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考察一下整个企业这样的合作体系构建过程中相应的责权利的对应性。作为投资人的股东在整个合作体系构建过程中具有支配性的作用。首先合作场地的购买或租赁是由投资人决定的，并且所需资金也由他们支付。合作所需要的厂房、设备、相关辅助设施的购置，同样由投资人购买或租赁。所有进入工厂的工作人员与相应工作岗位的安排，同样由投资人决定，当然也有可能由投资人授权的工厂管理阶层来决定，但工厂的管理阶层的相关决定是由投资人的授权，并且需要受到投资人的监督，所以本质上还是投资人拥有终极权力。虽然投资人拥有这样的对工厂的控制权，但在工厂所得到的回报的分配过程中，并不拥有优先的权利，而是工厂的员工率先得到他们工作的收入，同时国家税收也必须优先支付，在此之后投资方才拥有剩余的收益。如果企业的收入无法抵偿相关的付出，工厂里工作的员工并不需要承担这样的损失，国家的相关税收也必须照纳不误，唯一承担损失的人就是投资方。如果工人的工资得不到发放，工人本身会向投资方提出要求，政府相关管理人员也会向企业股东施加压力，企业在将相关工人薪酬支付以前将不能得到工厂的收益。但是如果企业股东因为经营不善而得不到投资回报，甚至无法收回投资成本，则是正常的投资风险，企业倒闭在现代社会并不是罕见的现象，而是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社会现实，尤其在经济危机时期，企业倒闭的风潮可以说此起彼落，大家见怪不怪了。
企业的投资者承担企业的投资风险，当企业投资失败处于亏损状态时，工人将获得他们正常的工资收入而不管企业的经营状态是否亏损。并且企业同样承担企业产品向社会销售时由于质量问题导致的消费者的损失，即使这些产品的生产是由于生产过程中工人们违反企业规定而导致的质量不过关。企业虽然可以向工人追溯其相应失误造成的损失，但常常只能在工人有限的责任承担能力上得到与其相应损失不相匹配的微小补偿。即企业必须同时为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质量承担连担责任。企业同样必须为其产品的专业安装等上门服务过程中造成的顾客损失承担责任，即使这些损失发生的原因是企业安排的上门服务人员的工作失误造成的。总之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将承担其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在使用、安装和服务过程中与企业产品质量以及企业自身员工工作失误所造成的责任，这是企业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责任所在。这样的责任文化观念源于企业本身对于其产品服务具有信息优势，可以尽到最小的社会成本来弥补上述缺陷，同时企业的收入本身来自于其产品为社会所提供的服务，而这样的服务过程中由于企业产品的责任自然必须归企业来承担。
企业不可能推御这样的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同时还有更深的社会责任需要承担，即努力追求技术创新与合作方式创新以降低产品的社会资源消耗，让企业所提供的社会需求成本维持在最低水平，这样每一个企业如果都在最低的成本上运作，企业所消耗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自然就最低，社会满足某种需求的效率当然相应提高。但是社会维持这样的人力与物力资源消耗最低的高效合作体系，是通过向社会提供同样的产品与服务的不同企业的广泛与自由的竞争来实现的，这也是企业在组织社会合作体系时感到的巨大压力所在，即竞争导致企业存续的风险。这是一种源自人性的深刻的机制，个体在向社会提供服务时努力追求自身的服务得到的社会回报的最大化，这样的个体行为机制同样适合于企业的行为方式，即企业在向社会提供产品服务时，以企业股东与工人为一体的小合作体，有动力努力使自身的合作体系从更大的社会共同体里得到更多的资源回报。这时候工人与投资人本质上就成为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只有从整个社会的资源里得到更多的回报，这一个小合作体里个人的收益才会相应提高，所以这个合作体具有强大的激励动机提高产品的价格，以期获得更多的社会收益。而不仅仅是获得一般的投资回报。因为企业与社会进行资源交换的机制是通过自愿的交易进行的，而交易的进行方式是由企业制定产品价格，而由社会其他个体进行自由购买。这样的机制是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构成的一种高效的资源交换解决方案，是长期的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社会内生的一种社会资源高效与公平配置的有效手段。因为价格信息的最有力的见证者是生产者。非生产者由于无法对企业广泛的合作体系里不同物力与人力资源的具体价值产生认知，也无法对社会不同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欲望产生认知，所以期待这样的个体对企业产品的有效定价本质上是一种苛求。因为他们对生产和消费双方的信息都不能准确把握。也许我们必须对于人类定价机制进行详细考察，因为这是一种核心的人类活动模式，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国家对价格的严格控制，企业本身并不具备对于其自身产品价格的定价权，但这样的定价机制扼杀了企业的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大部分企业长期亏损经营，因为当企业无法从产品获得高收入时，他们就只能希望通过获得更多的资源投入来增加本合作体的整体收益。因为计划经济的特征是所有的资源都是根据计划来配置的。计划经济的相关激励模式我们需要单独省察。
我们继续考察企业自主定价时企业与社会互动时的价格形成机制。对于企业自身来说，如果他是一个只此一家的垄断企业，那么他最初有动力定最高的价格。这种价格将排斥大量的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企业会发现自己产品虽然价格高企，但消费者寥寥，于是他尝试降价，这样会发现虽然产品价格有所降低，但购买者显著增加，这样企业利润同时提高很快，这样的降低增加利润的激励导致企业进一步降价，以期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因为价格高低并不是企业必然的愿望，利润多少才是企业核心的激励。如果通过降价行为可以产生大量的购买者并由此拉升利润空间，企业就会有降价的激励，但是降价不会是无休止的，当进一步降价不能导致利润的进一步上升时，企业的降价空间就不再存在，于是在企业与社会大量的消费者的互动过程中，垄断企业确定了他产品在市场的适当价格。
当然这是垄断企业，消费者没有选择，所以企业价格会相对较高，并与其最高利润水平保持一致。如果同样的产品，由二个企业进行生产，价格同样由垄断企业定价的方式进行，即保持二个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为前提，这样的产品价格与一家垄断的价格将没有区别。但同样最大化的利润，其花落谁家将有区别，如果消费者在二家之间各消费一半的产品，那么他们将分享市场利润，当然这样的情形将很难发生，并且二个企业由于都有定价权，他们将有激励进一步降价以分享对方拥有的市场份额，这样的竞争行为是市场里所常见的，也是竞争情形存在时企业正常的行为方式，通过进一步的降价来挤压对手的生存空间，以使自己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与最高的利润空间。而占有市场份额的主要手段当然是降价。竞争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企业之间相互的价格战。竞争从整体效果来看是挤压了这个行业在满足社会需求时所需要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同时使更大的社会群体能有机会享受这个行业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保证这个行业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资源配置处于社会相应知识与合作水平的最优位置，使社会合作体系保持高效与活力。因为竞争的存在将激励企业努力挖掘自身潜力，降低相应的资源合作与人力配置成本，使提供的社会服务在更小的投入下得到更多与更优的产出，社会合作效率因此得到极大提高。同时这种竞争的存在，迫使企业对自身合作体系的合作方式、资源投入、技术开发、营销渠道等多个环节进行深入的探索，力求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或者开发出更加含有技术含量的新产品，以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胜利者，这样的激励将使知识得到有效的拓展，社会进步的引檠得以持续地发动，从而保证文明体持续的生机与活力。
广泛的社会竞争，尤其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使社会活力得到持续的激发，只有保持一种竞争的态势，企业才会努力在科研、管理与内部激励机制方面增加投入，进行广泛的研究与探索，从而使得知识创新的引檠不至于息灭，新知识产生的空间得到有效的拓展，这是社会进步持续不断的动力源泉，是良性竞争所导致的必然社会结果。如果说今日的人类文明主要源自知识的创新的话，那么社会不同企业之间的这种竞争激励机制就是知识创新的引檠，是一种保证社会进步的源源不绝的动力。
当然导致这种企业之间竞争的有效机制是企业之间的定价权力。这种将定价权力赋予企业自身的社会机制，本质上是通过价格这样的信息，使企业获得准确的社会反馈，保证企业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和迅速应对市场反馈的对价格的调整能力。而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是企业准确地利润信息，而利润恰恰是企业这一个合作群体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种群体行为的集合，这种集合的信息只为企业所侦知，企业据此而调整自己产品的价格信息，从而与广泛的社会个体实现即时互动。而社会个体通过对企业产品价格信息选择是或不的方式，与企业完成一种广义的博弈，从而使无数无形的个体存在与企业的显性力量完成交锋，最终确定企业产品的市场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