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的中国文献，对于社会底层精神生活的解决方案似乎是缺失的。其实作为人类文明体的成员，无论其本身所处的社会层级如何，精神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需求。也许那些思想者都把更多的目光瞄准了社会精英阶层，也把宏大的视角对准了社会显性的对抗现象，如战争或底层的生存资源匮乏等。也许先秦时代的恶俗娱乐应该就已经为社会所侧目，毕竟孔子离开他的母国的一个原因似乎与歌舞妓相关，这一定不会是那种端庄的舞蹈。平民当然对这样的通俗娱乐更有兴趣。先秦诸子里墨子是公开非乐的，墨子似乎把人的需求视为只需要吃饱穿暖就行了，其他一切都属于浪费行为。当然对于一个普遍匮乏的时代，这样矫枉过正的方式是不是对于贵族阶层酒池肉林的奢侈生活的一种反动。总之在我看来墨子主张的生活与猪的生活差别无几。
先秦时代的平民的生活究竟如何，似乎已不得而知。但匮乏的基本特征应该不会离谱。这样的生存状态对于底层的民众而言，信仰其实更加重要。但是在所有文明型态里，中华文明的世俗特征是尤其明显的，即使存在鬼神信仰估计也和今日大家到佛家庙堂里烧香祈福的差别不大。殷人尚鬼，他们的甲骨文里留下的多半是卜辞，无非是对于无法决定或变数较大难于把握之事寻求一个好的结果，也许还是对于犹疑不定的事情的一种决断。易在十翼成文以前，更多的是一种预测之术，可见古代中国鬼神信仰还是有的，但与印度、近东与欧洲的那种系统的对生命前世、今生与来生的一个持久解决方案的宗教信仰差别还是明显的。中国很多的民间信仰都是追求现实的幸福与福祉的，后来佛教传至中国，经过漫长的演变，也变成了中国特色，当然那种灵魂转世与来世升入天堂的信仰得到保留，但是普罗大众更多是追求世俗生活里的愿望达成。今日许多寺院香火兴隆，信众庞大，人流如织。但真正在世间行善者却难以说清。即使是庙堂高僧，更多的看重那些施主们施舍，很多寺院成为一种现代意义的公司，佛教徒里多有创造就业机会的青年学子……至于真正读过几本佛经的僧侣，已经越来越少。一笑。
作为人类的一种独特需求，信仰在文明体里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特征，对于唯物主义盛行的现代中国人来说，仿佛那些前世今生都和统治阶层的欺骗密切相关，是一种欺骗落后民众的手段，对于虔诚的信徒视之为愚昧，以怜悯的目光对待他们，哪里知道真正需要怜悯的恰恰是他们自己。如果不对人性、人类文明体文化价值的意义所在以及生命本身的短暂与命运无常的深刻理解，就难以对人类个体的信仰需求产生理解。当人类没有能力将他们的公平与正义的文化观念在社会进行广泛的实践时，信仰对于个体生命的福祉就显得非常重要。对于一个宗教信仰者而言，他们有一种更长的时间视角来探索个体生命的幸福与归依，当人类没有能力从世俗的世界实现公平与正义时，上帝的无所不能与无所不知的智慧能够弥补这样的缺憾。个体此生的缺失将有望在更长的时间跨度里，在灵魂不断的转世的过程中得到上帝的怜悯与补偿。这样的思维本质上和今天的劳动获得明日的报酬一样，只是时间上的差别不同而已。是的，我们似乎能够看到今日的劳动报酬在明日应验，但是谁能否定：此生的信仰不会在灵魂的转世中得到更加丰盛的回报？这是信仰的思维基础。这种思维基础与人类的智识同样相关。因为只有人类会产生有目的的行为：他们的投入与回报常常是有一个时间差的，不象动物，总是即时就得到投入的回报。信仰的回报是寄望于更遥远的将来，由更高级、更无所不能的上帝来掌控，而这个上帝是唯一的、永恒的、慈祥的、公平的、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
从抽象的价值角度而言，具体的物质实存的价值是很容易得到认知的，比方说，一幢漂亮的别墅，一辆高级小车，一幅精致的油画，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中国人非常容易判断这些具体的物质实在的价值，并且极快地从它们的价格上得出世俗的价值高低。我现在很少和朋友谈论形而上的观念，一次一个朋友坦率地说，只有象袁隆平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对人类有贡献，他的杂交水稻解决了多少人的吃饭问题。至于哲学，有什么用呢？我无言了。在一个国内颇有影响力的电视访谈节目现场，一位企业家就公开认为哲学是无用的。这符合中国这个世俗文明的直观认知：我们是感性的，能够从很多具体的事物中悟出一些抽象的道理，但绝大部分人不能对那些纯粹由抽象观念进行推演的知识在人类社会的无形作用构成清晰的认知，这也是我越来越孤独的一个重要原因：无法与人有效交流形而上的力量所在。这也是信仰不能被我们民族大多数的思想者所理解的深层原因，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人类的观念，执着于追寻上帝的存在与否，就象中世纪的哲学家，努力通过人类的思维推理过程来论证上帝必然存在一样。在天涯网上，一位有一定影响力的儒家推崇者就发过一个贴子：“先问有不有，再问信不信。”就是质疑上帝的存在的。看完这个标题，我只有轻轻的叹一口气。
即使一颗钻石的巨大价值能被相当多的国人所认知，但也不能就此做出判断，他们对抽象的价值就构成了真正的理解。他们更多的是从这颗钻石的世俗交换价值里认知到钻石的外显存在价值的：即这颗钻石如果卖悼的话，可能换来的世俗的物质多寡或干脆就是货币的数量多少。比方说，我曾在网上看到一幅文革时代的批斗图，众多僧侣被一群年轻人押解着弯腰站在高台上接受批斗，他们身体上悬挂着沉甸甸的纸牌，上面的标语是“佛教经典全是放狗屁”。一个信仰本就稀落的民族，再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传统进行推残，这个民族里大多数个体的行为底线真的就是孔子所判断的“民免而无耻”了。
对于信仰，对于未来的世界，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这样的形而上的存在，我们的国人其实从来就不是强烈的，即使是职业僧侣阶层，他们也更多的体现与西方世界信仰者不同的世俗特征。当然我们并不能排除西方信仰阶层里世俗成份的存在，但至少他们对精神追求的愿望要比我们强烈得多，这种精神追求曾经极大的限制了欧洲中世纪文明对世俗生活的态度。这种对世俗追求的限制同时使得欧洲的活力受到窒息，欧洲因此将那个时代称之为黑暗的时代。欧洲的活力是世俗生活得到激发之后而井喷而出的，其源头肇始于文艺复兴：世俗生活的追求是从对世俗的美丽的欣赏开始的。而当宗教改革，即个体信仰的自由从神父这些代理人那里得到解脱之后，自由的空间极大的拓展了，于是知识得到发展，人类现代文明由此生根发芽，并最终成就为瑰丽大厦。
佛教源自印度，但真正的辉煌在中国。这是中印之间文化交流的盛事，也是人类文化交流的盛事。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令人望而生畏，当然也涌现出一大批的佛教高僧，他们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功不可没。这些是佛教文化研究学者们精耕细作的传统领地，不容我来置喙。但是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却发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普通大众其实是基本不通佛经的，他们有一种方便的法门，就是只要念叨“阿弥佗佛”这四个字就行了，佛佗就会保佑他。而对于知识阶层而言，他们也没有必要头悬梁、槌刺股地去阅读海量的佛教典籍，而只要有足够的智慧来顿悟就可以成佛。这成为中国二个最大的佛教流派。前者顾及到了一般底层大众的认知能力，后者在对知识阶层的智识层面适当照顾的同时，也考虑到他们为信仰付出的意愿……总之，最大的信众层面是第一位的，信众的惰性被充分体谅，门坎被充分降低。
一旦信仰之门被打开，我们就会发现，东西方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即最底层最容易被吸引。这既有底层知识匮乏的现实情况，也有底层更少社会支持的深层原因。知识的匮乏使得他们对神秘力量的存在更加坚信，同时对佛佗神通广大的不断传诵更容易使这个阶层虔诚地相信。而缺乏社会支持的民众更容易从神佛的力量里寻求一种精神的寄托：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成为中国流布最广的一种信仰。除了神的公平与正义之外，中国底层百姓已经习惯了被欺压与被掠夺的命运，除了信仰这唯一的慰藉之外，他们在这个世间里唯一的遭际就是苦难、苦难与苦难，那么信仰对他们来说，其重要性当然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我们对国情有充分的理解的话，那么对于我们传统信仰的这种世俗特征，我们就必须保持一种宽容与理解。社会的底层无法指望成为精英的知识阶层的任何援手，他们是孤独的，苦闷的，无助的，无知的，现实生活的希望是渺茫的，可以追求的物质的前景是逼仄的，那么除了寻求万能的神佛的怜悯之外，他们有什么样的社会资源可以求助呢？这里似乎同样可以与西方文明里信仰对底层的支持画上等号，正象易所言，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人类文明的演进其实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除了观念的名称差异之外，它们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并无二致。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他们所有的是同样的人性，他们开出的解决方案存在殊途同归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