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总体趋势是，某种资源的社会需求与其相应的生产量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当一种需求的社会满足还没有达到时，社会会继续生产这种资源直到这种需求与社会生产这种资源所需要的成本在供求价格上达成一种动态平衡，资源生产与社会需求也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社会在当时生产水平之上达到满足需求的相应人力配置与资源配置的标准，这种资源的供给暂时达到相应的水平，继续涌进以满足此种需求的资源将因为社会供应的过量而无法实现有效销售，从而使资源面对市场压力而达成一种动态退出机制，社会在一定生产水平上达成一种各种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理想的过程是没有强力介入的、社会资源自动在需求与供给保持一种平衡的基础之上达成的，个体对资源的需求是在一种自愿的基础之上自由选择的，这种选择基于个体收入水平、个体愿望强烈程度的排序等复杂因素决定的。而资源的供给则是在广泛的竞争的基础之上，拥有某种资源供给的生产技术与资源的个体对于这种生产的获得能力的不同判断而选择进入的，获得能力的判断是资源进入的重要筹码，因为每一种资源的生产知识都只为社会一部分人所掌握，有些资源——如谷物等需求最基本也最广泛的资源——的生产技术掌握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技术，为绝大部分的社会个体所掌握，尤其是当一个文明体从匮乏时代转型时，但同样也不会是所有人掌握的技术。
人类总是努力满足自己的需求，无论是刚性的需求，还是柔性的需求，这种个体追求需求的满足，并且不懈地追求更多需求的满足，在匮乏时代成为一种强大社会压力，因为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对这样的个体欲望的膨胀是没有能力满足的，这样有限的社会资源就会因为生活在其中的个体之间的争夺而产生强烈的文化冲突。虽然广泛的自愿交换是人类资源配置的基础，但这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使自愿的程度逐渐增加的，早期人类文明体资源配置存在大量的强制情形：即诸多的社会需求的满足并不是通过社会自愿交换的机制来实现资源配置的，而是通过一种强制力来征集资源，然后社会需求也通过集中配置资源来满足。如公共安全的保障、社会管理的实现、社会冲突的解决机制、个体行为规则体系的演变等，这些保障文明体整体有序与高效运作的需求主要通过集中社会资源、通过一定的规则体系安排相应的社会人力资源进入以满足。这种资源的集中使用需要使用强力，因为公共需求虽然为整个社会文明体所必须，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却似乎并不是一种必然的需求，也不会有激励努力向这种社会公共秩序的运行提供更多的资源，并且他们对这样需求的满足所需要的资源的恰当的数量也没有概念，因为这种资源集中与分配方法里并没有他们的发言权，在很多的情形下，他们甚至发现这些资源的集中机构不仅不能保证公共秩序的有效运转，恰恰相反，他们利用这样的资源征集与配置权力来广泛牟取小群体的私有利益，使社会公平显著倾斜，因此也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广泛的文化冲突的产生。这是古典文明时代常见的社会情形。保证社会公平、秩序、安全以及社会合作高效的利益分配格局的公共资源配置的低效是古典文明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样的群体在匮乏时代常常是骄奢淫逸，生活放荡不羁，令人侧目而视。当然古典时代的知识分子并不能认知到这种错位的文化现象其实是社会管理制度的授权不当所导致的，他们将这种现象归咎为人性的贪婪，并且努力进行道德的说教以试图使管理阶层产生一种广泛的自律，当然也努力拓开个体的精神追求空间，在物质与精神追求二种不同的社会需求面前，社会文化解决方案是对精神追求的价值排序处于无可质疑的高端，而对纯粹物质层面的追求降格为动物层面的简单欲求。这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过度的物质追求者产生一种价值负向评价的广泛社会压力，从而降低对这种物质的需求强度与广度。当然这样的社会文化解决方案仅仅从个体自觉的层面入手，并没有触及社会管理层面对于管理阶层授权的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而且追求物质享受的个体压力渐渐地演变成一种广泛的社会群体压力，即拥有大量社会剩余资源的个体群体自觉地结合在一起，彼此攀比，这激发了个体内心的竞争欲望，从而使铺张浪费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与个体社会认同的外显表征。
在对社会价值层面的认知中，我们必须同样建立这样的视角，虽然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似乎是公共资源，但是不同的个体对于行为的价值判断依然受制于个体自身的知识背景，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社会现实。即个体的欲望强度与个体的资源丰裕度、知识深度以及相应的社会地位高低、比自己地位较高的群体的广泛行为方式等诸多的公共知识背景与社会即时信息背景息息相关。对于某种享乐行为，不同的个体会产生不同的评价，并且因为这种评价而产生不同的对这种行为的追求与拒绝。这时大家会发现，一种对精神追求置于物质与简单欲望满足之上的价值判断，需要个体有对信仰与精神生活的幸福体验为前提，而这样的体验与前提同样需要个体对构建人类信仰体系与精神生活体系的复杂知识有了解，而这种了解是通过大量的阅读与不懈的资源投入才能获得的，这样的人群在整个文明体里属于凤毛麟角，虽然这样的群体一般在文明体里处于社会地位的相对高层，许多人非常在乎这些人对自己的行为的价值判断，但在信息传播低效的时代，这样的人注定只有有限的影响力，而绝大部分人对欲望满足的判断是简单的，即别人如何做，我即如何做，尤其是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个体的行为对他的激励十分明显，即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样的激励与人性深处的竞争因素有关，与文明体里体现个体身份与地位的外显的行为方式有关。凡勃伦《有闲阶级论》里对这种个体的炫耀性消费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个体在文明体里的位置需要不断的某些信息的传递以加强大家的认同，而这些信息传递的最容易的渠道是通过让人羡慕的外显行为，让众多的个体通过口碑的传唱来达到这样的效果。在这样的广泛的炫耀式行为里，个体的自尊心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个体的社会地位得到某种程度的强化，个体的欲望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当然，这些实行炫耀消费的个体，同样是那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淡薄而对具体的感性的物质欲望的满足更有激励的。
人类的社会实践常常面临许多尴尬的情形，即人类的诸多良好愿望常常不能得到实践层面的推广，而文化期待禁止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禁而不止。就象这样的文化价值排序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常常令思想者困惑不止。从他们的知识背景出发，似乎精神追求是一种高雅而适意的生活方式，是个体幸福的无穷无尽的源泉，但是为什么芸芸众生就是那样沉溺于世俗的生活享乐之中不能自拔呢？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尤其是某些世俗的享受，明明是短暂的，甚至还面临着享乐过后的懊恼与失落，如赌博与吸毒等广泛的社会问题，但偏偏有大量的个体不懈地追求。一切人类文明体在努力建构过程中都会产生一种高贵的追求，这种追求将拔高人的存在的价值，并且对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精神升华赋予极高的文化判断。但是面对世俗生活里那些简单的欲望，人类个体常常是无法抑制这种冲动的追求，并且似乎永远也无法厌足。这是一种怎样深刻的人性呢？如何理解人类的文化解决方案在这样的世俗人性欲望面前的全面退却与失败？这是一个摆在思想者面前的千年难题。
人类文明体早期这种将世俗享乐的价值与精神追求的价值人为地对立起来，并且将精神追求理所当然地置于价值的高端，其实有其匮乏时代努力避免资源争夺的社会冲突发生的良好用心。但是在真正的社会实践层面的效果是不理想的，甚至这样的价值排序加剧了社会合作体的文化冲突。文明体努力期待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自我完善，而这种完善是通过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而达成的，中国文明体甚至还将这种道体的追求与进一步的道体实践以期让整个文明体实现一种天下大同的幸福状态作为读书人的最高追求。其实现实生活中从来就不曾有过大同的社会实践，大同社会更多的是出自于追求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对理想社会应有情形的幻想。但偏偏是这样的幻想让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充满实践的狂热，并且努力持续不懈地去追求这样的社会现实，当然一种永远也不能实现的梦想，可以理所当然地充当我们知识分子代代传承的理性资源，持续不断地把社会现实与这种理想形态进行思维的PK，这样就保证了知识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持续努力的动力源泉——谁也认知不到这是一种永远也不可能实践更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社会理想——这也保证了我们知识阶层高贵的社会责任感不至于被社会实践所证明是一场镜花水月，而是人类理性里永远矗立的一种精神境界。如果我们的知识阶层总是纯粹从思维推理层面去认知社会，而拒绝对广泛社会实践的显性结果进行反照，并且对个体行为限制的道德观念视为天经地义不可调整的绝对文化判断，那么社会改革与进步永远就不可能从他们的知识体系里破茧而出。他们就只能沦落为现实生活的持续的悲叹者和对人性堕落的永恒的诅咒者，当然也可能成为一个洁身自好、坚持自我操守的个体道德生活的践履者与精神上的完美升华的幸福生活的拥有者。但是这种孤立的个体现象无法从整体社会生活中产生良好的激励，甚至成为无数世俗人士所嘲笑的对象——这就是一个普遍追求世俗生活的世界里，个别精神生活的追求者所面临的必然命运，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现代文明致力于对人类制度的调整来达成社会高效的合作体系，虽然保留了对精神生活价值高端这样的文化评价机制，但把对价值判断的选择机制赋予了个体自身，并且努力产生一种宽容文化让历史传承的这种对世俗价值的个体选择的道德压力减少到最低，这种适度的包容保证了世俗生活价值得到了恰当的维护，保证绝大部分个体对于文化多元追求的道德合理性，从而让人类的价值体系进入一个多元的混成的复杂的网状结构里，保证不同个体因为不同的生命体验、不同的情感需求、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文化氛围、不同的历史传承、不同的资源拥有……这样复杂的背景差异面前的个体不同的文化价值判断与选择的最大的自由与追求……这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核心表征，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的特征，也是保证生活在文明体里的个体能够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与福祉的制度与文化层面的社会建构。努力理解这样的制度与文化机制与古典时代的差异，就是理解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