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文明体理解为一个庞大的合作体系，那么在这样的大合作架构之下存在着许许多多更小的合作机构。每一个合作机构同样出于合作体里不同个体的不同需求而产生。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合作机构是出于文明体整体的需要，如军队、税务局、警察局、外交部、教育部等。这些机构的出现一定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对于满足社会需求的一切机构，从微观上考察同样是一个合作体系。不同的合作体系在社会这样一个更庞大的合作体内和睦相处，彼此相依，相互满足，和谐发展，社会由此在一种稳定的秩序下顺序推进，文明不断地演进，一切技术、知识也在这样复杂有序的合作机构里产生、发展并演变，并产生更新的技术、知识，人类对自然界与社会的认知同步提高，生活福祉也得到相应的提高。这就是人类文明体在一种复杂有序的合作氛围中整体推进的过程。
对于整个文明体合作效率的认知会有哪些核心维度呢？如何认识这种效率的高低呢？如果相关的维度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那么如何保证这样的维度之间在什么样的平衡中得到最大的合作效率？这样的抽象认知确实是思考文明体合作效率的思想者必须清晰解决的重要问题。只有对这样的问题在思维层面厘清了，对于制度调整与个体行为恰当性上的的认知才能得到理解，社会进步的合作方式的合理性才能成为文明体里的共识，整个文明体里公共管理的合理性认知才能成为所有成员心服口服的形而上观念。所以如何梳理庞大文明体的整体合作模式，为大合作架构下抽象的类行为规范提供文化合理性解释，是所有文明体里文化观念必须提供的答案。而对于现存的文化观念答案进行省察，并且从实践层面对于这样的观念与社会实践以及制度面前个体的技术手段的相互印照，将对社会管理技术的效率构成认知，这样就为相应的社会管理调适寻找到合理的文化依据，并据此而推演社会管理技术的合理与否，从而使文明体达成某种消极社会实践后果的最优调整是管理层面还是个体层面，这样为整个文明体制度演进开辟了一个弹性路径，而这正是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最难推进的领域。
这样我们就可以推开人类世界有过什么样的合作模式的实践，而首先从一个静态的理想合作模式的建立方面建立一种最优合作体系的文化观念的思索，这样的思索将使理想的文明体合作模式成为一个认知模本，然后用这样的模本来印证现实世界里曾经存在过的文明体，将二者进行比较，通过一些局部合作体的资源配置与人员配置以及相关技术手段进行比较，就可能找到现实世界制度层面对于文明体合作效率阻碍之所在，从而为找到真实文明体世界里的调整方向奠定认知基础。这样的思维方式当然同样是从现实世界里复杂的合作实践里抽象出来的，并且这种抽象同样借介了人类文明体里复杂社会实践里个体的行为方式以及这些方式产生的人性基础及相应的社会后果的积极与消极性等错宗复杂的认知现实。
但是凭空而对整个文明体的合作效率进行抽象推演是艰难的，因为我们面对的现实情形是合作体已推进到了相当的规模，这相当规模的合作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现实成就，当然也有某些消极的社会后果是大家所公认的。由于社会合作是一种联动的方式，所谓抽一发而动全身，而这种巨大的合作成果与相应的消极因素是合作这枚硬币的二面，彼此依存，共生共长，因此要将这些合作成果从合作模式里与之相应的制度与个体行为里建立抽离出来的理解，并且在制度演进的设计中保留下来，成为共同体的合作经验，并且以知识的形式传承下去，同时也将某种制度与个体行为方式导致的消极社会后果同样作为共同体里的教训知识传承下去，并且在以后的制度设计与个体行为方式上努力避免这样的行为，本质上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因为随着对人类文明合作方式理解的推进，我们会发现，一种行为可能会产生某种社会利益，但同时会导致某种消极的社会结果。如果我们想避免这种消极的后果，会发现它所带来的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也同步消失。人们很难发现某种行为方式只有消极的一面，没有积极的价值。同样一种普遍的具有积极价值的行为方式也一定会伴随着相关的消极的人类想避免的因素……收益与成本同时存在，不可分离。这是对人类文明体许多复杂行为进行分析思考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如果要保持某种收益的存在，文明体发现只有这样的有限选择：在努力保持某种行为的高收益的同时，如何使其成本同时降到最低。这对于制度的设计是一种艰难的挑战，它彰显的是一种人类理性能力有限的现实，人类自身在进行社会管理时，没有上帝那样的全知全觉的视野，也没有那种对未来发展方向对自身有利还是不利的知识储备。在很多时候人类会发现，他们的某种社会实践的显性的收益会导致漫长的不可知的消极后果，而这样的后果对于人类得到的收益而言，是更为严重的成本，这样随着认知的推进，一种本来认为有利的行为被实践证明是得不偿失的，不得不遗憾地放弃。这就是人类对自身认知错误所付出的代价。从对人类历史的考察来看，很多的时候人类的文明就是一个在错误的认知中不断推进的过程。人类的一切进步本质上是对昨日认为的适当行为的一种不再正确的新认知。人类就在这样的错误中艰难前进的。我们对文明体的演进的观念必须树立这样的视角。
人类的理性永远是有限的，但是人类不可能对事物在进行彻底的认知之后再采取行动。如果这样的话，也许人类将无法行动。因为人类没有能力对事物的认知达到完全、彻底与正确的认知。人类只有在有限认知的前提下开始行动，把某些不可知的因素付诸自然与命运，当然这些不可知的因素既有可能对人类带来消极的结果，同样也可能与人类的意愿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甚至于带来超过人类自身预期的意外之喜……这样的结果都是可能的。总之，人类必须有所选择，有所行动，不能因为结果的某些不可预期的因素而放弃选择，放弃行动。人类甚至发明一种更高明的技术来指导这些未知的行为：预测术。这样的技术出现在所有的文明体之中，差别仅仅是方式的不同。或者是凝视天空那些遥远的星座，或者是对某种视觉符号的关联探索，或者对一些动物行为的神秘联想……这样的对行为可能结果的预测从心理上来弥补人类认知上的缺失，并且坚定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从而为探索与征服自然提供一种更高级的精神力量，而这样的力量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创新力量，是人与动物产生核心分野的行为方式，也因为如此，人成为这个星球上真正的主宰。人不会因为未知的世界的某种不确定性就放弃他们的探索历程，也不会因为可能的消极后果就停止他们向未知领域的进取之旅。他们努力减少不确定性，同时也承担这种认知缺失所导致的消极后果。
人类自强不息的探索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他们对宇宙、自然与人类自身构建了大量的确定性认知，这使他们更加强大，也更加自信。但是人类并不满足于自身所取得的成就，因为在这样的广泛探索过程中，他们同时也对自身所面临的局限性得到清晰的认知。他们在努力调适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也更在努力调适文明体内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这样的调适本质上就是为追求更高的合作效率，以更大范围地满足文明体内生存的个体的幸福的。这样的调适当然需要知识的指引，而这样调适的知识指引当然同样来源于社会实践。不断地将社会实践的结果反馈到文明体的最高层面，反思这些社会实践与个体的相互关系，理解这种关系所导致的合作效率的优劣，进行适当的调整，是每一个文明体所必然的选择。而这种调整的效率高低依赖于这个文明体内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合作效果优劣的认知，以及导致这样优劣结果的人性选择的认知，这样的思维成果将成为合作体的公共知识，为合作体里制度的实践与调整提供知识指引。
当然这样的思考必须存在恰当的思考起点，以及行为方式与制度互动所进行的社会自然演进的力量源泉，这样的力量源泉的认知必须符合真实的文明体世界里个体的自觉选择。因为只有相符的力量才是现实世界里真实存在的力量，才是个体选择的内在动机。相应的调适措施所推进的社会后果才会与思想者在书斋里的思维保持一致，而不仅仅是一种空想。这对思想者的挑战是严峻的，因为他的思想成果所引用的人性力量如果与实践不符，而社会没有认知到这种知识的错位而错误选择这种成果来调整相应的制度与人的行为，其后果可能相当严重，就象有人对共产主义实践的批评一样：我们渴望进入天堂，结果发现来到了地狱。思想之旅所带来的这样的极端严重的社会后果，对思想者本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打击：他的良好愿望不仅没有实现，反而使社会为他的空想付出惨痛代价。没有比这样的悲剧更令人痛心疾首的了。所以一种正确的思维起点，一种准确的人类演进力量认知以及相应结果的一致性，是检验思想者思维成果的三个重要节点。这三个节点都必须保持思想与实践层面的一致性，思想者的成果得到认知的共识才会提高。
这样的思考起点何在呢？要引入什么样的观念来构建人类文明体合作体系的思维起点呢？让我们尝试引入一些核心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