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传统中国社会的主导阶层。对于这个阶层而言，他们似乎占有了一切的荣光，也消耗着这个社会大部分的资源，享受着与农工商不一样的特殊的权利——包括一定程度的司法赦免权。当然士阶层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因为他具备一定的开放性，并不是世袭的阶层，而是以知识为背景的自由进入阶层，因此具有某种程度的活力与适应能力，能够在不同的时代与社会进行相应的调适，从而保持自身知识体系的某种包容性。但是士的价值判断体系是一个相对静态的知识体系，源自于先秦时代中国圣人周公与孔子以及后进曾子、子思、孟子、荀子、董子等诸多儒家先贤。这些儒家先贤以个体追求道德生活为目标的生命解决方案为核心依托，进而为整个社会构成和谐合作的庞大责权利差等体系构建成一个首尾一致、天人合一的完整自洽的精致的逻辑体系，从而为整个文明体和谐有序的演进提供了一个复杂的价值判断平台，依托于这样的价值平台，对于社会个体行为恰当性提供文化解释与寻找冲突双方矛盾化解的合理性依据。先秦时代孔子教育弟子的主要文本与技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当然还包括史籍、易、诗等文本的阅读。孔子自己就亲作春秋，对于以鲁国历史为主要背景的春秋时代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文化价值判断，笔则笔，削则削，他自己就感叹：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可见孔子本人对文化判断的艰难是有清晰认知的，但孔子又是极端自信的。他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他的文化观念可以“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当我们理解孔子的合理性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理解圣人的困惑。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合作的合理性力量源泉的认知是有缺失的。他们无法认知到社会进步的源头是人类知识的拓展，而知识的拓展依赖于文明体所有个体的共同努力。而这种知识的拓展则需要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拥有自由运用知识的边界的界定方式：这种边界的界定是动态的，必须依托于文明体合作效率的理解与充分的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信息对流，因为只有充分的信息对流，文明体里的其他个体对某一个体通过追求知识以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合理性认知作出恰当的判断，并且对于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建立理解，从而使得这种个体与社会互动的边界得到坚守或恰当的调整，社会因此健康有序地演进并且一步步迈向更高程度的文明。这样的良性互动的开放性社会结构无法在儒家的认知体系里得到恰当的诠释。这种儒家自身的局限性对于古典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由于其对社会管理调整视角的差异而无法从实践层面的信息反馈中得到系统的理解，因为个体的行为调整依赖于个体自身的道德自律与追求更高社会认同的精神述求，是离散的，具体的，也是可以从一个个社会事件中得到清晰认知与社会共识的，这同时也是士这个阶层鲜活的社会实践里印象深刻的感性体验，是他们由此发挥自身文化价值判断的知识发力之所寄，也是他们荣光所集。所以他们努力对个体行为违背社会理性的道德否定不仅是一种感性的必然，也是他们知识体系由此发挥社会功用的必然，更是他们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途径，所以指望拥有这样一种知识储备的士阶层从全新的层面来理解社会冲突的源泉与建构全新的社会解决方案不仅不现实，也是对他们自我认知的一种根本否定，他们由此将丧失树立他们社会层级优越性的知识体系的正当性基础，在人性的层面上就行不通。
这里的阐述相当晦涩。也许必须通过接下来对个体社会行为背后的信息机制来建构理解。尤其是对于象士这样的充当社会公平保障的阶层，他们的社会理性一般要求他们的中立的身份。但是个体的中立原则受制于许多复杂的社会其他个体的压力，每一种压力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述求。当士面对这样的社会压力时，表现在他决策时刻所拥有的与事件相关的独特信息，这些信息本身具有离散性、隐蔽性以及导致社会利益走向的歧异性。这些信息并不是事件本身所拥有的，而是事件相关利益人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所希望的利益走向结果……决策的个体将无法避开这样的信息，并且他未来的福祉将与事件判断时倾向的某种利益走向产生千丝万缕的关联，这样的关联导致个体行为的错位。社会理性将在这种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得不到有效的信守。这是古典文明里时刻上演的社会悲剧。衙门大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样的谚语折射出来的社会对士阶层们行为方式导致利益与社会理性的分道扬镳，正是士阶层们面对自身社会合作位置与上进途径以及坚守社会理想的矛盾的最终选择！
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为这种士阶层所处的与社会理性不相容的整个官僚阶层群体追求自身利益而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驰的负向合作的一种高明的信息阻断技术。这种技术大大的削减了社会管理阶层在充当中立角色时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将可能导致事件结果走向的冲突双方的信息对流置于同样的平等的对话平台之上，而决策依据也成为一种冲突与调解三方都以此为据的公共文献，并且冲突的事实与公共观念的文化合理性的衔接构成的一种是非曲直的判断也成为公共文本，成为社会大众随时了解与判断的公共资源，这样就极大的压缩了充当调解人角色的个体的操作空间，并且相应的追究机制同样与这样的信息披露机制相一致，社会理性得到极大的信守，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成果，是消解社会文化冲突的利器，社会由此真正迈向理性发展的途径，个体福祉得到大幅度提升。
士的非世袭特征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性的显著外在表征。也是中国古典文明里社会总是保持某种生生不息的活力的制度保障。社会的流动性容易给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提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希望。虽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方式所留给社会的流动性本质上是涓涓细流，但正是这涓涓细流给了一切个体以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命运成为中国这个文明体里的主流价值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社会广泛流传的认知，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荣光之所寄，哪怕是象孔乙己这样的落魂知识分子，也在内心保持某种程度的知识分子的尊严，这是千年历史传承留在他们心里的唯一慰藉。当士阶层成功地走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践履他们的文化理想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一种强大的社会合作阻力妨碍了他救世济民的理想的实践。这种阻力是无形的，是在复杂的实践层面通过不合作或消极怠工来达到，或者干脆通过错误的信息传播来扭曲最初的社会理性，达到追求个体利益的目标，这正是王安石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而在儒林外史里，吴敬梓更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古典时代知识分子的群生相，这样的群体生态描摹不会是作者的凭空杜撰，更应该看作一种社会现实的生动映照。这样的群生相里，失落的正是儒家所应该坚守的社会理想，而大行其道的正是世俗的享乐与安逸。吴敬梓向我们揭示了古典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猥琐与堕落，但是并没有清晰地昭示这一个群体牟取个体利益的技术手段，也许这超出了他的知识储备，我们不能苛求于他。
我无法对中国的古典知识分子产生好感。即使那些众口推崇、地位不俗的所谓成功人士。除了他们思想层面偶然的真知灼见之外，这一个群体其实与社会底层的更庞大的群体的行为方式没有本质上的二致。每一个个体其实都需要一种平常的视角去省察，即使他凭藉自身的能力与机缘凑巧，爬到了人类层级的最顶端！他们同样是食五谷杂粮的人类个体，他们的悲欢离合与爱憎情感都与普通人没有二样。这样的认知是需要的。没有这样的认知视角，人们便会惴惴不安地凝视着远处安祥而坐的那个端若天神的人物，悄悄地询问旁人：请问牛顿先生要不要吃饭呢？
每一个个体当他融入社会里的某一个位置，通过这个位置来为社会提供服务并得到他相应的社会收益时，他就会把这一个位置作为他牟利的渊薮。如果他向社会提供的是产品，这种产品粗制滥造带给他的利益更多，他就会粗制滥造。但如果产品精良使他收入更丰厚，他就会努力使产品更精良。如果个体处在社会公平的裁决位置，他同样有这样的选择冲动，保证社会公平如果使他有更高的收益，他就会努力让公平得到实现，如果倾斜公平是他更高的利益所在，那么他就寻求使公平被扭曲的适当的技术手段。社会管理无非需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产品生产者提供的是质量过硬的产品，服务提供者是优质的服务，公平保障者有努力维护社会公平的意愿。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恰当的利益保障机制与违背社会理性时的惩罚机制来达到。但是我们发现每一个文明体里都存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但是假冒伪劣产品依然盛行，服务质量低劣随处可见，公平被践踏更是社会所有成员的切身感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与社会理性公然背道而驰的歪曲呢？个中深刻的人性机理与社会负向合作的技术手段何在呢？这是思想者所面临的强大挑战。让我们慢慢地从社会的实践层面去梳理，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