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的古典政权是以暴力为控制的基础，那么掌握暴力的象征——军队就成为掌握政权的核心。毛泽东有一个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是对中国政治的一种形象表达。吴思是现代著名思想者，他的潜规则在学术界可谓无人不知，他就说：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是一切规则里面的元规则，首屈一指的规则。
但是古典政权的合理性认知容易被一小部分人的控制而变形。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就是著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手里所握有的天子这一个筹码，为他扫清六合、击败竞争对手可谓居功至伟。一个仅仅名义上的合理性就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助力，这就是社会控制的力量所在。但是天子并不愿意充当权臣的傀儡，他们需要自身控制军事力量，握有了军事力量，天子的安全性才能得到保障，这似乎是当然之义：所以宋昌会在文帝入主汉室之后被一个被任命为接替禁军的首领。因为皇帝会将控制军队的职位任命给自己最信任的人。这样一来，军队这个庞大的合作体系事实上就为文帝本人所控制。
在这里，我们必须努力理解社会控制。文明体里的孤立的个体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哪怕他是一个力能击猛虎的大力士，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剽悍的个体站在一个弱不禁风的另一个个体的身旁，听他的指挥，如果仅仅从力量而言，这一个弱小的个体也许十个也顶不上剽悍者一个，但事实是这些剽悍的个体却臣服于力量相对他而言反而弱小的个体，这就是人类社会合作体系构建的奇妙之处：个体是因为他具有不同的社会位置而有力量的，并不与个体自身绝对力量的大小有任何关系。居于皇帝地位的个体常常是弱不禁风的，但他在文明体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力量，每一个其他个体都必须臣服于他，谁胆敢对他表示异议，他就会面临其他合作体成员的惩罚。这里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某种合作规则，同样体现了形而上的力量：大家共同认可某种形式的社会规范与等级秩序，在这样的秩序里大家对每一个个体的适当行为方式有着复杂的对应规范来界定。皇帝与他身后保镖的行为规范是不同的：保镖的职责就是责无旁贷地绝对地保证皇帝本人的人身安全，这是他的社会职责，如果他履行了这样的职责，他就会得到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也会从这种职责履行中得到他必要的个体收入与相应的社会层级。这是一个社会必须具备一定稳定性的前提条件，也是一个社会内生秩序的核心要义。
我们会发现社会秩序的某种内生的意义：每一个个体都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皇帝、宰相、大将军、六部尚书、太守、县令、官吏、士兵、农民、工匠、商人、奴仆等等，任何社会里个体的适当位置都会有一定的稳定性，个体不会一觉醒来发现他突然由一名制金的首饰匠变成一个郡的太守。太守也不会突然发现手下的官吏拒绝执行他的命令，除非他的更高的上司行文到此罢免他的职位。每一个个体都清楚自己的社会位置，其他的个体也明白某一个个体的恰当身份。这作为一个个离散的知识储存于相应的个体的头脑，是社会秩序生成的首要条件。我们常常听到二个陌生人的寒暄：兄弟在哪里高就啊？其实表示提问的人不明白眼前人的具体职业信息。如果他说，哦，小弟不才，忝为吏部侍郎。他立即就会明白这个人相应的社会地位。一个农民不会突然跑到太守的大堂，提出要坐堂审案。一个太守也不会谬然跑到某一个当铺柜台，推开其中一个柜员，要求干干小职位的勾当。每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清晰明白就会产生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其中一个个体逾越自己的本份而行事，不仅他自己会觉得异常，其他人也会侧目而视，把他视为一个妄人，社会公义应运而生，阻止他的非份之举。一个士兵清楚他应该听从谁的指挥，一个职位较小的军官清楚他的顶头上司，一个将军清楚谁可以命令他做事……这样层层的社会架构，从底层往上溯，最终文明体可以用一个个体来对整个的共同体来进行实质性的控制，这一个个体就是至尊无上的皇帝！
皇帝的力量源泉就是处于他的层级下端的个体对他个人的服从，同时他层级下端的个体里同时还有比他们层级更下的个体的服从，而那些更下的个体当然还有更多的更下层的个体的普遍服从，这样一层层的从上而下，最终传递到社会最底的层级，整个社会层级体系构成了，纵向与横向的层面里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社会理性形成了，每一个个体都明白在这样的关系里他该服从于谁、指挥谁、与谁处于平行的关系以及其他更多的更复杂的社会关系……由于这是文明体里某一个时刻每一个个体所拥有的行为恰当性方式的知识，如果其中某一个个体突然想改变这种已有的秩序，期待文明体里一种新秩序的生成，他会立即发现，其他个体对他意愿的拒绝与反抗，甚至他原有的地位都会因为这种觊觎而遭到动摇！改变现有秩序是十分艰难的，因为他是当前文明体里所有个体日常生活的行为指引，是一种已经得到普遍遵守的社会内生秩序！社会必须依靠这样普遍的对个体恰当行为提供指引的知识体系的覆盖来构建一种稳定的行为关系，这样的行为关系当然构成一种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而这样的格局之中，利益受益方有充分的动机维持这种现有秩序的不变，并且通过广泛的合作方式来限制或阻止那些对既有秩序进行改变的企图。
军队的暴力方向的指向不是由士兵来决定的，而是由军队里最高的层级——将军决定的。这一点皇帝是十分清楚的，将军是否听命于皇帝决定了军队这个庞大的暴力组织的行为指向。所以皇帝任命亲信担任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个庞大的暴力组织的归属事实上是政权的归属。汉朝时代我们常常会发现宰相并不是国家行政系统的最高权力者，而是握有军权的大将军，而大将军常常是由太后的娘家人来担任的。因为皇帝如果说依靠谁更可信的话，当然太后是不二的人选：如果母亲都不相信，想不到皇帝还可以依赖何人？跋扈将军就是太后的娘家人，王莽也是太后的娘家人。东汉后来信任的是太监，唐朝中后期常常使用太监监军……这都是因为皇帝需要对军队实行实质性的控制，如果皇帝不能有效的控制军队，即使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十分强大，对于皇帝来说，也是没有用的，甚至是一种威胁。岳飞之死就在于，他没有明白一个再有实力的将军，他的第一天职是听从命令，尤其是这个命令来自于皇帝。象文帝视察周亚夫军营的际遇，周亚夫没有得到事后清算可以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有人说是宋朝积弱不振的根源，但对于皇权来说，手握重兵的将军是时刻指向帝王后脑勺的一种深刻威胁，必欲解之而后快。中国历史上能够有效控制国家的皇帝并不多，而失去对国家有效的控制本质上是失去对军队的有效控制。这样的制度设计注定皇帝将军队将领的忠诚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军队作战能力的强大并不热衷。皇帝很难授权一个有强大的军队驾驭能力的陌生人来控制他的军队，相反这样的能力极强的将军反而是皇帝首要的猜疑对象，是对皇帝形成实质危险的对象，当然这样的将军所面临的风险也与他的能力成正比！这是中国古代军队战斗力欠缺的必然原因。一个貌似强大的帝国，一个数量惊人的军队，常常是不堪一击的。明朝军队早期对沿海海盗剿灭的乏力就是生动的证明。同样的朝代，在北方边疆陈兵百万，却在满人面前溃不成军，同样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的古典文明时代，在对军队的战斗力与控制力之间常常陷入一种尴尬的二难选择：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对军队的控制而放任战斗力的衰落。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是这种由上到下的社会管理技术里皇帝个体绝对的行为方式。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文明体的安全需要一支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但皇帝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却需要一支必须由他实施绝对控制的军队。绝对由皇帝控制的军队的那些指挥者常常不是有能力高效整合军队以形成强大战斗力的个体，军队的战斗力就由此大打折扣。当然这样的例外还是存在的：如汉武帝时代的卫青与霍去病。而同样是武帝时代的名将李广，他的数奇与悲剧命运更多的时候在于他并不为武帝所信赖。我们以后在社会控制里将会进一步阐述个体情感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事实上中国古代帝王对军队的控制就是帝王本人的情感与社会理性对军队要求所产生的强烈冲突，这种冲突结果是皇帝的情感获胜。军队所要求的战斗力这种社会理性因此让步，导致的是我们的国度除了偶露峥嵘外，大部分时间里事实上是兵弱国削的。一个表面强大的国家里，常常有着一支战斗力十分孱弱的军队，就是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体里当然的风景，这是制度与人性碰撞的必然结果，我们不必有任何意外，也不必徒作历史的浩叹。这样的屡屡出现的社会结果，正是我们对这种古老的社会控制技术作制度层面的深层反省的必要原因。历史的真象就是人性的真象。理解了人性，就是理解了制度必然后果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