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在社会的职业位置问题主要与职业位置所要求的知识技能有关。人类文明体里的每一个职位都存在外显的知识与技术要求，无一例外。而这样的知识与技术必须有一个学习过程，其进入程序相当复杂，视情形不同而不同。也视某职业的社会重要性而定。一般而言，社会重要性越高的职业，其对就职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就越高，对其知识与技能的要求也越高，这是一般的情形。但通常还有一个激烈的竞争过程：并不是具有某一职位所要求的职业知识与技能的个体就必然可以在社会中得到该职位，他们还会面临一个竞争的问题。职业所提供的社会地位越优越，收入越丰厚，对于该职位的竞争就越激烈，对于尝试进入该职位的个体的要求就越高。比方说中国古代的管理阶层，是社会地位最高的阶层，这样的阶层的进入就设立有极高的门坎。他的职位空缺的填补并不是公开向社会招聘的，而是定期公开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考试制度以确定该管理阶层的进入人选，一旦该团体某一个职位出现空缺，即由该职位下一层的具备相关工作经验的个体通过升迁的方式填补，而该升迁者同样由其他比他较低的个体通过同样的升迁途径来补充，直到这一个群体的最底层，则由通过了复杂而严格的科举考试并且在相关单位有过一段时间见习经历的个体加入。一个严谨的人力资源配置网络就这样有序形成。这样的人才选拔制度与我们早期的社会官僚控制体系是我们这个文明体对共同体进行有效控制的利器，到今天还为许多学者所津津乐道。这样的人才选拔方式由于其对整个社会的开放性与透明性而备受欢迎，并且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可用人才，而且由于官僚管理阶层是社会地位与收益都显著高于其他群体的阶层，导致精英向这一个阶层集中，也使得精英阶层为了成为社会管理阶层的一员，就自觉地学习这个阶层所必须熟悉的基本文献，这些基本文献因此成为社会最重要的知识体系，而这样的知识体系同时也对社会相应的差等秩序提供了一种源自天地、宇宙、自然、皇帝、宰相一直延伸到最底层的奴仆阶层的解释原理，这样的原理成为所有读书阶层当然的对世界的认知方法，从而他们对现有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保持深信不疑的态度。这样的认知不仅是他们对世界理解的知识体系，更是他们获得高于其他阶层特权地位的理念利器，他们对这样的社会秩序具有强烈捍卫的冲动。由于精英阶层社会地位高人一等，他们在所处的家庭、家族与社区同样具有较高的地位，这与他济身精英阶层中的一员是分不开的，当然他同时与家庭、家族与社区具备某种先天的联系，他就自然成为一个小范围内的精神领袖，也是社会冲突发生时当然的威权与调解人。而他同样根据他学习到的价值观念来进行不同行为的合理性阐释，使社会矛盾消失于最初的阶段。由于中国官僚选择制度的公开性与透明性，导致这样享有社会地位的知识阶层均匀地分布于社会各个地域，从而起到了对社会稳定的作用。这也是中国古典政权虽然公平广泛欠缺，但依然能够保持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公共管理阶层的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成员更替的方法，解决了一个社会公平性的问题。但是对于相应工作岗位具体技术应用的效率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因为所有通过考试进入管理阶层的个体所掌握的基本知识技能是以孔子学说为主的一个价值判断体系，也是我们古典时代对社会理解与阐释的重要的文化观念。这一套价值观念一旦掌握，当他们走上管理岗位面对社会复杂现实情况时就具备了对于不同行为的合理性的判断体系，这种合理性的判断体系就是他们调解社会冲突的主要能力。当然新的工作岗位还有一些相关的具体技术知识，这些就必须在实践中进行重新学习。这样的制度设计在最初的时候是合理的，因为那时社会相对简单，官僚阶层走上工作岗位所需要学习的新的知识与他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叠的，这样他在日常社会生活实践中便自动地具备了这样的技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技术知识尤其是官场之间的上下信息传播技术越来越复杂，而这样的知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得不到有效的实践，一个仅仅具备儒家经典理论的知识分子，突然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便会发现他的知识储备不够，无法应付复杂的官场实践，主要在二个层面必须进行快速适应：日常行政工作合理性认知上的上下之间的微妙差异，这涉及到官方文本处理与谴词造句的工作，必须保证他的日常工作处理的合理性得到同僚与上级的认同。第二个层面是随着社会发展，官场成为利益的渊薮，但是在正当的合理的渠道上官员的收入是有限的，必须通过复杂的合作关系从社会最底层聚敛财富，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潜规则实现这种财富的再分配，以达到官僚阶层这种差等的层级系统里，个体职位高低与他相应的潜规则所对应的收入高低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而这种复杂的财富再分配潜规则并不是任意的，而是随着社会演变，从社会底层聚敛到的财富多寡而分配规则进行相应调适。这都是复杂的知识体系，新进阶层无法从日常社会生活的耳濡目染中得到真实情况。但是这样的财富分配体系虽然不见于正式的行政制度架构中，却比正式制度具备更大的权威性，个体官员如果违背了这样的规则，他的仕进之路可以说基本泡汤，严重的情形将面临丢官甚至于性命之忧。这一点的重要性为每一个走上官场的新个体所切知。当然如果这个新进个体还是处在官僚阶层的最底层，直接与底层百姓打交道，他就还面临一个更加复杂的技术难题：即如何从这一个庞大的底层群体里榨取更多的或者是官场传承下来的相应的财富数量，因为这一个财富来源渠道事实上是整个官僚阶层财富再分配的最重要来源。处在亲民阶层的官员即自然地担负了从底层庶民处获取超过正当税负的额外收益来供自己、同僚以及金字塔上层所有官员的分配。而这样的财富收取不能通过光明正大的方法来索取，因为不具备制度上的合法性。唯一的方法是通过具体行政过程中设置的时间、地点、交易方式、质量检测、运输费用、途中损耗、征集过程中的辅助人力工资、安保资金等一系列错宗复杂的名义来额外收取。而官员本人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技术手段，也没有这样的精力去面对千千万万的单独个体进行聚敛，因为这样方式聚敛的财富总额虽然庞大，但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的数量又是相对较少的，这样就会存在大量的繁琐的征集工作，必须配备相应的辅助人手，并且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各个辖区人口的递增，社会生产技术的进步，这样的收入同样水涨船高，而征集工作的难度也是同步增加的。这样社会与官员合作的吏的阶层就开始膨胀，并且成为基层聚敛财富的生力军。而官员个人的前途由于与这些财富聚敛休戚相关，所以他不仅只能依靠这一个庞大的吏的群体，而且还必须使用自己的权威来保证这一个群体的权威。
这种社会分工的持续发展，导致一个依附官场的师爷阶层的应运而生，这一个阶层原则上是辅佐官僚阶层的，他们的个人收入由官员而定，事实上是官员的个人雇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辅助东家顺利履行他的官场职责，一切正式与非正式的职责的履行都必须恰到好处，否则官员本身地位堪忧。而具体的行政技术越来越复杂，导致官员阶层对师爷的依赖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晚清时代，一个官员离开他的师爷可以说寸步难行。所以二者的关系甚至超越了雇与被雇的关系，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朋友关系。师爷主要处理官员在官场上复杂的文书往来，官员的上级即根据他上报的文书来判断他工作的称职与否。师爷的第二个工作就是处理官员本人所在位置上财富分配潜规则所决定的利益流向：保证官员上司所得的利益符合约定俗成的习惯，保证官员下属奉献的财富与官员本人的身份相当，保证官员下属工作符合官场认可的明规则与暗规则等等。师爷成为了晚清官员的重要拐杖，离开了这根拐杖，官员走路就可能跌跤。关于中国官场潜规则的问题与它事实上比正式规则更具有威力，读者可以参考吴思先生的名著《潜规则》，里面有着精辟的论述。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官僚阶层如何可以构建一种离散的、严谨的、保证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严格遵守的广泛的社会负向合作体系，并且让这样的合作体系具有比正规规则更加强大的力量，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手段其实是一种信息选择性传播与阻断方式，这样的信息选择性传播与阻断同时也使阅读者本人对下层事实的理解与这样的信息保持一致。这样下层的真实情形被扭曲了，一种伪合理性的认知成为主导阶层对社会稳定性的错位知识，社会崩溃的界线在这样的利益再分配格局中被缓缓地逼近，谁也不知道这样的边界在哪里，但是官员个体的可见的利益是清晰可辨的，最终整个文明体将会为这种社会利益边界的突破而买单，社会积怨如火山般整体爆发，文明体秩序失控不再能够恢复，一切规则体系失去正常社会制约作用。社会推倒重来，新的秩序体系在一个战胜的暴力集团主导之下重构。我们的文明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