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的社会自愿机制所构成的合作其实依然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弊端，即使这种合作的整个效果是对社会有利的。在此我们暂时忽略那种负向的社会合作机制，这样的社会合作同样肇基于自愿的基础，而这样的自愿机制是任何文明体进行打击的对象，只是打击的社会手段存在差异，同时导致这种打击的后果的不同而已。我们这里主要将目光投入生产企业这样的合作体，任由其广泛的社会自愿而组成，其可能的社会后果会如何呢？社会应该如何介入这样的合作？这种力量的介入可不可以实现我们希望的社会公平？并且这种公平的实现不会对社会效率提高的激励机制产生戕害？
在马克思的时代见证了大量的社会不公平的事实，无数的工人超长的工作时间，极低的生活待遇，极恶劣的工作环境，极微薄的生活收入。马克思本人对此有过生动的评价：资本主义的发展，每一个毛孔都流着工人的血汗。大意如此，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转型，这样的转型时期里人类并没有现成的规则来对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型人类合作方式进行实践，只有不断的创生全新的合作模式，现代工厂与公司都在那样的时代创生出来，其基本的社会基础就是自愿的合作。特别在英国，大量的失地农民不断地涌入城市，成为流浪者、小偷、抢劫犯……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失地农民不得不屈身于这种新型工厂，在一种自由受到全面限制的条件下谋求最低等的生存。现代工厂的劳动方式不同于农民惯常的劳动习惯，也不同于作坊的生产习惯，因为农业生产与作坊工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度，虽然季节与客户的要求会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但是弹性程度要比工厂高得多。工厂的工作是一种严格的时间管制，并且最初的时间超长，几乎将工人们除了睡眠与饮食之外的时间全部挤占。但是工人们不得不忍受，因为大量的失地农民涌进了城里，对有限的就业岗位形成了强大的竞争，资方是优势方，具有谈判的决定性权力，要想保住这个可怜的饭碗就必须接受资方的条件，包括超长的工作时间，恶劣的工作环境，微薄的工资水准，在这样的时候，生存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涌进城市的阶层的第一位的因素。这最早的一批工人的血淋淋的事实被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了，在这样的社会事实的基础上他对这种工人与资本家的合作关系的性质忽略了，而把二者之间财富分配的不对等与不公平的情形扩大了，或者视之为一种主要的社会关系，并且他错误地以为资本家的所有作用是仅仅提供生产资料而已。
也许我们尝试理解人类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是必要的，这种对整个社会演变的深层的人类合作原理建立深刻理解，有助于我们对人类文明整体合作模式的进步方向建立理性的理解。人类文明体要努力超脱那种动物式的生存，本质上就必须让文明体里的个体不能仅仅局限于一种活着的状态。所谓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但是人类数千年的演变，其实一直离那种可怜的动物式的生存的距离并没有拉远，一旦社会灾难发生，人类就会发现，勉强的生存就立即成了文明体的当务之急。匮乏一直是古典文明时代的主要社会特征。中国文明的现实尤其明显。所以我们有民以食为天这样的古老谚语。这其实说明了一个尴尬的社会现实，我们的超脱最基本的生存状态的历史是短暂的，而这种短暂的时代是由西方以工业革命为肇始的技术改革所带来的惊人变化。现代文明使人类合作体开始远离了匮乏的恐惧，我们迈入了一种新型的丰裕时代。但是在匮乏进入丰裕之前，二种文明的转型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被西方的思想家们敏锐的观察到了，并且对这种人类伟大的转型的阵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省察，留下了无数宝贵的文献，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理念为这种文明转型的痛苦进行了集大成的描述，而这种整个文明演变过程的合理性知识探索过程，却并没有被这个理想主义的思想者所充分地关注，他开出了一个让人类相互仇视的药方，而对人类转型过程中居功至伟的新型合作事实的探索者——资本家这一个对变化世界进行努力适应与新型知识进行艰难摸索的庞大群体，作出了道德上整体邪恶的错位评价，这对于一个立志改变人类不公平现实的思想者，其实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这里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类新知识产生以及这种新知识为人类福祉而发生作用时社会可能承受的变化的代价进行一种理性的思考，通过这种思考来理解人类的实践能力与相应的社会变化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阶层的获益与受损的情形，而这样的情形之下，社会应该如何介入这种变化的世界，并且努力保证新知识对人类的益处得到有效应用，而受到损失的阶层如何重新在社会的帮助下进行自我调整以重新融入合作体系，实现个体的知识转型。这是一个艰难的思维探索，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思想者们普遍没有这样的认知视角，他们简单地将社会庞大自愿合作过程中不同个体的不同知识优势所导致的议价能力的差异所产生的社会财富流向的不平等归咎于资本家阶层的贪婪与道德堕落，本质上是一种认知错位，是对于人性在社会谋求自身利益时自觉地与制度互动以追求最大个人收益的激励视为邪恶，而这正是人类社会个体行为的最普遍的模式，这种模式将随着制度的演变而演变。所以这种外显的财富流向的不平等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层面的激励机制抽引发的广泛的社会个体的自觉行为，在制度层面的演变完成以前，对个体的道德指控显然是有失公正的，也是思想者偏激之处。
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的前提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创新。那是一个真正的群星璀璨的时代，是人类知识的井喷时代，是思想家的黄金时代，是人类的梦幻般的时代，比起古典文明的轴心时代而言，这样的时代更有质感，更令人震奋，更令人激情澎湃。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如果更向上追溯，也许要将目光投向更远的现代大学的肇始，英国大宪章的产生以及罗马法律的重生……从思想层面，权力边界界定层面，社会组织层面，知识创新层面，宇宙与自然认知层面，世俗生活追求层面，社会公平重新审定层面，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层面……西方社会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而其中最重要的核心是怀疑精神的喷薄而出。怀疑精神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它对一切的人类权威说不，对一切的人类知识说不，对一切的人类经验说不，对一切的人类观念说不……在无数卓越的知识分子的不懈的追求之下，在广泛的破与立的过程之中，人类的一切知识体系——包括占核心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知识体系，都受到了理性的挑战，这种挑战为从根本上重溯人类全新的认知世界的体系建立了理性的探索路径，人类将理性的视角纳入了对世俗与精神生活的一切层面，对于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恰当的行为方式的边界进行广泛的思维探索，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进行了广泛的探索……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类探索过程，这样的过程产生了惊人的成就，现代文明在这样广泛的思维探索过程中艰难的破茧而出。
对于现代文明的诞生，我这里仅提供一个框架式的理解，更具体的演变过程期也许我以后有时间会仔细梳理。今天我更想谈的时这样的知识大演变的过程中，人类全新的合作体是如何在一种人性的内生的力量的引导下从混乱走向有序的，这过程中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历程，承受了怎样的历史成本，得到了怎样的历史教训？也许我的思维同样的粗放式的，但这样的宏大思维本质上是对人类大规模合作体系构建的一种内在的力量的理解，是一种制度与人性内在激励的互动导致的显性外在后果的一个抽象过程，这里必须对人性有深刻的体认，对制度所导致的人的行为的某种必然的趋势有一种准确的认知。这是对人类文明进行思考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不能从外显的社会后果里读出制度与人性互动的深层原因，我就很难认可思想者会得到人类文明演变的真正原因，更加不能相信思想者开出的社会改选的药方是一种可以付诸实践的有效手段。即使这种社会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良好结果，最大的可能还是统计数据的一种选择性自证，当然我也并不排除人类社会实践里大量存在的那种在错误的认知指导下的行为会产生某种合理的后果，毕竟人类社会实践时的行为选择的可能性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选择即使没有得到对人性准确认知的知识的指引，也可能存在一种错进错出的行为方式刚好符合人性力量的方向，从而得到一种理性的社会结果。这样的行为是值得人类庆幸的，虽然人类不会总有这么幸运。更多的时候，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不知道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人类在错误中前进的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