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是人类历史传承过程中每一个文明体所必不可少的一种存在。不庸讳言，人类世界中存在广泛的争执与冲突，无论是文明体内部还是文明体之间，这些争执与冲突都是持久与深刻的，人类世界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同类之间的分歧导致的杀戮：文明体内部的凶杀案总是一种触目惊心的存在，而文明体之间相互征服、相互杀伐的历史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以致每一个文明体一旦成功地建立一种合作体系，其当务之急便是如何组建文明体的武装力量的问题。
中国这个文明体是一个战争频仍的国度，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反抗运动，先秦时期诸侯之间的扩张与征服，社会分裂时期各割据政权之间的吞并与统一，边疆地区的冲突等等。所以兵事一直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古人曾有：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可见兵事在一个国家的重要程度。中国古代的贵族与士阶层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从事兵役。农民也是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参与人群，当然一般是作为普遍士兵临时征召或者定期服役。商鞅变法是中国古典文明时代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当然其核心是社会组织的强化，但对农兵一体并且将军功作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是导致秦国战斗力激增的一个主要原因。据史记对商鞅变法的一些概括描述，有这样的条目：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而秦本纪里有：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仅五年，秦即富强。秦最后统一中国，即源自这一次关键的变法举动，而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通过对军功的奖励来加强战斗力，使秦在以后面对诸侯的战争中几乎是战无不胜。可以说秦是兵农一体制度最早的先河。中国历史传承过程中，兵与农的身份一直有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而贵族阶层早期的重要职能是战争，他们终于失去主流的社会地位也与他们在战争中的糟糕表现无不关系。
一个文明体的失控常常是对军队控制权力的失控。而军队的控制权常常意味着一种重要的社会保障的事实后盾。在很多的时候社会的运作是自动演进的，军队似乎在文明体内部冲突解决的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谁都知道，只有掌握了对军队的控制才可能真正控制一个文明体的稳定与安全。中国古代的帝王最看重的是对军队的控制，也是这种对军队控制的超过一切的重要性，常常削弱了军队本身应有的战斗力，导致文明体不得不以数量庞大的军队来履行其安全职能。但是这种表面的庞大数量并不是军队战斗力的真实体现。恰恰是军队数量越多，往往就是军队战斗力锐减的时候。象宋朝时代，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可以说是最弱的，但数量绝对是最多的。
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欠缺本身源于我们的社会组织。由于皇帝具有绝对的权威，但皇帝本人是通过世袭而产生的，他个人的能力常常无法胜任这一个繁复的工作。所以制度设计层面便有一个宰执辅助的制度以便实行有效的社会管理。这种辅助与被辅助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微妙的，如果皇帝本人心智健康，拥有帝王职位所需要的正常知识与技能，则可能对宰执阶层具有权威，否则，皇帝往往受制于宰执阶层。因为皇帝不熟悉政务，对繁琐的事务性工作没有兴趣，尤其是当他心智还不成熟或者能力不具备的时候，宰执阶层的专权便是当然之事。在很多时候还传为佳话，如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等。这些宰执阶层事实上行使着国家的最高权力，皇帝不过拱手而治而已。但是由于皇帝本身是法理上的最高权威，很少有人心甘情愿地被宰执阶层这样被动支配，他们绝大部分希望自己能乾刚独断。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一个常态：皇帝与宰执阶层之间决策权力的争夺。表面上虽然是皇帝获胜，但是皇帝个人的权威必须来自于合作，如果他在朝庭中找不到与他合作的值得信任的人，他可能就完全没有权威可言。和谁合作意味着合作者对皇权的分享！并且事实上取代宰执阶层而对皇帝进行辅佐：这些人通常是帝王之师、龙潜在野时的亲信好友、亲戚、皇妃的娘家人乃至于太监。实际上这些人之间的权力争夺构成中国宫廷斗争的主线，也构成中国正史的大部分内容。也许我们必须另开宏篇进行深度阐述。但是帝王对国家的控制首先是对军队、尤其是禁卫军的控制，象汉文帝入主汉宫，所下的第一个命令是：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宋昌即文帝私人，在朝中诸大臣请文帝入主汉室时，正面临诸吕专权之后的复杂乱象，就是这个宋昌为文帝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建议，最终成功使文帝顺利登顶。
对皇帝忠诚性质的演变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里一个悲剧事件！因为在皇权至上的漫长演变过程中，皇帝的权威被不断强化，尤其是偶露峥嵘的那些皇帝无不追求自身权威的绝对性，象汉武帝、明太祖、明成祖这一类中国传统认可的所谓的雄才大略之主，实际上是唯我独尊、狂妄自大、举止专横、为所欲为的变态君王。当然那些胡作非为、混乱不堪、举止荒唐的皇帝更是数不胜数，如南北朝时的那几位石姓皇帝等。一个民族允许这样的个体进行不可思议的荒唐行为却依然存在大量的合作者，是真正的悲剧根源！是制度设计层面一种可耻的失败！拒绝与非正义行为的合作，应是一切文明体制度设计的最高准则。保障这些拒绝与非正义行为进行合作的个体的正当利益与人身安全是一个共同体迈向真正文明的核心标志！我们一日没有产生这样的制度设计，我们就一日在现代文明的边缘上徘徊。我在书房里悬挂了一幅对联：三千年炼狱，有文字、无文明。九万里河山，怜生民、少生气！就是对这种文明设计的负向淘汰机制的极端鄙视。因为只有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个体的真正安全，文明的现代核心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皇帝权威的上升意味着对皇帝忠诚的价值取向里所内含的权利、义务的双向性质被边缘化。皇帝权威的集中意味着皇帝的意志被绝对化了，而皇帝的义务被遗忘了。即使忠于儒家理念的人会偶尔捡拾起这一久远的传承，他们也并不能改变实践层面上这种皇帝义务愈来愈边缘化的倾向。我们的国家控制手段最重要的合理性追寻依据就这样被釜底抽薪。国家控制被暴力与恐怖性的法家理论所乘虚而入：所谓的儒表法里即是对这种中国古代社会实践本质面貌的生动描绘。以暴力为依托，对于反抗行为进行最残酷无情的镇压，甚至即使是捕风捉影的反抗苗头，也往往遭致最残忍的迫害！以高额成本的诉讼方式来拒绝下层对于管理阶层行为合理性的追诉，同时对上层权威的树立通过对忠诚的不懈传播而达成，达到了事实上的不容质疑的地步。同时对上层尤其是最高层的皇帝错误的追究是轻描淡写的、不疼不痒的，甚至是根本就不去追究。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皇帝权威的合理性丧失了。社会控制的理性权威同时消失。社会合作的亲和力也沦落了，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里虽然管理阶层大力提倡家国意识，但社会底层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树立家国意识的核心根源！庞大的社会底层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食不裹腹的，他们对于自己权利的主张不会有人真正在乎与关注，他们的一切只能依靠自己，他们也只能维持一种最低等的近乎动物般的卑微的生活水准。要求这样一个大众群体对这个政权的上层阶层有忠诚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无论上层的政权更迭如何频繁，无论这个掌权者的身份如何不尴不尬，甚至就是一个白痴，他们也只是过着自己简单而清贫的生活，绝对不会谬然掺与其中。不仅仅是社会底层最庞大的群体不会参与，即使是士阶层的绝大部分对最高层的更迭也事不关己，所以我们的政变常常是少数几个人的争斗。鸦片战争时英军进攻广州城时，给英兵印象最深的是珠江两岸黑漆漆的数十万沉默而奇怪的民众，他们看着大清的官军被英人打得落荒而逃，好象就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好玩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