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认知与行为的关系是隐含的，但是探索其思维的内在的脉络时便会变得清晰起来。当然认知并不是人的行为选择的唯一指引，另一更为核心的指引是利益走向。利益走向与人的认知能力的双重作用决定了人的行为选择。而利益与认知的复合作用受制于人类的制度设计，这是一种对人类文明进行深度省察所必须观照的重要维度，也是政治层面必须进行努力厘清的认知领域，我将留待未来对政治行为进行考察时再进行阐述。而现在我瞄准的是人类认知层面的知识建构问题。因为这种知识建构所形成的人类知识大厦，并不单纯是对个体行为的指引，更是对一个文明体共识与制度形成的深层省察，决定了一个文明体的组织形式与合作方式，从而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行为选择具备更加深远的社会后果，因为当溯源一个文明体的文化观念的合理性源头之时，常常会止步于此，所以是理解人类文明的最核心的维度。认知的混乱会自然导致行为的混乱，而行为的混乱会进一步导致利益走向的非理性，而这种非理性的利益走向将深度地影响合作体本身的效率，也深度地影响生活在里面的无数个体的现实的生存福祉，并且使合作体里产生频繁的文化冲突，这其实又演变成了一个政治的问题。人类的一切行为与知识建构本质上都是有深度的内在关联的，而如果没有厘清这种关联性，那么我们将会在公共的领域很难达成共识，无法达成共识的公共领域事实上将仅仅沦陷为复杂利益的博弈场所，从而实质性地消解悼对文明体进步有重大影响的公共平台的作用。我们长久的现实就是在这种混乱的公共平台里演绎的——从原则上而言，每个人都有他利益与合理性诉求的空间，但实际上将演变成强势人物长袖善舞的平台，公共平台被少数威权所垄断，从而无法让合作的理性得到有效的拓展，从而提升整个文明体的整体福祉。
当然这些公共平台的理性又涉及诸多问题，从探索知识的自由度而言，是一个允许个体表达空间的尺度问题，即我们通常所向往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事实上意味着诸多的对事物与社会的不同的维度与不同的利益诉求将得不到言说的空间。而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范式的探索以及更高明认知范式的创生问题，这将实质性地决定一个文明体的创新能力与引领人类文明向更高层级突破的能力问题。而第三个重大问题是涉及到复杂合作体系时对个体生存福祉有关键影响的利益分割过程中，个体与公共利益边界界域的厘清问题，而这种厘清将对于制度设计产生关键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进一步拓展到制度与人的互动时所导致的共同体内部行为方式的选择，从而决定这个文明体里的层级演变的动态性强度与不同层级的责权利的对称性问题，这又是人类政治的一个宏大课题！这些宏大的问题从本质上都首先是一个认知问题。只有首先在认知层面清晰了，那么行为的清晰性才是有脉络可以遵循的。因为人类的行为最终的追溯路径是合理性，而非我们通常所认知的什么多数人的利益。只是人类可能设计出某种程序来对某些行为进行最终的拍板，比方说总统与议员的确定等，使人们误以为是多数人的利益决定了人类的行为方式，这是对民主制度的内涵欠缺了解的缘故。选举是一种人类的制度，是人类有限的理性面临一些复杂的人类问题时，当利益走向是不清晰的，但是人们必须做出决策，才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一种制度性决策，这就如同人们常常认为抓龟也是公平的一样。而一旦任何决策的相关利益人与利益走向以及这种走向的合理性是可以有认知层面的确定性时，人类将毫不犹豫地将合理性的取舍纳入首要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三鹿奶粉事件里，受害人是少数，而三鹿集团是一个有着数十万员工的庞大利益集团，我们不会认为这个庞大集团的利益因此就比这受奶粉毒害的少数人的利益更有正当性。当合理性是可以显然界定的时候，任何多数人如果站在不合理性的一边，他的利益都将在文化观念上被界定为道德上的负向性质，这无关乎人数多寡。所以孟子说，杀一人不义而取天下，不为也。这是人类建构文明的深刻的内隐法则，也是人类理性不懈追求的最高目标。除非人类理性的能力达不到，否则人类将不会放弃这种对合理性的持久的追求！