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虽然有良好的意愿通过融入一定的社会位置发挥自身所拥有的知识与技能来为共同体服务并得到自己与之相应的报酬。但是由于个体进入社会的某一个位置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即他并不能通过单向的选择决定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服务与合作的位置，在个体自愿与竞争的前提下，还有一个选择与允许他进入恰当位置的合作方。那么合作方基于什么样的标准来对这样融入社会的个体进行选择，同样与社会公平与效率息息相关。
个体可能为社会服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先对此进行一种感性的认知，以知道不同的个体融入社会合作体系的相应社会规则。
一个老人在街角摆一个小小的摊点，出售自炸的油条。这是一种为社会服务的方式。经过老人摊点的人如果愿意，就可以向他购买油条。整个过程基于自愿的原则，一个愿买，一个愿卖。路人向老人购买油条的钱被老人积聚起来，去购买他相应的生产资料：面粉、油以及相关调料，当然还包括他烹制油条的工具如移动的三轮车、简易木架、铁锅等。除了这些生产资料的开支外，假设老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那么维持老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费用就必须从他收取的油条费用里支出。这样老人通过在这个街角里向人出售油条而融入了这个大的社会合作体系，实现了他生活的自给自足。当然老人能够在这个街角出现，必须依靠许多复杂的知识体系：油条的烹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的，这需要一定的知识技能，老人必须首先懂得这一技能，这是他进入这样一个服务行业的先决条件。服务的地点也不会是随意选择的，城市生活有其自身的规则体系，比方说面门是通常提供这些广泛社会服务的地方，但需要租凭与购买，二者都需要负担一定费用，而街角可能就免却了这些费用，这对于老人这样低技能的服务来说，如果加上门面的负担，可能就入不敷出，导致这样的简易服务不能发生。当然老人街角地点的选择可能同样离不开人类规则体系的限制，他必须在那些不妨碍行人交通的位置，同时这个位置必须满足一定的行人量，因为不是每一个过往的路人都会向他购买油条，而每一根油条所获得的利润是一个有限的数字，老人的日常生活维持所需的资源有最低的限度，如果低于这个限度，老从将无法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当然就不能再向社会提供这样一个卖油条的服务，所以要使这一个摊点能得到维持，每日向老人购买油条者的数量必须超过一定的规模，这样可以维持老人的再生产，最好还有一定的积累。这样的一个社会服务职位的产生并不需要什么高人的安排，它完全是一个老人基于自己的知识技能与社会对油条这种产品的需要以及他判断什么样的地点可能会有足够数量的购买者以及相关城市管理人员允许他在此从业等这样一些信息构成，他并不需要国-务-院的某次常务会议的审核与通过，甚至很多骑着自行车上班的个体在某个早上经过这个街角时突然闻到一阵异样的油条香味，于是停下匆匆的脚步，购买二根金黄灿灿的油条以作为简陋早餐，开始一天的工作。
这样的以个体单独服务的方式融入社会功能角色，并且谋得有限的生存资源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谋生手段，通常是一些技术含量较低、产品简单、投资有限、收费低廉的简易项目，比方说城市街边的擦鞋者、报刊零售点、挑着担子贩卖水果与蔬菜的的个体，路边自行车维修点，骑着自行车叫卖馒头的年轻人，修鞋匠等等。如果我们生活在现代城市中，这样的人就随处可见，并且时不时可能需要和他们打交道，比方说某一天家里的下水道管因为某种原因被堵塞，于是会在那些牛皮癣般的墙头小广告上寻找那些疏通者。如果哪一天到朋友家去串门，突然发现皮鞋脏兮兮的，便会在人行道的僻静处坐下来，享受擦鞋者的简易服务。或者年轻的恋人们在公园里安静地散步，突然发现一个卖玫瑰花的小姑娘，于是男孩兴味盎然地掏钱买下最漂亮的一朵……
这是个体融入社会服务的最简单的方式，也是相关规则最少的方式，皮鞋擦到什么程度算是合格了，这样的社会标准是没有必要出台的，相互交易的双方可以简单与及时达成共识。油条的味道在购买者的嘴里能够很快地尝出，如果他觉得不满意，那么就不会再去购买。街上的水果走贩当然极有可能短斤少两，但购买者一般会自认晦气，时间长了，他们就趋向于不再向这些流动的摊点购买。但总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这样的临时购买行为，包括廉价、方便、急需、喜欢、没有其他人提供相应服务等。一次偶然的被骗并不足以使个体产生强烈追究的意愿，他们通常自我安慰，息事宁人，发誓下次不再购买之类。但是这类的摊贩依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天顽强地生存着。本质上这样的生存方式是城市里相对的底层的谋生手段，他们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如年龄、技术、能力、资源等，无法融入社会评价相对较高的合作体系，以谋得相对体面的收入来源，但是同时又必须保证基本的收入才能维持起码的生存，于是只好这样为社会提供简易服务以求得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他们虽然也为共同体默默地作出了贡献，但是却被视为一种对于城市的市容起到破坏作用的群体而受到排挤。那些城市管理人员的日常工作就是驱赶这样的群体，诸多社会恶劣事件与城市管理人员与流动小贩的冲突相关，甚至产生严重的社会事件，这是我们可以从互联网上经常看到的事实。
文明程度随着合作效率的提高而提高，今天我们与西方世界的差距是全方位的，那些显性的技术与科技方面的距离令我们印象深刻，但是合作的低效却并不为多数的国人所认知。更进一步探索，我们会发现高效合作体系里的个体的幸福感受更加强烈，社会宽容精神更加普遍，这样的感性认知更不为我们的共同体所体认。这样的一种只有身临其境才会得到的感性知识，常常使我们忽略了西方文明深度合作的内隐优势。这从我们城市管理部门对他们的管理对象——大量的在城市边缘谋求简易生存的流动小摊贩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度里的个体如何可以通过对生存于同一片土壤里的其他个体进行粗暴的管理方式来求得自身职业的稳固的。如何对待那些在社会底层谋求卑微生存的庞大的个体，是一个共同体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判断一个共同体是否具备真正的内在文明，需要省察的并不是他们是否有能力让飞机飞上太空，也不是他们能不能生产原子弹这样的具有强大威力的杀伤性武器——而是——他们能不能友善地对待这个文明体里处于相对社会低层的群体。
一个年迈的老人拎着一个简易的塑料袋，从垃圾桶里拣出一个饮料瓶，将它送到废品回收站，以使资源得到回收利用，他因此得到一点微薄的收入，维持自己基本的生存，他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对于现代社会里只掌握简易生存技术的个体来说，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利用这一卑微的技能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从事古老的串街走巷的职业。虽然现代城市需要整洁与卫生，但是这些个体对城市卫生破坏的负面影响比起他们融入社会位置并利用自己简易技术服务他人来求得基本生存资源来说，是天平上微不足道的一方，并且容许这样的谋生手段的存在与保持城市环境卫生并不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事情。在城市卫生方面稍微增加资源与就业的投入就可以有效地达到这样的目的，而这样的投入是社会理性地向这一个走贩阶层倾斜资源的合理方式，因为这一个阶层从业所得到的微薄利润事实上很难承受哪怕是一点点卫生费的额外成本了。另外，善意地向他们提醒，让他们明白他们身处的环境同时也与他们自身生活的质量相关，要求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尽到注意环境卫生的责任，是这一个阶层同样乐于听从的，我就曾见到一个贩卖甘蔗的摊贩，在为客户去皮的过程中将那些垃圾全部用一个编织袋装好，当他离开时地面依然保持干净整洁。
从社会管理层面与社会资源引导方向而言，大量低技能个体的存在将严重阻碍这个文明体合作效率的提高。而教育是有效改变这样局面的重要手段。随着合作深度的加剧，社会对个体的知识技能的要求同时大大提高，对于教育资源的倾斜将有效地满足这种新的社会要求，这当然是一个大课题，需要进行系统考察。但是每一个社会必定存在相当数量的低技能群体，他们处于层级相对较低的阶层，收入微薄，勉强维持生存。尤其是转型中的中国，这样庞大的低技能群体，事实上是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当他们需要进入学校深造的时候，他们被鼓励上山下乡。当他们需要从工作岗位上平静地走过自己的人生道路时，他们被动员为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做出牺牲。当然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安置这一批人员，使他们能够及时融入社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整个社会并没有因为这一个庞大的群体的再就业而产生明显的动荡。这对于变型中的社会而言，其实是一件幸事。我们的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忍耐力的民族，他们从来不能指望可以从政府得到帮助，即使这个政府可能肩负着社会公平与财富再分配的重任，但是离散的社会个体艰难的生存的信息从来没有有效的渠道向社会更高的阶层传递，这样信息的缺位当然导致社会救济行为的缺失，当然导致这样的后果产生的社会原因在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行为很少受到适当的社会监督。当然我们必须从更深的层面去理解这样的社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