自己所不能生产的物品的匮乏程度当然较高，于是产生了彼此交换自身所有的物品的最初动机：二个不同的个体追求更丰富愿望的动机同时得到实现，交易结果是双方共赢。假如没有这样的双方共赢，则交易就不能自愿达成，因为一方认为自身所付出的物品的价值超过对方乐于交易的物品的价值。
这样的交易即使在原始公有制的部落时代也在一定限度内存在。因为即使部落的一切物品都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每人所得份额一样，但是个体喜好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对同样的物品的价值判断并不一致：一个喜欢牛肉的人也许希望得到更多的牛肉份额，而另一个对水果情有独钟的个体却有拥有更多水果的愿望。这样这二个个体就有用水果交易对方牛肉的意愿。当然严格的平均分配的部落时代也许只出现在人类的想象里，人类文明体一旦出现，就有一定规模的分工的存在，而这种分工的产生也和某种程度的交易机制的生成有内在的关联。没有交易的机制，不同的行业从事者得不到其他行业从事者生产的产品，将会对他们自身的生活产生影响，当然这种交易机制也许是某种程度的分配机制，并不一定是自愿的交易机制。比方说把工匠集中起来得到固定的工资，他们的产成品由管理阶层统一支配等。但是这样的分配对于文明体里复杂的个体需求而言是不够的，一定有一个文明体里广泛而自愿的交换机制的存在，这样的交换机制由于其广泛的自愿性质，公平性与相应的激励机制都比那种统一配置资源的方式更加优越，在社会演变过程中逐步替代了后一种社会资源的配置模式，从而成为一种广泛的共识。
这种交易的社会机制一旦从社会本身内生而出，就必然有一种力量在支持这种行为的健康发展。这种力量既源自广泛的个体自愿的动力，也源自充分的社会分工得以达成，这种社会分工的达成同时大大地推动了社会合作效率的提高。因为个体通过这样的交易既增加了自身的满足，也使社会知识的活力得到发展。这种双赢的结果导致商业交易一经产生就在社会自动演变，成为一种源自人性的内在的力量，推动着社会合作的演进与知识的创生。合作的演进是较好理解的，但知识的演进也许就需要一定程度的推演：个体既然能从交易中获得自己不生产的其他社会产品，就有动机对自己所从事行业的技术知识进行更深刻的理解与创新，因为个体能够通过这种追求和创新知识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其他社会资源，从而达到自己提高社会地位的目的。这种个体自身出于自私的努力同时使社会共同体得到益处，正是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这就是交易所带给合作体的好处。当然这在今日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
实际上我们可以尝试着从这样的物物交易的社会机制上来理解货币的产生机制。假设一个集贸市场上有很多的人都把自身所生产的物品拿来交易，这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一个尴尬的现象：张三所需的鸡蛋不是李四所要的，尽管李四手里的菜刀正是张三希望得到的。这样二人的交易就无法达成，因为李四需要的是一个铁锅。从概率的角度而言，交易双方所有的东西正是对方所需要的概率要低于交易双方所有的不是对方所需要的。如果这样的话，大量的交易将无法发生，市场里的多数人将遗憾而归，不仅他们追求新享受的愿望不能实现，他们想把自己多余产品出售的意愿也无法达成。人类的智慧在这样的情形下就恰当地体现出来：他们产生了交易媒介。人类永远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自身合作所面临的问题，并且这样的智慧之果可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货币就是这样的人类智慧创生物。货币的产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的交易效率，从而使熙来攘往的集市里交易的频率极大的提高，个体通过交易达成自己心愿的能力也得到极大的提高。这种对个体愿望满足能力的提高同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深化，使得人类文明体朝向复杂的有机合作体系不可逆转地迈进。
交易的额度受到规模的限制。规模越大，交易的额度当然就越大。而交易额度的增大，社会合作的深度同时增加，合作深度的增加就导致了社会有机体联系的紧密性增加，这种紧密的联系当然导致社会知识的演进：个体从这种紧密的合作中更加坚定了对自身专业的坚守，并且努力追求更好的技术手段来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得到更大范围的社会认同。这种正向的社会激励在社会分散的个体间传播，导致共同体内追求知识的激情，这是社会知识演进的最深刻的动力，这种动力正是人类进步的发动机。正是人类大规模的合作导致了这种人类无形的进步发动机的持续的动力，人类文明体得以有序与健康地前进。
如果没有交易，共同体内的每一个人都做着同样的智识工作，社会分工就不能形成，每一个个体对于不同的知识领域的不同的优势与兴趣就得不到体现，社会知识进步的源头就被扼杀了。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工作都是其他人所做的，他的产品也是其他人所有的，那么交易的额度就仅仅受制于个体之间爱好的差异，必定大打折扣。而分工一旦产生，个体对社会其他个体的需求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样个体自身的社会地位将取决于他自身的专业领域被社会需求的程度，需求程度越高，他被社会认同的程度就越高，认同程度的提高同时使得这一个行业里的个体收入的提高，将有更多的个体自愿地加入这一个行业，从而使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高效有序。同样，如果一个行业得到的社会认同度降低，在这个行业里的从业人员将会感到他们的产品的社会价值降低，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同时降低，这会使他们努力降低自身的成本以维持相应的利润水平，从而使这个行业的潜力得到激发，并且会使一部分个体因为收入原因而离开这个行业，进入新的行业寻求更好的发展，于是一个行业的动态平衡得以在自愿和挖潜的基础上达成，使得每一个行业的资源都得到恰当的配置而不致于产生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和资源严重浪费这样的低效合作现象的发生。
自愿的交易是社会活力得到广泛激励的前提。如果自愿交易受到限制，社会将进入窒息状态，活力严重失落，知识创新同时变得很难发生。文革时代农村活力的普遍消失，正是社会交易被取缔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复杂的个体如果不能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拥有主动权，他就没有激励去付出更多的精力与资源进行社会生产，即使管理阶层努力倡导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因为一切的个体奉献都将意味着会有另外的个体承受这种奉献的果实，否则个体的奉献将会成为浪费。而另外的个体一旦接受这种奉献而不作出相应的回报，即对作出奉献的个体构成一种不公平的对待，奉献的个体的积极性立即受到打击。所以奉献精神并不是社会合作体有序与健康发展的持续动力。恰恰相反，人类是有奉献精神的，而这种奉献精神源自人性深层的一种同情心：对于共同体内其他个体遭际的一种感同身受，并且乐于将自身资源的多余部分捐献出来以给失败个体适当的支持。这样的奉献在一个理性的社会里一定是广泛存在的，他是文明体里一种自觉与自愿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广泛教化之后的被动结果。奉献与爱心精神的前提条件是社会本身有一个健康的促进合作的激励机制，这样的机制之下，每一个个体的潜力都在一种有序的秩序保证下自由与自愿地发展。当个体的上升空间在制度层面得到充分的公平与正义的保障时，社会有机的合作程度极高，合作效率极高，物质层面的丰裕程度极高，这样就可能使整个文明体本身充满宽容的气氛，社会有一种对失败个体的普遍宽容与同情心理，于是慈善与爱心之举将在这样的文明体里蔚然成风。奉献精神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外显表征，但这种表征无法通过社会宣传层面的持续不断的灌输而达到，而要以持续不断的高效合作以使共同体内的个体的自我发展得到最大的拓展，社会产品极大丰裕，社会个体之间充满和谐与宽容的氛围，在这样的情况下最有可能产生广泛的爱心与慈善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