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的分类方法是深远地影响国人思想的认知范式，是国人普遍的对立思维的最初源头！阴阳并不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一种维度，而是当我们用复杂的维度来将世界纳入秩序的范畴时，将某一维度里的事物性质显著不同的特征进行阴阳二极的划分，从而使事物的这种维度间显著不同的特征在认知上得到强调，这种显著的强调容易使信息的接受者把事物在这一维度内所存在的显性的外在差异视为事物最重要的区别，从而事物其他重要的信息在判断者的视野里容易被忽略，对事物的认知因此常常在一种逻辑缺失的情境下进行感性的演绎，从而形成一种错位的判断……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是老子道德经里的话，将事物在人的认知维度里与人的某种隐含自然与社会秩序相关联的似乎对立的二极进行揭示，本质而言，是一种范畴分类的界定技术，但是国人将之理解为事物普遍的对立与统一规律，这样的错位其实模糊了我们对事物的真正认知。将事物分类以纳入认知的秩序领域错认为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本质，是我们无法真正建构对自然与社会广泛知识大厦的认知路径上的迷失。而我们哲学层面上对人类知识构成进行思维与实践路径上反思的缺失，使这种错位的认知到今天还被许多在传统视域里的学者所牢牢固守，无法从更高的认知范畴层面有效地省察并觉醒……
这种对立二极的事物划分本质是阴阳二种事物范畴的分类技术所顺带而来的自然结果。易在中国被视为群经之首，经典里的经典，其实整个易经建构的是一种对人类社会的解释技术，是一种通过语言的模糊关联对事后结果进行文字游戏的演绎技术而已……
这种中国思维里最重要的思维技术必须被昭示出来：关联技术。国人相信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但这样的信念虽然存在，这个世界如何建立普遍联系却并不明晰：中国没有产生牛顿万有引力这样的建构世界普遍联系的经典观念。相反他们一般通过现实演绎的物理层面的事实与抽象的形而上道理建立一种感性的关联。中国的成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这样的技术建构的：比方说，刻舟求剑，通过一个虚拟的寓言故事生动地隐喻那些固守教条不知变通的人。当然这是汉语言的一大特色，但是隐含其中的思维范式本质上是一种强烈的关联技术的鲜活运用。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在非议成语这样有着独特优点的的语言建构技术，而是试图通过这种成语的建构来理解关联在中国语言里根深蒂固的存在，而这种普遍为国人所运用的成语潜移默化地将这种关联的技术植于所有在这样语境下阅读的知识分子心田，成为一种普遍而自觉运用的技术。当然我们的关联的思维技术绝不仅仅用于成语，而是在日常生活与哲学思维里几乎无所不在。
用关联技术来建构语言的时候，这种语言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但当这种关联技术进行对于生活与社会事实进行解释的时候，我们的认知与行为将进入某种误区，进一步的演绎将会使我们无法对自然与社会实践的本质面貌形成真正的理解。
在中国的民间，关联的思维技术应用普遍。说一件个人的生活小事。某天与老婆一起去散步，顺便到银行取钱。而到散步的公园时刚好顺路需要经过农行，而工行就要稍微远一点，所以计划在农行取钱。刚出门突然发现手机忘带，于是我开门回家取手机。老婆说，坏了，今天怕取不到钱了。我问，为什么？她说，你不打了空转身么？我不置一笑，当然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出门后再回家一次与这次出门需要办的事情完全是没有关系的，怎么会把需要办事的成败与否与这种偶然的重返建立联系呢？但事实是，那天我们看到农行里人比往常都要多，排着若干的长队，柜员机前也站满了人——如果要坚持，估计不到四十分钟无法取到钱，我们就放弃了。老婆说，我说了取不到钱，这个很准的。我要出去做事时从不打空转身，因为每次打空转身，这事就做不成。后来我们知道了那天刚好是老人的退休金发放日，而农行旁边的一个小区住满了涟钢的退休工人，只要到工资发放的那一天，他们都急不可耐地到银行核对钱数或取款，所以人就会特别多。如果那天我没有打空转身，到银行的时候估计人也不会突然散去，所以那天取不到钱的概率是很大的，这与这个环境有关，而与我们是否出门前有没有重新回家取手机没关系，但老婆就把这二者建构了一种因果关系——非因果的关联事实因其时间上的前后关联性与凑巧性被国人视为有内在联系的因果关系，这在中国是普遍的事实，比方说我们经常在史书上读到的天象示警、祥瑞之类记载。某次到北京旅游，导游在介绍十三陵水库时就提到：一九七六年十三陵水库因为毛的逝世而干枯……关联技术也是我们预测术的基础。比方说风水术就是建立在关联之上的，只要稍微懂一点风水的人就会明白，通过把某地域的外在特征与某种物象建立联系：一般是外表上的相似，这种物象的某一种抽象的性质便被用来对这块地的主人在社会的某种际遇构成因果联系：这是一种实质上的关联技术。所有物象的抽象性质与人在社会际遇的某种机缘被解释者通过关联巧妙建立起某种共性，从而成功解释风水与人的成功的对应关系。
由于某种物象的抽象性质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模糊性，所以解释者通过关联而进行附会的域度是很宽广的，甚至可以随意解释而关联的意义并不受到影响。而个体的人类事务的可能性又是有限的，而成功与否的标志又缺乏绝对的标准——通常这是一种相对的标准，是由被预测者个体的前后景况的对比而产生的，所以预测常常被国人视为很神奇，很准确，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现代社会学把这种现象视为自证预言。我曾经看到过一则民间秩事：三位举人进京赶考，路中经过一所寺庙，听说里面的方丈预测人的前途很灵，就想去问问他们此行功名情况。和尚听到后就伸出一根手指，不肯再说一句话。三人上路而去。小和尚不解，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如果他们中了一个，这就是一个中。中了二个，就是一个不中。中了三个，就是一齐中。三个都不中，就是一个不中。一个指头的物象通过关联的技术理解可以涵盖三人考进士的可能的四种情形，从而保证这个老和尚的预测神话准确地延续……
另一个民间传说也饶有趣味：安禄山梦见自已衣袖很长。他找来一个著名的民间术士解梦。术士说这是吉征，意味着垂衣而治。安禄山很高兴。但安败后唐朝皇帝找到了这个术士要问罪，术士辩解说，当初他是骗安禄山的，实际上他的这个梦不是吉征，因为衣袖太长，明显是出手不利……于是唐朝君臣大悦。这里唯一的物象是安禄山在楚中见到自己的长衣袖，而术士将其成功地关联成二种意象：垂衣而治与出手不利，在关联思维盛行的国土里，这都是智慧的抽象，并且准确地用来应对安禄山未来命运的二种情形：因为安只有成功与失败二种结局。这个术士的神奇同样被延续，安禄山的成功与失败都不妨碍他成为人们眼中的先知神话。 这二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明了国人并不真正探索事物成功与否的真实因果关系，或者人们习惯于从这种看似没有关联的二个事物之间，通过一种巧妙的思维技术建立一种对应，以让自己缺失的信心得到某种程度上的重建。从举人中进士的因果关系看来，这应该与三人的知识与考场的灵机应变建立因果关系，而安禄山的成功与失败的更准确的关系在于二个军事集团的实力与他们在战场上应变的能力……但是国人们热衷于从那些不相关的事物中寻找一种未来的契机。我们看到国人们十分重视数字8——唯一的原因是这个数字的发音与发相近，而发进一步关联成发财、发达等等。近来国人在寺庙烧香络绎不绝，以致于和尚们坐在山上，财从天上来，在南岳山每一年的头香据说需要几百万元——人们相信这会给他们的新年带来滚滚财源，如果他有幸能够烧到头香的话……这一切社会行为的思维基础，都是关联技术的生动应用。关联技术在中国应用之普遍，如果你是有心人，细细地考察一个国人的诸多行为与其隐藏在身后的深层理由，你便会发现，关联技术的应用几乎垄断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无所不在。在人类关联与因果的二种思维技术里，前者大行其道，甚至大量的挤占因果思维的应有领域，但国人并不觉得这是他们的思维有错位的地方。比方说福有福报，善有善报，国人们将之视为因果，而并没有认识到隐藏其中的思维联系其实是关联，比方说有名的三言二拍，有多少善恶得报的故事，全部都是关联技术的应用。这种关联思维的大行其道，自然会大大地挤压国人因果思维技术的培育，因而在我们的国土，理性思维其实是十分稀薄的珍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